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小时候起，就不断听厦门人说，鼓浪屿的女人越老越美丽。
盼来盼去，盼了半个多世纪，我都老成这个样子，却一点也没有要美丽起来的迹象。这才明白，鼓浪屿的女前辈们都是些性情女子，经天时、地利、人和的共同打造，那样的美人真正已经绝代！看当下女硕士、博士们比比皆是，鼻梁挂的眼镜再厚，嘴里洋文再流利，身上香水再昂贵，举手投足，仍缺了一点点根基。这一点点缺失，往往是终生无法企及的。
渐行渐远隐入鼓浪屿岁月深处的窈窕背影中，黄萱的名字因了许多人自发的忆念和怀想，逐渐被关注。尤其《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出版后，人们在大师背后，影绰看见了一位端庄雅致的知识女性。从黑白老照片看，黄萱的容貌应当不算太沉鱼落雁吧？无论在她养尊处优的豆蔻年华抑或是艰难困苦的抗战时期，她都绽放着最纯朴最率真的笑容，一览无遗地袒露洁白无垢的心地、恬淡内敛的聪慧，以及荣辱不惊的阅世方寸。
漳州路在天风海涛之畔。沿着路边岔出去的是一条设计独特的护廊小斜坡。坡上那一座古朴小别墅，是鼓浪屿首富黄奕住连亘的业产之一。黄奕住先生在岛上最辉煌的房产是黄家花园。漳州路上这座面海小楼，是同一张设计图纸中的五座小别墅之一。据说是黄奕住用黄家花园的剩余材料所建造，女儿黄萱住在这里。
黄萱的母亲是黄奕住的原配王氏，比黄奕住小八岁，本来是送错门的童养媳，却将错就错留了下来。王氏之孝顺贤惠，勤力好强，对黄萱影响至深。她曾叮嘱女儿周菡：若写书，一定要写写祖母与太婆那相依为命的两代人。
我经常在路上遇见周菡。周菡总是两条辫子盘起，不染头发不施脂粉，素面朝天，清爽干净。步子很欢，声音很亮，兴致勃勃，一门心思追随着家族里热衷教育的百年传统。
从王氏到黄萱到周菡，三代女性一脉相承的是什么？我无力深入研究，所以不敢妄言。
鼓浪屿女儿，说好懂也不好懂。
二
1919年，51岁的黄奕住不堪荷兰殖民政府的勒索苛剥，严拒改变国籍，携资2000多万银元，从印尼三宝垄归国。当年便把在原籍南安的母亲，接到鼓浪屿颐养。9岁的黄萱随母亲和祖母同来鼓浪屿，刚好进小学读书。
黄萱的童年是在闽南农村度过的。她的不慕虚荣、平实低调的性格，与其自幼亲近土地有关。暮年黄萱以照料小花园自娱，她手植的茶花、石蒜、非洲菊，把幼年的一角田野风光带到浪花眷恋的百叶木窗前。
由于家境极为优越，黄奕住更注重文化修养的缘故，黄萱继续接受闺阁教育，鼎盛之时竟有四名家教分别设课国文、英文、音乐等。很多人不明白，像黄奕住这样的开明士绅，屡投巨款于公众教育，却不让女儿上大学，有点奇怪吧？其实黄奕住虽然头脑敏锐、性格坚韧，能筹谋、善经营，毕竟出身乡间“剃头担”，文化程度不高，这使他决心要让女儿成为真正的名媛淑女。为此，黄奕住特别为英文已经很不错的女儿，重金延请一批像鄢耀枢、贺仙舫这样的名儒硕彦，施教经书格律，一习就是整整5年，为黄萱的古典文学打下深厚基础。
年轻时的黄萱
已出落成大家闺秀的黄萱，若是被父亲指定一桩门当户对的婚姻嫁出，很难保证后半生会不会像岛上深宅大院里的那些孤独侨眷。据说，黄奕住的择婿标准民主开明，完全尊重女儿的选择。而黄萱自己也很坚定，必须是有学识有见地的正派青年，绝不考虑有钱人家的少爷公子。经亲戚们推介，厦门周宝巷周殿薰的儿子周寿恺进入黄家视野。黄萱几乎不加思索地芳心暗许，黄奕住推波助澜，两人见面后鱼雁往返，终于缔结婚约。
周殿薰1910年入京会考，中过殿试甲等，授吏部主事。不久辞官回厦，是厦门第一任图书馆馆长，同文中学第一任华人校长，组织“鹭江诗社”，编选过几种书籍。说周殿薰饱学诗书一点不为过。儿子周寿恺，家族大排行十四，后辈称十四叔。1925年考入福州协和大学，次年转进北京燕京大学；1928年医学预科毕业，获理学士学位；1933年获北京协和医学院医学博士，很年轻就成了国内知名的内科专家。夸他是出身名门，青年才俊也很贴切。这样的乘龙快婿，黄奕住自然好生欢喜。
本来是美满姻缘。不料婚礼上，新郎竟没有到位！黄氏家族一片哗然。可以想像，愤慨、声讨、猜疑皆有之，教黄萱如何面对！
