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体演变是一种复式蝉联的异化运动，在古体书向今体书演变亦即解构篆体的隶变过程中，隶、草、行、楷从相互包孕、纠缠到逐步离析独立，大约历经近千年。
楷书是独立较晚的一种书体。当战国古隶发展到西汉后期出现波磔笔势，东汉中晚期将之修饰成隶书，包括其草率写法，或称草隶、隶草，就洋溢着诸多楷书因素。西汉中期的流沙坠简，已能见到楷书雏形。东汉桓帝朝的《许安国祠堂题记》《朱书砖》《永寿二年解殃陶瓶》，楷书典型笔画更是历历在目。
东汉长沙五一广场汉简（局部）
三国长沙走马楼吴简（局部）
东汉许安国祠堂题记（拓本局部）
楷书笔画的最大特征是出锋，出锋比藏锋、回锋或雁尾式的收笔要快，并且方便转换到下一个笔画，其结果是：左下行者变成了撇；右下行者变成了捺；右行和下行的笔画需要左连和上连时带出了钩。
从而以最短促的行笔路线、最合理的笔顺组织、最简便的笔画形态，在隶书解散篆书而形成的方块构架中完成文字书写。
北魏尉迟造像记
隶书楷化的过程与行草书的演化在不少方面是重合同步的，当草隶不断简损隶书笔法而形成楷化笔画时，楷化笔画和草隶使转的结合，一方面促成偏倚隶势的章草，一方面产生去除隶意凭借使转的今草，章草与今草的分化，又与身处正草两极之间的行书一起，推动着楷化笔画组构楷书结体的进程。
随着楷书自觉意识不断积累，其本体特征得以增长，以至足以与母体分庭抗礼，一种社会认同的欲求便会滋生出来。
北魏司马金龙墓漆画屏风题记（局部）
魏晋以还，经过钟繇、王羲之等文人趣味的改造，北凉写经体、北魏洛阳体等民用俗书的普及，楷书成熟形态应运而生，到隋唐趋于规范化，成为取代隶书的新一代正体字。
然而，楷书作为书体概念的真正成立，还必须面对观念与图式匹配过程中难以避免的“指谓交错”烦恼。
北魏晖福寺碑（拓本）
造成“指谓交错”烦恼的原因，首先在于概念与事实磨合对应过程中的笼统囫囵现象。字体和书体是文字的次级形态，不同字书体之间形态学上的分割离异，不仅粘连着价值观念上的统一共趋性，而且对于书写与识读实践来说，概念和技巧总是呈现一种混沌的交互状态。
当新字体或新书体栩栩生成的时候，这种混沌交互的特性，使得眼目中的现在样式仍然去与心目中的既有概念寻求对应，从而容易讹其原本样式跟现在样式相同。随着不断试错的进程，逐渐解构旧概念而重构新概念，直到新概念拥有足够的自信和判断力通行不悖，才会产生名实相符的需求。
其次的原因，则是情境立场的制约。卫桓《四体书势》云：“上古王次仲始作楷法。”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云：“诞字仲将，京兆人，善楷书。”“楷法”“楷书”“真书”这些被我们解读为现认楷书形态的概念，其实在很长时期都是针对不标准、不正规的“俗书”“草书”“行狎书”而言的。因此其所指大抵是我们现认概念中的隶书，意为标准体、正体字。
反过来，我们概念中的楷书，直到中唐以前仍被称为隶书。隋代《舍利函铭》是地道的楷书，落款却为“赵超越隶书谨上”。唐代张怀瓘《六体书论》列大篆、小篆、八分、隶书、行书、草书为六体，其中的“八分”即今所谓隶书，而且是东汉碑刻那种正体化的标准样态。其中的“隶书”，则是今日所谓的楷书，他在《书断》中列举许多擅隶名家，有张芝、钟繇、钟会、卫夫人、二王、智永、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等等，正是所指为楷的明证。
中唐以后，社会认同和应用的正体字转向欧、虞、褚、颜等著名书家范式，楷书、正书、真书就由典范意义的泛称转变为字体意义的特称，至北宋以专称的方式固定下来。朱文长《续书断》云：“乃知汉自有隶书，而今之八分乃汉魏之际增隶而作者也，今之真字乃汉魏之际省隶而作者也。”
确实，八分之名起于汉魏之交，是因为当时日渐楷化的隶书，需要与东汉标准体相切割，以维护自身存在的合法性，于是奉后者谥号为八分。其间道理，跟魏晋后今草日彰而另造章草之名以切割汉代标准草书是一样的。
当合法存在的楷化隶书进一步楷化到隶意全无，“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机制不复敷用，魏代汉祚遂成现实，楷、正、真这些权重最大的称谓，由此才为楷书自诩并垄断。这个“指谓交错”的历程，是新书体成功分娩的洗礼和象征，也是旧有书体大家族考验与接纳新书体的习惯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