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漢時期中國古玻璃豔影
關于在戰漢時期制作玻璃器的工匠的來源，有一種說法認為應是從西亞或埃及來到中國的。
當然，從廣西合浦南北朝墓葬中出土的那隻被認為是薩珊時期的玻璃杯上，和陝西法門寺出土的唐代玻璃器上，“外來的器物”和“外來的工匠”的可能性都很大。這些出土物離戰漢時期已經很遠很靠後了，相關資料表明，戰漢時期的玻璃制作工藝在後漢時期已因戰亂而趨于衰落，到南北朝已經失傳，其後雖有恢複，但工藝水準與戰漢時期相比根本難望項背。
《穆天子傳》第四卷中記載的“……丁酉，天子升于采石之山，于是取采石焉。天子使重之民，鑄以成器于黑水之上。器服物佩好無疆……”
這裡對工匠最初的來源情況并無說明，但“……使重之民，鑄以成器于黑水之上”，透露了一條重要的資訊，這一時期當地工匠的技術水準已經完全能夠勝任穆天子對産品的要求，也就是說，西周穆天子時期，或者至少在戰國之前，中國的玻璃工藝已經趨于成熟。
關于工匠來源，不得不闡明一個概念，即長期以來對地域的認識經常出現的錯覺及誤導。
我們今天總是以“中國”作為一個固有概念，來區分“國内”和“國外”，但事實上，在二千年前的這片土地上，“國家”的概念卻并不固定，地域更多的是勢力範圍，勢力範圍是彼此交織而非完全隔斷的，在亞洲闆塊上，強大或者弱小、發達或者落後、富裕或者貧窮……都在不斷交替發展，正如今天我們尚不能确認“夏”的疆界，對于“商”的曆史也還存在許多模糊不清的認識，而“周”的封國到底有多少？在劃分了“西周”和“東周”後,“東周”中的“春秋”時期的大小分封國又有多少？
用現代的“國家”概念去固化二千多年前甚至更久遠的勢力範圍，顯然是不恰當的。
沒有明确的疆界，反而更有利于民族和文化的交彙融通。
正文：甘露杯。夜長凝甘露，隻待美人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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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瀛洲古陶瓷文化藝術研究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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