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泳著《學林掌錄》（資料圖/圖）
《學林掌錄》，謝泳著，浙江古籍出版社2020年12月，定價∶45.00元
2015年，謝泳在深圳《書都》雜志開專欄，不以人名而以“油印之美”名之，文章未看，已先獲我心。這本《學林掌錄》，即以他搜求的民初駐美舊金山領事錢文選，典型的舊文人李釋戡，收藏大家張伯駒，植物學家胡先骕，法學家林志鈞，掌故家瞿兌之等人于新中國成立後油印的詩集所寫文章為主要内容，集中地描述了這種“被遺忘的當代文學活動”。為引起文學史家的關注，他甚至想寫一冊就叫《油印之美》的書，以“感慨時代變遷之後舊文人的風雅”。
《掌錄》不但有衆多令我如逢新義的發現之文，還有多篇頂好看的文論，如《私人油印詩集的評價問題》，他的結論是：“這些私人刊刻的詩文集，現在看來更有價值，反倒是一些當時當紅的著作，今天無人問津了。”書的價值靠的是時間，這篇文章所述“上海樂天詩案”和“太原晉陽樓雅集詩案”中的那些人以及他們的書可為人證和書證。
閱讀《掌錄》，很可見謝泳的治學旨趣。除了油印本詩集，他還收有為數可觀的清代寶卷鈔本，并做出可喜的研究，繁體字本的《清代寶卷鈔本經眼錄》，便是這種治學趣向的階段性成果之一。
譚其骧著《中國移民史要》（資料圖/圖）
《中國移民史要》，譚其骧著，王衛東整理，複旦大學出版社2021年5月，定價：380.00元
早年讀譚其骧的《長水集》，便知他有部未出版的《中國移民史要》。一晃三十年過去了，方見複旦大學出版社影印并加釋文出版的該書。通讀之後，産生了三個感歎：一是舊時代的一個大學生的畢業論文竟能寫得如此不凡；二是遇上潘光旦這樣的指導老師是多麼的幸運！三是這部令潘光旦激賞的七萬字的畢業論文，本在八十年前就可以出版，但治學分外慎重、在沒有求得确實而完備的證據之前，絕不肯輕易公開發表一字的譚其骧，并沒有搶奪開創中國移民史研究的頭功，于是，這部書稿一壓就是八十年。
潘光旦當年在譚著手稿上用紅筆的批語共計八則，幾乎條條切中史料和史識方面的不足，現僅舉一二。
譚著第一章“上古民族徙移之大要”……潘批：“自商至殷，徙都至七八次，應查明補入。《尚書 盤庚》及程仰之（筆者注：整理者誤将程璟的字‘仰之’釋為‘元之’）先生之《商民族社會》一文可考。”
譚在第二章“秦與西漢之實關中、戌邊郡”論述道：“關中固武而不文，然而統觀西漢一代，關中文才亦不弱。此輩人果何自而來乎？則又攸關于關東之移殖也。”潘對此批示道：“參看吳景超先生近作《社會學刊》。”
潘光旦讓譚其骧參看的這篇文章，當為吳景超在中國社會學社編輯出版的《社會學刊》上刊發的《兩漢的人口移動與文化》(上下)，時間和刊期分别是1931年的第2卷第4期和1932年的第3卷第2期。由此可知，潘光旦在譚著上的批語，并不在譚其骧從暨大畢業的1930年，而是在其進入燕京大學曆史系讀研究所學生之後的1932年。
許宏著《踏墟尋城》（資料圖/圖）
《踏墟尋城》，許宏著，商務印書館2021年5月，定價∶55.00元
考古學家許宏“踏墟尋城”，我也在故紙堆裡翻找一座本來存在、卻不被衆多曆史學家和考古學家承認的先秦前的古城。因緣際會，得以拜讀了許宏多種著作，包括山西人民出版社的《發現與推理∶考古紀事本末（壹）》（2021年4月）。
前代的地質地理和考古學界，很有幾個能寫文章的好手，如地質學家丁文江和古生物學家楊鍾健。進入新中國新時代，這種專門家似乎不多見了，但從許宏身上還能看到這些前輩的影子。最令我欣賞的是許宏所具有的人類文明起源的國際視野，其《再論城市（都邑）是文明時代到來的唯一标志》，便是明證之一。而身為取得重大考古成績的偃師二裡頭遺址考古隊隊長的他，并沒有貿然宣布這裡就是“夏墟”。這種“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的治學精神，令人感佩！
