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著《学林掌录》（资料图/图）
《学林掌录》，谢泳著，浙江古籍出版社2020年12月，定价∶45.00元
2015年，谢泳在深圳《书都》杂志开专栏，不以人名而以“油印之美”名之，文章未看，已先获我心。这本《学林掌录》，即以他搜求的民初驻美旧金山领事钱文选，典型的旧文人李释戡，收藏大家张伯驹，植物学家胡先骕，法学家林志钧，掌故家瞿兑之等人于新中国成立后油印的诗集所写文章为主要内容，集中地描述了这种“被遗忘的当代文学活动”。为引起文学史家的关注，他甚至想写一册就叫《油印之美》的书，以“感慨时代变迁之后旧文人的风雅”。
《掌录》不但有众多令我如逢新义的发现之文，还有多篇顶好看的文论，如《私人油印诗集的评价问题》，他的结论是：“这些私人刊刻的诗文集，现在看来更有价值，反倒是一些当时当红的著作，今天无人问津了。”书的价值靠的是时间，这篇文章所述“上海乐天诗案”和“太原晋阳楼雅集诗案”中的那些人以及他们的书可为人证和书证。
阅读《掌录》，很可见谢泳的治学旨趣。除了油印本诗集，他还收有为数可观的清代宝卷钞本，并做出可喜的研究，繁体字本的《清代宝卷钞本经眼录》，便是这种治学趣向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谭其骧著《中国移民史要》（资料图/图）
《中国移民史要》，谭其骧著，王卫东整理，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年5月，定价：380.00元
早年读谭其骧的《长水集》，便知他有部未出版的《中国移民史要》。一晃三十年过去了，方见复旦大学出版社影印并加释文出版的该书。通读之后，产生了三个感叹：一是旧时代的一个大学生的毕业论文竟能写得如此不凡；二是遇上潘光旦这样的指导老师是多么的幸运！三是这部令潘光旦激赏的七万字的毕业论文，本在八十年前就可以出版，但治学分外慎重、在没有求得确实而完备的证据之前，绝不肯轻易公开发表一字的谭其骧，并没有抢夺开创中国移民史研究的头功，于是，这部书稿一压就是八十年。
潘光旦当年在谭著手稿上用红笔的批语共计八则，几乎条条切中史料和史识方面的不足，现仅举一二。
谭著第一章“上古民族徙移之大要”……潘批：“自商至殷，徙都至七八次，应查明补入。《尚书 盘庚》及程仰之（笔者注：整理者误将程璟的字‘仰之’释为‘元之’）先生之《商民族社会》一文可考。”
谭在第二章“秦与西汉之实关中、戌边郡”论述道：“关中固武而不文，然而统观西汉一代，关中文才亦不弱。此辈人果何自而来乎？则又攸关于关东之移殖也。”潘对此批示道：“参看吴景超先生近作《社会学刊》。”
潘光旦让谭其骧参看的这篇文章，当为吴景超在中国社会学社编辑出版的《社会学刊》上刊发的《两汉的人口移动与文化》(上下)，时间和刊期分别是1931年的第2卷第4期和1932年的第3卷第2期。由此可知，潘光旦在谭著上的批语，并不在谭其骧从暨大毕业的1930年，而是在其进入燕京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之后的1932年。
许宏著《踏墟寻城》（资料图/图）
《踏墟寻城》，许宏著，商务印书馆2021年5月，定价∶55.00元
考古学家许宏“踏墟寻城”，我也在故纸堆里翻找一座本来存在、却不被众多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承认的先秦前的古城。因缘际会，得以拜读了许宏多种著作，包括山西人民出版社的《发现与推理∶考古纪事本末（壹）》（2021年4月）。
前代的地质地理和考古学界，很有几个能写文章的好手，如地质学家丁文江和古生物学家杨鍾健。进入新中国新时代，这种专门家似乎不多见了，但从许宏身上还能看到这些前辈的影子。最令我欣赏的是许宏所具有的人类文明起源的国际视野，其《再论城市（都邑）是文明时代到来的唯一标志》，便是明证之一。而身为取得重大考古成绩的偃师二里头遗址考古队队长的他，并没有贸然宣布这里就是“夏墟”。这种“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治学精神，令人感佩！