周家虽然世代书香门第，但比起黄家当时财势倾天，毕竟清贫些。据周菡推测：也许父亲周寿恺觉得家境贫富太悬殊，伤了自尊而临阵脱逃？也许在医学院那些才华出众的女生中，已有他心仪的倩影？假使两者都不是，我猜想，周寿恺在京城接受高等教育，现代文明的熏陶使他生出更浪漫更绮丽的爱情梦幻，这是否是其中一个未揭晓的原因呢？
此时，表面随和的黄萱忽然显示出孤行决断的一面，给周寿恺发去一封短笺（教育的好处啊），言简意赅，表示从此不再谈婚论嫁。即使谣传周寿恺已在上海娶妻生子，黄萱也一心认定伊人，毫不动摇。
经过多次迟疑和动摇，周寿恺终于在1935年9月与黄萱结婚。时年周寿恺29岁，黄萱25岁。在当年，可真是大男大女了。
爱才如命的黄奕住喜出望外，前嫌尽去，亲自赶往上海主婚。婚礼上黄奕住公开邀请爱婿到他创建的中南银行任副总经理，被周寿恺一口回绝。次日，夫妻俩联袂北上，开始相濡以沫的共同人生。
多年后，当了中山医学院副院长的周寿恺，终于发自肺腑对贤妻说：“如果在众多的教授夫人中重新选择，我还是会选择你。”夫妻间的悄悄话，自是不必顾及其他教授夫人会怎么想。至少对于周寿恺本人，确实是一桩终生无悔的美满婚姻。
三
周寿恺的医学工作繁忙而且责任重大，根据他俩的家庭观念，黄萱的本分应是在家相夫教子。但是，当黄萱放下家事，每天出去工作，做丈夫的也决不抱怨。傍晚，宽大的封闭式阳台上有一只秋千椅，两人并肩坐着，慢慢地荡、轻轻地摇。据侄女秀鸾回忆，像周寿恺这样端肃自律的医学家，高兴时，还会为太太哼着歌。在黄萱早出晚归为陈寅恪工作的那些漫长的日子里，只要有时间，周寿恺就会到汽车站去接妻子，然后恩恩爱爱地回家。
1950年下半年，听说陈寅恪在家里给研究生上课，黄萱很想去旁听，邀了侄女秀鸾同去。感谢这位侄女生动的描摹文字：“陈先生的课堂设在他家的阳台上，阳台一头支起一块小黑板。先生坐在黑板前的藤椅上，穿一袭长袍，因少晒太阳，肤色很白，长脸、高额，可惜本应闪烁智慧之光的双目，没有表情，似乎是迷茫一片。”黄萱静静坐在边上，没有引起注意。
1951年11月间，身为岭南大学医学院院长夫人的黄萱，经同院教授陈国桢夫人关颂珊的正式推荐，来到陈寅恪家里，试任助手。
此时，陈寅恪已经失明好些年，因而感觉更加敏锐。虽然他至死都没有见过黄萱的模样，仅凭短暂的接触，从自己丰富的阅历中，分厘不差捕捉到他一向心仪，竭力赞赏过的“门风家学之优美”，立刻请揖进门。
我想要说的是，他们互相吸引。我还想说，一位女性的优雅内涵，比起如花似玉的容貌，更经岁月锤炼。必须到40岁左右，才能成熟为雍容脱俗的、窖藏一般的特殊芳泽。此时的黄萱，因婚姻美满、生活安定而气定神闲，而珠圆玉润，虽人到中年，却是知识女性生命中，最具魅力的黄金时段。
赫赫家门的翅翼下孵化出来的陈寅恪，天生具有名士气质，内心犹保持“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传统见解。这样情操高度洁癖的人，怎可能长时间忍受身边的凡夫俗子！“故黄萱的出现，实在是历史对这位更感孤独的文化老人的顾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1952年11月22日，因学校经费不够，中山大学聘任黄萱为陈寅恪的兼任助教，只付一部分工资。
黄萱和周寿恺夫妇
可以断定，黄萱全力投入工作，与付酬多少无关。1949年后不久，周寿恺的工资已经爬上“385高坡”，即月薪385元，以当时的生活水准，维持家庭开支绰绰有余，黄萱到此时才无须贴补。这使得她特别轻松舒畅，不是因为金钱本身，而是她非常体谅丈夫自尊的心情。
