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45年，抗日戰争已經到了最後關頭。
在上海吳淞，有一個穿着日本軍裝的年輕中國醫生，在當地的各個日軍駐地中頻繁進出，給日軍傷病員診治，噓寒問暖，煞是殷勤。
除了行醫之外，這個醫生還是攝影愛好者，不時拿些街頭乞丐、青皮混混的“不雅”照片給日軍看，逗得他們哈哈大笑。
時間一長，許多日軍士兵和下層軍官都覺得，這位醫生态度又恭敬、說話又好聽，真是個“大大的良民”。
這位“大大的良民”，叫做徐國璋，是吳淞一德大藥房的老闆兼坐堂醫生，他的另一個身份，
是新四軍軍部直屬吳淞情報組的組長。
徐國璋
01
徐國璋，1921年出生于上海寶山縣大場鄉（今上海寶山區），自幼便體弱多病，是以，當一個治病救人的醫生，就成了他最大的夙願。
1938年，徐國璋考進了
上海同仁醫院護士學校訓練班
，開始了他的學醫之路——這個學校雖然聽起來不怎麼正規，卻早在1882年就成立了，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個正式的護士學校，曆史地位相當重要。
上海同仁醫院護士學校創辦者 美國醫生文恒理
然而，由于身體實在不好，徐國璋在訓練班學習了1年便退學了。回家之後沒多久，他便托人在老家附近的吳淞醫院謀了份醫生的差事。
有人可能相當疑惑，上了1年護士班就能當醫生，這醫生的就業門檻這麼低嗎？
在當時，還真就是這麼低。
根據史料記載，即使在10年之後，當新中國成立時，即使像上海這樣的城市中，每1000人口裡，平均隻有0.7個執業醫生、0.25個護士。
是以說，即使學曆隻是“護校肄業”，徐國璋也絕對算是稀缺人才。
民國時期的醫生
何況，他入職的吳淞醫院，在當時也算不上什麼正經醫院。
吳淞醫院的院長，叫做
王桂泉
，開醫院隻不過是門副業，他的正經工作，是吳淞日軍的翻譯官，鐵杆漢奸。
早在讀書期間，徐國璋就是個進步青年，對于王桂泉這樣的漢奸自然是深惡痛絕，但為了生計考慮，隻得忍氣吞聲地幹了下去。
俗話說：“禍兮福所伏”，由于有王桂泉這層關系在，經常有日本人來吳淞醫院看病，日子一長，徐國璋居然學得了一口流利的日語。
隻不過在這時，徐國璋還沒意識到，這門技能對他意味着什麼。
淪陷期間 在上海街頭購物的日本人
02
1941年初的一天，徐國璋正在醫院上班，他在同仁醫院念書時的同學朱萍來了。
在護校訓練班裡，朱萍也是個進步青年，畢業之後，留在了同仁醫院做護士。平日裡，他經常和徐國璋談論抗日救亡的道理，傳閱進步報刊，算是徐國璋的半個思想導師。
在淪陷的上海，談論這種話題是要冒巨大風險的，是以，平時朱萍與徐國璋基本都是單獨見面。
民國時期 上海的進步報刊
但這一天，朱萍帶來了一個陌生的年輕人。
這人身材瘦小，臉色很不好，打眼一看，就是一副大病初愈的樣子，但一雙眼睛，仍舊閃着銳利的光芒。
這個人，就是時任新四軍6師偵察科長的王征明。
——這個名字，在當時還是寂寂無聞，但在9年之後，他在濟南戰役中，親身參與策動了吳化文的96軍起義，大名遠揚。
攻陷南京總統府的三十五軍 便是由吳化文的部隊整編而來
王征明這次來到上海，原本是來治病的——1941年初，他染上了惡性瘧疾，高燒不退，當時的新四軍又剛剛從“皖南事變”中重建起來，正是困難時期，缺醫少藥，在組織安排下，他才來到了上海治病。
而剛到上海不久，王征明就收到了一封密信。
寫信的人，是當時6師第18旅的參謀長夏光。在信中，他向王征明傳達了6師師長兼政委譚震林的訓示——
想方設法摸清并監控駐紮在南京到上海吳淞一線日僞軍的軍事情報。
并且，譚震林特别點明，這是延安的要求！
譚震林與毛主席、陳毅元帥合影 左一為譚震林
延安之是以會提出這個要求，是因為新四軍剛剛重建，實力還相當薄弱，而南京至上海吳淞一線，又是日軍重兵拱衛的地區，若不第一時間掌握敵情，制定戰略部署，新生的新四軍随時可能陷入更大的危險之中。
形勢很危險，任務很緊要，而王征明很“麻爪”——
吳淞，是上海的門戶，曆來就是軍事重鎮。洪武十九年，信國公湯和奉旨整饬東南海防，在吳淞江口設立了吳淞江守禦千戶所，駐軍1200人，成為了抵禦倭寇入侵的重要堡壘。
自上海淪陷之後，這裡更是成了日軍重點防衛的地區。
