書體演變是一種複式蟬聯的異化運動，在古體書向今體書演變亦即解構篆體的隸變過程中，隸、草、行、楷從互相包孕、糾纏到逐漸離析獨立，大約曆經近千年。
楷書是獨立較晚的一種書體。當戰國古隸發展到西漢後期出現波磔筆勢，東漢中晚期将之修飾成隸書，包括其草率寫法，或稱草隸、隸草，就洋溢着諸多楷書因素。西漢中期的流沙墜簡，已能見到楷書雛形。東漢桓帝朝的《許安國祠堂題記》《朱書磚》《永壽二年解殃陶瓶》，楷書典型筆畫更是曆曆在目。
東漢長沙五一廣場漢簡（局部）
三國長沙走馬樓吳簡（局部）
東漢許安國祠堂題記（拓本局部）
楷書筆畫的最大特征是出鋒，出鋒比藏鋒、回鋒或雁尾式的收筆要快，并且友善轉換到下一個筆畫，其結果是：左下行者變成了撇；右下行者變成了捺；右行和下行的筆畫需要左連和上連時帶出了鈎。
進而以最短促的行筆路線、最合理的筆順組織、最簡便的筆畫形态，在隸書解散篆書而形成的方塊構架中完成文字書寫。
北魏尉遲造像記
隸書楷化的過程與行草書的演化在不少方面是重合同步的，當草隸不斷簡損隸書筆法而形成楷化筆畫時，楷化筆畫和草隸使轉的結合，一方面促成偏倚隸勢的章草，一方面産生去除隸意憑借使轉的今草，章草與今草的分化，又與身處正草兩極之間的行書一起，推動着楷化筆畫組構楷書結體的程序。
随着楷書自覺意識不斷積累，其本體特征得以增長，以至足以與母體分庭抗禮，一種社會認同的欲求便會滋生出來。
北魏司馬金龍墓漆畫屏風題記（局部）
魏晉以還，經過鐘繇、王羲之等文人趣味的改造，北涼寫經體、北魏洛陽體等民用俗書的普及，楷書成熟形态應運而生，到隋唐趨于規範化，成為取代隸書的新一代正體字。
然而，楷書作為書體概念的真正成立，還必須面對觀念與圖式比對過程中難以避免的“指謂交錯”煩惱。
北魏晖福寺碑（拓本）
造成“指謂交錯”煩惱的原因，首先在于概念與事實磨合對應過程中的籠統囫囵現象。字型和書體是文字的次級形态，不同字書體之間形态學上的分割離異，不僅粘連着價值觀念上的統一共趨性，而且對于書寫與識讀實踐來說，概念和技巧總是呈現一種混沌的互動狀态。
當新字型或新書體栩栩生成的時候，這種混沌互動的特性，使得眼目中的現在樣式仍然去與心目中的既有概念尋求對應，進而容易訛其原本樣式跟現在樣式相同。随着不斷試錯的程序，逐漸解構舊概念而重構新概念，直到新概念擁有足夠的自信和判斷力通行不悖，才會産生名實相符的需求。
其次的原因，則是情境立場的制約。衛桓《四體書勢》雲：“上古王次仲始作楷法。”羊欣《采古來能書人名》雲：“誕字仲将，京兆人，善楷書。”“楷法”“楷書”“真書”這些被我們解讀為現認楷書形态的概念，其實在很長時期都是針對不标準、不正規的“俗書”“草書”“行狎書”而言的。是以其所指大抵是我們現認概念中的隸書，意為标準體、正體字。
反過來，我們概念中的楷書，直到中唐以前仍被稱為隸書。隋代《舍利函銘》是道地的楷書，落款卻為“趙超越隸書謹上”。唐代張懷瓘《六體書論》列大篆、小篆、八分、隸書、行書、草書為六體，其中的“八分”即今所謂隸書，而且是東漢碑刻那種正體化的标準樣态。其中的“隸書”，則是今日所謂的楷書，他在《書斷》中列舉許多擅隸名家，有張芝、鐘繇、鐘會、衛夫人、二王、智永、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等等，正是所指為楷的明證。
中唐以後，社會認同和應用的正體字轉向歐、虞、褚、顔等著名書家範式，楷書、正書、真書就由典範意義的泛稱轉變為字型意義的特稱，至北宋以專稱的方式固定下來。朱文長《續書斷》雲：“乃知漢自有隸書，而今之八分乃漢魏之際增隸而作者也，今之真字乃漢魏之際省隸而作者也。”
确實，八分之名起于漢魏之交，是因為當時日漸楷化的隸書，需要與東漢标準體相切割，以維護自身存在的合法性，于是奉後者谥号為八分。其間道理，跟魏晉後今草日彰而另造章草之名以切割漢代标準草書是一樣的。
當合法存在的楷化隸書進一步楷化到隸意全無，“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機制不複敷用，魏代漢祚遂成現實，楷、正、真這些權重最大的稱謂，由此才為楷書自诩并壟斷。這個“指謂交錯”的曆程，是新書體成功分娩的洗禮和象征，也是舊有書體大家族考驗與接納新書體的習慣動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