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之窗｜這些原來都是書法僞常識

作為最具民族特色的傳統藝術門類之一，書法在當下的中國依然影響甚廣。除卻為數不少的專門從業者，喜好欣賞乃至有意揮毫潑墨者，更是一個無法确切統計的龐大群體。故而從嚴格意義上說，書法并非乏人問津的古老遺産，而是深深嵌入到中國人基因中的獨特文化實踐。

不過，與龐大閱聽人的熱切需求不比對的是，如今飄蕩于講堂會場，遊走于市肆坊巷的各式所謂書法常識、技法、口訣、經驗、心得等，其實充斥着程度不一的失實與錯謬，以緻誤入歧途、虛耗光陰的事例不絕于耳。這既說明了高等書法教育還有許多未盡之力，也反映出書法這一古老的藝術形式有待更準确、更深入的開掘。基于此，倘循着先“破”後“立”的邏輯順序略加厘清，則“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這八個字，仍是确切無疑、曆久彌新的箴言。

疫情之下，山東大學文學院别出心裁組建師生互動小組，六十多名在職教師積極參與，以舉辦主題沙龍的形式，開展多彩活動，纾解學生情緒，反響熱烈。針對上述問題，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山東大學文藝美學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青年教師陳碩，在他帶領的“藝文類聚”小組的第一次活動上，就書法學習中的若幹問題與學生展開了深入交流，特别是“拆”了不少書法僞常識——

書法僞常識橫行“三個凡是”不可取

時下流行的書法僞常識難以一一列舉，其中尤有代表性者，主要有五類，以下稍述其名目，并附辨正。

其一，技法方面。如将筆法等同于“中鋒”加“提按”，将用筆動作集中于筆畫的首尾兩端與轉折處。這類謬解源于作者隻關注到唐代顔真卿、柳公權以來的部分範本，同時受到許多明清論者解讀的誤導，對“中鋒”“提按”采取了絕對化、機械化的解讀。故而忽略了作為一個柔軟圓錐的毛筆所必然具有的“八面出鋒”的實體功能。

其二，工具方面。如堅持必須使用羊毫筆、生宣紙才能練字。考察中國的文具發展史可知，在曆史上的大部分時期，是硬毫筆、無墨暈效果的紙張（或絹帛等絲織物）主導了書寫行為。今人熟知的古代名作如《蘭亭序》，其實與羊毫筆、生宣紙是沒有任何關系的。此二者成為書法創作的主導性工具，大緻是清中後期以來的事情。

其三，書寫實踐方面。如認為隻有寫好唐楷才能再去寫其他字型，以及簡單地把練字時間的長久等同于技藝的深厚。關于前者，需要了解在漢字的發展過程中，草書先于行書成熟，行書先于楷書成熟。這也就意味着，漢魏六朝時期一衆精于行、草的書法家（如“二王”），是不可能先去學習唐楷的技術而後才作行、作草的。關于後者，啟功有一則論書劄記，說理透辟：“所謂工夫，非時間久、數量多之謂也。任筆為字，無理無趣，愈多愈久，謬習成痼。惟落筆總求在法度之中，雖少必準，準中之熟，從心所欲……”

其四，曆史知識方面。如簡單地認為古代文字遺迹都出自書法名家之手，且都值得取法。其實，在大多數曆史時期，并不存在現代意義上的書法家。而數量龐大的古代文字遺迹，也不能一概而論：其中有像《蘭亭序》《九成宮醴泉銘》這樣出自确切的書法名家之手的；也有像《禮器碑》《張猛龍碑》這樣應由彼時的善書者執筆的，隻不過其名未傳；但還有不計其數的字迹制作者（包括書寫者、镌刻者、鑄造者、摹寫者）是下層文人、工匠甚至低識字群體，涉及的字迹包括器物款識、竹簡木牍、敦煌文書、墓志造像、磚瓦陶文等。自然，以上并非都是名家力作，也難都被冠以“書法”之名，進而被學書者不加辨識、毫無政策地取法。

其五，心态方面。集中展現為“三個凡是”：凡是當代“名人”（上過電視、報紙、微網誌、微信、小紅書的）寫的字，都是精妙書法；凡是出版物（包括字帖、作品集、圖錄）上釋出的資訊，都可以依憑；凡是跟着“名人”“大師”學，就能成名成家。這在主觀上是由盲從盲信、追名逐利的心态所緻，但也同如今資訊爆炸、媒介混亂的客觀條件有關。在資訊化水準不斷提高的當下，雖不太會出現舊式無迹可循的“世外高人”，可“流量”與藝術造詣終究不是一回事。