1953年夏天，陈寅恪一家搬到周家楼上，与周家一道楼梯相通。“带着浓浓旧时王谢人家痕迹的两户人家，以礼相待，挚诚相见，人生品位俱同，更因黄萱已为寅恪先生工作这一层而有更多共同的语言。芳邻的温馨，人情的暧意，给了陈寅恪先生有几许的欢乐。”（《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想像黄萱轻步上楼去工作，顺便端着亲手焙制的美味西式糕点，送到陈家的餐桌上；想像那傍晚时分，黄萱在自己家中，手指灵巧地织着毛衣（这也是她最擅长的啊），耳闻楼上传来陈先生的吟哦之声，不觉露出会心的微笑；想像陈先生卧病在床，黄萱为他诵读《再生缘》，略带福建乡音，愈加悦耳（至少我听起来是这样啊）；想像在东南区一号的草坪上，黄萱与陈先生的夫人唐晓莹一起，主持教授夫人们的义卖冷餐会。唐晓莹是前清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能诗工画。她俩挽臂相依亭亭并立，相映得彰，周围的粉黛是否都一齐无颜色了？
想像终归仅是想像，我等俗而又俗的后人，只能凭借想像去构筑数十年前不可重返的场景。也许，周家与陈家均是谦谦君子相敬如宾，工作之余，互不相扰？
四
1954年夏天，任职华南医学院副院长的周寿恺，必须把家迁至市区竹丝村的宿舍，距陈家10公里，来回得倒两路公交车，要耗去三四个小时。这样一来，对彼此都是大难题。也是担心影响工作，柔弱的黄萱只好向陈寅恪请辞。直到今天，黄萱依然记得当时陈寅恪说的话：“你去了，我要再找一位合适的助教也不容易，你一走我就无法工作了。”态度如此诚恳，语气如此落寞，深受打动的黄萱遂又留了下来。
于是，黄萱每天早上7时起，快步赶去车站，挤两个小时汽车，9时整坐在陈先生面前开始工作。工作结束后已过中午1点钟，再挤两个小时的汽车回家。早餐是来不及吃的，就在陈家订了一份牛奶。午餐有时也会在陈家留用。虽然黄萱比陈寅恪小20岁，陈寅恪还是要求家中的孩子们都称她伯母。这样的礼仪周到与尊重体贴，也让黄萱铭记在心。
刚开始工作那一年，对两人都很不容易。大师精通十几国文字，包括突厥文等艰深语种。他治学严谨，涉猎渊博，其思路如瀑布如奔马如神龙入云如流星四泻，黄萱一时如何跟得上？黄萱好几次想打退堂鼓，话到嘴边又咽下。因为本来脾气很大很怪的陈寅恪，却不厌其烦地放慢语速配合新助手，甚至一字一字写在黑板上，让黄萱一字一字地记录。这以后漫长的13年，陈寅恪也从未对黄萱发过脾气。
陈寅恪在助手黄萱（右一）的协助下正在著书（1957年）
陈先生的记忆力惊人，能清楚地记得哪段史料出自哪本书哪一页。偶尔记不太清楚了，就让黄萱帮忙查阅，可黄萱只要读上前后几句，陈老就能批出所需资料的具体出处。
黄萱为陈寅恪工作13年。在这13年间，陈先生完成了《论再生缘》《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等重要著作，累计近百万字。
1955年9月15日，由陈寅恪提出，中山大学正式聘黄萱为专任助教。一直到退休。她真是永远的助教，工资只有74元。
关于金钱，有些可笑的传说。我们曾经读到以谬传谬的一段资料：1969年，中山大学历史系清查小组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时，逼令黄萱交出“从剥削阶级家庭得来的不义之财”。“第一次面对面交锋，黄萱就交出2万元存款”。事后清查小组成员分析，第一次交锋远未触及核心。第二次谈话，清查小组规定黄萱反复学习“《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两篇光辉著作”，“黄萱流下了眼泪”。结果，“第二次交锋黄萱交出9万元”，“第三次交锋黄萱交出20万元”，“第四次交锋黄萱再交出公债800元”。在数天之间，“毛泽东思想显示了巨大的威力”，“黄萱被迫交出了32万元劳动人民的血汗钱。”
很可能，这是所谓“清查小组”编造出来的赫赫战果之一。黄萱临终前对前来探视的陆键东先生提出的要求，就是请他在《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再版时，务必更正修改这一段。因为，周菡说：这段杜撰太没意思了，金钱对于黄萱，哪有催人落泪之功效？
“文革”风暴初起，黄萱立即把存在自己名下一大笔存款，全数交到中大历史系，并在尚未大乱之时换得一纸收条，以至这些大部分为国外亲人寄存的金钱，最后得以完璧归赵。至于大户人家女眷们视之如命的首饰珠宝，1949年后不久，黄萱就主动将它们全部低价卖给国家支援建设去了，日后冲进门来抄家的野蛮家伙们一无所获。