除此之外，書中的《國保機關中先秦城址命名檢讨》一文，亦引起我的極大興趣。因為批評國家文物局對全國重點文物保護機關中城邑類遺址命名很不規範，不但需要地名學的知識，更需要勇氣。不規範的命名尤以古國名、地名（城名）命名的遺址問題較大。對于“××遺址”和“××故城”，許宏認為具有普适性且較為理想的命名法各有二種：一為“今地名＋遺址名”，二為“古地名＋遺址名”；一是“今地名＋故城名”，二是“古地名＋故城名”，而“××古城遺址”“××故城遺址”“××城古城遺址”“×國遺址”“古×國遺址”等，多屬相當不規範的新創，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屍鄉溝商城遺址”的命名。這一問題，他在《發現與推理 說不盡的偃師商城》中的《城址定名之辨》和《為何不能叫‘屍鄉溝商城’》有詳述。國保機關的這種創新命名問題，應引起全國地名管理機關民政部有關部門的注意。
胡文輝編《陳寅恪語錄》（資料圖/圖）
《陳寅恪語錄》，胡文輝編，上海文藝出版社，2021年8月，49.00元
門人弟子或某人的崇拜者，或記錄師長的言行，或輯錄被崇拜者的經典語錄，以期将其思想和學問傳承下去，在古代中國，向受人們的喜愛。但自從“一句頂一萬句”的時代終結，語錄體著作便日漸式微。胡文輝的《陳寅恪語錄》破冰而出，于衆多普通讀者來說，不啻為閱讀的福音。
讀胡文輝所編此書，所受教的仍是治學思想和精神。先前，我隻知“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這一名言，出自陳寅恪為王國維紀念碑所寫的碑銘，尚不知他《對科學院的答複》中仍有“獨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須争的，且須以生死力争……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的堅定。《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我是讀過的，但書中引用汪篯《陳寅恪的簡史及學術成就》之“我要為學術争自由。我自從作王國維紀念碑文時，即持學術自由之宗旨，曆二十餘年而不變”，我卻忽略了。《吳宓日記》我也有全套，但隻備翻檢用，連通讀一遍都沒完成，而胡文輝卻從中尋找出1927年6月29日陳寅恪與吳宓的談話：“為保全個人思想精神之自由，隻有舍棄學校，另謀生活。艱難國窮，安之而己。”
如此排列下來，可以清晰地看出陳寅恪堅守“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一以貫之的。
不得不說的是，此書在分類上過于煩瑣，失校之處甚多，期望再版時有所改正。
《中國精英與政治變遷：20世紀初的浙江》，[美]蕭邦奇著，徐立望、楊濤羽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21年9月，定價∶72元
這是一本遲到了幾近四十年才翻譯過來的書，因為此書原本是作者1982年所作的博士論文。反倒是作者在1995年獲得列文森圖書獎的《血路：革命中國中的沈定一傳奇》，江蘇人民出版社在1999年便翻譯出版了。
蕭氏所著《中國精英與政治變遷：20世紀初的浙江》，深受美國漢學家施堅雅研究中國明清社會曆史理論模式的影響。施氏的這一研究模式，即運用“核心—邊緣”系統，顯示各區域内部及區域間在經濟文化上的差異，進而做出對近代中國的某個省或府州縣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的全面诠釋。隻要看過施堅雅編著的《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對于這套理論架構下的研究模式，并不會感到十分新奇。蕭邦奇的《中國精英與政治變遷》讓我感到有意思地方的有三點：一是他對何為“精英”的定義，二是浙江在20世紀初，是否有足夠多的改變中國政治走向的“精英”，三是他所列出的在其他漢學著作中看不到的“清朝後期行政區劃表”“北洋政府時期浙江省行政區劃表”和“國民政府時期浙江省行政區劃表”。
關于“精英”，蕭氏是這樣界定的：“通過在政治、社會、經濟上的上司角色來控制公共政策的人”（具體人員組成可見該書第7頁），這與我們所了解的“精英”可謂大相徑庭。至于浙江的“精英”是否改變了中國政治的走向，我查了林呂建主編的《浙江民國人物大辭典》（浙江大學出版社2013年），所收錄的名人共計3434人（包括本籍、客籍和外籍）。以我個人之見，這個龐大的“精英群體”事實上已經改變了中國，盡管為時尚短。
蘇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