上述五類自然不能覆寫所有書法僞常識，但已能反映出形形色色的妄言謬解的三個共性：簡單明了，易于傳播；脫離範本，違背史實；故弄玄虛，誇誇其談。

“工夫在詩外” 寫字要與讀書同步

倘欲對古老而複雜的書法藝術進行有效的欣賞、臨摹與研究，我們需要一面遵守常識，一面尊重曆史，在可描述、可驗證、可追溯的現代人文學科要求的指引下，力避玄虛膚泛之辭，在以下四個方面，樹立起一些新的思維。

學習書法要與學習傳統文化、閱讀文史典籍同步進行。書法有别于大多數古典藝術門類的一點是，其依托于漢字，在古代始終屬于文人士大夫的必修技能。其審美趣味、價值尺度、技術标準、風格面目等，在曆代文人的日常實踐中得到強勢的塑造，以緻具有一種獨特的文化屬性，此即古時罕有現代意義上的“書法家”“書法作品”的根本原因。今人每謂書法為獨立的藝術門類、發達的學科專業，雖有相當的現實立場，但正如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所言，恢複書法的文化土壤和知識脈絡，才是求索的正途。

要把具體的技術訓練與風格探索放置在書法史的架構之中，窮源溯流，以知識引領書寫。舉個例子，如今學習唐代歐陽詢楷書者衆多，尤集中在《九成宮醴泉銘》一碑上，但所書往往呆滞刻闆，并受到某些時人作法的不良影響。倘學書者具備書法史方面的知識，便可知道，歐楷這類“斜畫緊結”風格的楷書，主要繼承了北朝銘石書的遺緒——北魏《張猛龍碑》、隋《蘇孝慈墓志》等便已然具備了許多“歐體”的風格元素。學書者不妨進行對比觀察與臨摹，以此可以明确“歐體”之中的繼承與創新。此外，在歐陽詢的傳世書迹中，《九成宮醴泉銘》或許并非水準最高者，另如《皇甫誕碑》《化度寺碑》等也極可觀。何況還傳有《夢奠》《張翰》《蔔商》等手劄墨迹（摹本），鋒穎發露，神采奕奕，足堪取法。以此縱、橫相交的書法史架構相核，許多書寫上的問題，其實不難解決。

要有政策地選擇可靠範本作為學習資源。倘是針對初學者，具體而言：學習篆、隸書，應以漢代及以前的範本為主，此外可适當參考清代碑學家如鄧石如、吳熙載、趙之謙的力作；學習楷、行、草書，應以北宋及以前的範本為主；學習篆刻，應先夯實先秦古玺和漢印的基礎。在範本類型的選擇上，要充分重視墨迹的價值，如此可避免碑刻拓片上許多非書寫因素的幹擾，其中如唐摹“二王”尺牍、（傳）隋智永《真草千字文》、（傳）唐顔真卿《告身帖》、“宋四家”尺牍等，都是值得取法的。當然，對于已有相當積累的作者而言，可在名家經典之餘，取資轉化一些其他類型的書迹。

在臨摹等階段的書寫實踐中，既要重視體察法度、養成規矩，又要重視對觀察力、好奇心與想象力的培養。對于很多青銅器銘文和石刻文字，由于原始的書寫形态已難推斷，拓片上的文字形态又十分斑駁多變，這時便很難進行恢複性的臨摹，而是要在多元性、自主性的表現上多些用力。而對于很多墨迹和镌刻精妙的碑刻文字，尤不可被充斥着種種僞常識的規律、總結、竅門所束縛。甚至可以說，越是以法度森嚴著稱的範本（如“二王”行、草書，唐楷），我們越是要用各種手段，發現和把握其生動、豐富、變化處。

進入二十世紀以來，書法藝術的發展生态發生了相當的改易。随着毛筆等工具退出實用領域，知識精英也不再以書法作為必備技能，書法遂不可避免地朝着“純藝術”的方向發展。身處當下的我們，倘欲對書法形成深入的了解，并進行有效的實踐，應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為思想依托，回溯傳統，深入範本，自覺摒棄種種僞常識，如此自能穿透古今之隔，取得如願的收獲。（大衆日報用戶端記者 朱子钰 李夢馨 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