都以为金钱对于黄萱，从来不是问题，其实不然。周寿恺受难之时，一位厦门老友在广州结婚，黄萱因囊中羞涩未能买个小礼物而怏怏不快，遂翻箱倒柜找出一条全新的桌布，居然喜形于色！周寿恺去世，老保姆不肯再留，为了补发欠她的工资，筹足她返乡的路费，黄萱忍痛卖掉名牌钢琴，仅得三两百元。晚年她在鼓浪屿自娱的只是一台珠江牌的普通旧琴。黄萱为人的慷慨善良，同情弱小，正是深记着老父黄奕住的教导：“信誉重于生命。”
周寿恺曾经说过，陈寅恪能无保留地接受黄萱做助手，是看准了黄萱为人的笃诚与信义，决不会将陈寅恪的私事随便张扬的。在众多身沐师恩的后学末进一起避嫌远离的时候，毫无机心的黄萱走进陈寅恪的荒凉困境，恪守职责尽心协助，使其在暮年获得情谊滋润。温馨的慰藉，激起陈寅恪磅礴充沛的创造力，取得意想不到的巨大成功。正如陈寅恪在《关于黄萱先生工作鉴定意见》里所书：“总而言之，我之尚能补正旧稿，撰著新文，均由黄先生之助力。若非她帮助我便为完全废人，一事无成矣。”
五
“文革”中，饱受惊吓与折磨的陈寅恪，自知来日无多。对来探望他的黄萱说：“我治学之方法与经历，汝熟之最稔，我死之后，望能为文，以告世人。”黄萱恳辞相对：“陈先生，真对不起，你的东西我实在没学到手。”陈寅恪黯然：“没学到，那就好了，免得中我的毒。”20年后，黄萱不无感伤地说：“我的回话陈先生自是感到失望。但我做不到的东西又怎忍欺骗先生？先生的学识恐怕没有人能学，我更不敢说懂得其中的一成。”
周菡曾经问过妈妈，那段与陈先生的对话，让她一生如此不安，说话时还有谁在场？黄萱的回答是：只有她和陈先生二人，陈夫人正出去拿什么东西了。黄萱后来把这事告诉了上海复旦大学蒋天枢先生，此人是陈寅恪的学生，也是托命之人。蒋先生将这段事公布于众，又引起了好多人的注意。他生前与黄萱经常通信，鼓励她写回忆录，但终于未能成文。
周菡认为母亲将此事说出来，可能是想让蒋先生和其他人了解陈先生的遗愿，希望他们能替自己为陈先生实现这个嘱托？
正如陈寅恪对黄萱有过的定语：“拿得起，放得下。”黄萱深谙“孰可为孰不可为”的处世准则。“花如解笑还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大美者无言，或者说，面对大美者无言？这也是一种境界，并非所有人都能坚持。
但是，当上海古籍出版社要出版陈的遗著时，黄萱不辞劳疾，两次抱病赴沪，为遗文补充材料，并与其他校勘人员书信来往，达十几封。这是她认为自己能为陈先生所做的，而且必须全力做到的。
其实，论黄萱的文字造诣，不但能配合大师，擦出灵感的火花，她自身也有深厚的积累和相当的才气。据说每天四五小时在公交车上，黄萱总是饶有兴致观察身边的人和事，回家后及时记下一些杂感随笔，却从未示以外人。“文革”期间，这本子连她的多数藏书一起被毁，连女儿也不知道黄萱有过怎样的思绪和文采。在周菡收集的资料中，翻阅一部分黄萱写给亲朋好友的信，款款娓娓，又自然又亲切，文字功力略见一斑矣。
1969年10月7日天亮之前，历尽苦痛、贫病交加的一代大儒陈寅恪，无声无息含冤逝世，享年79岁。45天后，患难与共40载的爱妻唐晓莹，从容交代完后事，亦相随而去。
1970年，医术精湛的内科专家周寿恺，竟以区区阑尾炎“不治身亡”，连黄萱也未能见上最后一面，令人唏嘘！
1973年，63岁的黄萱在广州从中山大学退休。1980年迁回故土鼓浪屿，落叶归根，悄然住进父亲留下的老房子里。从此，以书为抱，与琴互诉，不事声张，淡泊自甘；2001年5月，91岁的黄萱在儿女的怀抱之中合眼睡去，再没有醒来。
黄萱的最后20年比陈寅恪幸运多了。晨昏起居有爱女陪伴，隔墙是老友旧亲常来常往；推窗目送云帆鸥鸟翻卷白浪，开门即是亲手照料的花木，不喧哗不耀眼，安安静静地依偎在她身边，铺展在她脚下。
来源：各界杂志2022年第3期
作者：舒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