除此之外，书中的《国保单位中先秦城址命名检讨》一文，亦引起我的极大兴趣。因为批评国家文物局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城邑类遗址命名很不规范，不但需要地名学的知识，更需要勇气。不规范的命名尤以古国名、地名（城名）命名的遗址问题较大。对于“××遗址”和“××故城”，许宏认为具有普适性且较为理想的命名法各有二种：一为“今地名＋遗址名”，二为“古地名＋遗址名”；一是“今地名＋故城名”，二是“古地名＋故城名”，而“××古城遗址”“××故城遗址”“××城古城遗址”“×国遗址”“古×国遗址”等，多属相当不规范的新创，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尸乡沟商城遗址”的命名。这一问题，他在《发现与推理 说不尽的偃师商城》中的《城址定名之辨》和《为何不能叫‘尸乡沟商城’》有详述。国保单位的这种创新命名问题，应引起全国地名管理机关民政部有关部门的注意。
胡文辉编《陈寅恪语录》（资料图/图）
《陈寅恪语录》，胡文辉编，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8月，49.00元
门人弟子或某人的崇拜者，或记录师长的言行，或辑录被崇拜者的经典语录，以期将其思想和学问传承下去，在古代中国，向受人们的喜爱。但自从“一句顶一万句”的时代终结，语录体著作便日渐式微。胡文辉的《陈寅恪语录》破冰而出，于众多普通读者来说，不啻为阅读的福音。
读胡文辉所编此书，所受教的仍是治学思想和精神。先前，我只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一名言，出自陈寅恪为王国维纪念碑所写的碑铭，尚不知他《对科学院的答复》中仍有“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的坚定。《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我是读过的，但书中引用汪篯《陈寅恪的简史及学术成就》之“我要为学术争自由。我自从作王国维纪念碑文时，即持学术自由之宗旨，历二十余年而不变”，我却忽略了。《吴宓日记》我也有全套，但只备翻检用，连通读一遍都没完成，而胡文辉却从中寻找出1927年6月29日陈寅恪与吴宓的谈话：“为保全个人思想精神之自由，只有舍弃学校，另谋生活。艰难国穷，安之而己。”
如此排列下来，可以清晰地看出陈寅恪坚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一以贯之的。
不得不说的是，此书在分类上过于烦琐，失校之处甚多，期望再版时有所改正。
《中国精英与政治变迁：20世纪初的浙江》，[美]萧邦奇著，徐立望、杨涛羽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9月，定价∶72元
这是一本迟到了几近四十年才翻译过来的书，因为此书原本是作者1982年所作的博士论文。反倒是作者在1995年获得列文森图书奖的《血路：革命中国中的沈定一传奇》，江苏人民出版社在1999年便翻译出版了。
萧氏所著《中国精英与政治变迁：20世纪初的浙江》，深受美国汉学家施坚雅研究中国明清社会历史理论模式的影响。施氏的这一研究模式，即运用“核心—边缘”系统，显示各区域内部及区域间在经济文化上的差异，从而做出对近代中国的某个省或府州县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全面诠释。只要看过施坚雅编著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对于这套理论框架下的研究模式，并不会感到十分新奇。萧邦奇的《中国精英与政治变迁》让我感到有意思地方的有三点：一是他对何为“精英”的定义，二是浙江在20世纪初，是否有足够多的改变中国政治走向的“精英”，三是他所列出的在其他汉学著作中看不到的“清朝后期行政区划表”“北洋政府时期浙江省行政区划表”和“国民政府时期浙江省行政区划表”。
关于“精英”，萧氏是这样界定的：“通过在政治、社会、经济上的领导角色来控制公共政策的人”（具体人员组成可见该书第7页），这与我们所理解的“精英”可谓大相径庭。至于浙江的“精英”是否改变了中国政治的走向，我查了林吕建主编的《浙江民国人物大辞典》（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所收录的名人共计3434人（包括本籍、客籍和外籍）。以我个人之见，这个庞大的“精英群体”事实上已经改变了中国，尽管为时尚短。
苏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