根據史料記載，當時日軍駐上海第13軍在吳淞塞進了整整1個旅團的兵力，并且将江防陣地和海軍基地都設定在了這裡，在吳淞周邊，還有日軍的3個軍用機場。
誇張點講，這時的吳淞，别說一個大活人，就是一隻蒼蠅，飛進去都不容易。
民國時期的吳淞地圖
就在王征明為了任務頭痛不已的時候，身為上海地下組織一員的朱萍，向他提起了徐國璋。
——
一個吳淞本地人，在漢奸開設的醫院工作，會說日語，而思想又進步，不是太理想了麼？
03
雖然朱萍一個勁地打包票，但出于謹慎考慮，王征明還是冒着風險，親自來考察徐國璋。
根據王征明的回憶，當時的徐國璋是這個樣子的——
“朝氣蓬勃，心地單純，正愁報國無門，不時就要引吭高歌幾曲進步歌曲。”
說白了，還是一副學生模樣。
這樣的性格，能适應隐秘而殘酷的情報工作嗎？恐怕王征明在看到徐國璋後，也會發出這樣的疑問吧。
民國時期參與遊行的學生
然而，任務是不等人的。
當反複确認徐國璋願意接下這個沉重的擔子之後，經過上級同意，王征明發展徐國璋成為了新四軍參謀處偵查科直屬的情報人員，要求他重點搜集日軍軍艦進出吳淞口頻次、軍營方位、兵力配置、武器裝備以及倉庫、碼頭等一系列情報，并教給徐國璋基本的情報傳遞手段。
叮囑徐國璋千萬注意安全之後，王征明便忐忑地回到了新四軍根據地。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徐國璋簡直是個搞情報的天才——自從他接手這項任務之後，兩年時間内，關于吳淞日軍的情報源源不斷地流進了新四軍總部。
這些重要情報，徐國璋是如何搜集到的呢？
在接受這項任務，真正開始情報工作之後，徐國璋也有些手足無措——畢竟，情報工作與談談抗日理想、唱唱進步歌曲相比，完全是兩個世界。
當你的身邊可能都是敵人，當你的一舉一動可能都被敵人監視，當你随時可能被逮捕、被殺頭時，你很容易陷入孤獨與恐懼交織而成的巨大黑暗裡。
這種透不過氣的黑暗，能輕而易舉地毀掉一個人。
特工就是生活在黑暗中的人
不害怕黑暗的人，不是莽夫就是傻子；屈服于黑暗的人，不是懦夫就是庸人；而能夠直面黑暗，并且在黑暗中尋找出光明方向的人，我們通常叫他，英雄。
毫不誇張的說，徐國璋就是這樣的人。
在找不到方向的困境裡，徐國璋很快想到了辦法——既然孤軍作戰行不通，那我找戰友不就成了？
1941年夏天，在吳淞醫院坐診時，徐國璋遇到了一個女病人：年僅15歲（一說16歲）的黃眷瀾。
在和她交談中，徐國璋得知，黃眷瀾本來是浙江甯波人，父親在吳淞開了一個小小的米店。
1940年，日軍731部隊在甯波空投了大量含有鼠疫病菌的跳蚤、面粉、小麥，造成大量人員傷亡。
在甯波待不下去，黃眷瀾随家人遷到了上海，她也随之成了一名“失學少女”，天天呆在家裡，無處可去。
說起這段慘痛經曆，黃眷瀾總是咬牙切齒，言語間充滿了對日軍的痛恨。
臭名昭著的“731部隊”遺址
經過進一步了解，徐國璋發現，黃眷瀾家居住在吳淞外馬路101号，雖然是幢破舊的小樓，但卻緊挨着黃浦江邊，打開窗戶，往來的日軍軍艦就能盡收眼底。
另外，離黃眷瀾家不足50米的地方，就是日軍駐吳淞的憲兵隊軍營。
徐國璋大喜過望——這不就是最好的觀察哨嗎？
于是，經過半年的考察，并報新四軍參謀部同意，徐國璋迎來了他的第一個戰友，而黃眷瀾的家，也就成了上海情報曆史上赫赫有名的“
101觀察站”
。
建在河邊的上海貧民窟
自此，每天黃眷瀾便守在窗戶旁邊，時刻觀察記錄着日軍艦船往來情況、船隻舷号、外觀特征以及附近日本軍營中的一舉一動，并将得到的情報傳遞給徐國璋，徐國璋則通過上海地下情報人員張馥辛将情報傳遞出去，層層遞送到新四軍總部，形成了一支隐秘而高效的情報鍊條。
1943年初，在新四軍軍部的安排下，徐國璋來到新四軍軍部述職，并且加入了中國共産黨，成為了一名真正的地下黨員。
随後，在這一年夏天，新四軍吳淞情報組成立，由徐國璋擔任組長，他肩上的擔子更重了。
04
吳淞情報組成立後，接到的第一個任務，就是想辦法為新四軍采購醫療物資。
為了給采購藥品一個合理借口，徐國璋在吳淞醫院附近開辦了一個“一德診所”，後來改名為“
一德大藥房
”，并且拉來了老上司王桂泉的小舅子入股，算是掩護。
徐國璋拍攝的一德大藥房舊照
有了這個藥房，徐國璋就可以名正言順地采購醫療物資，同時，他還利用日軍削減士兵和底層軍官津貼的機會，一邊從日軍手中收購青黴素、磺胺等管控藥品，一邊借此與日軍搞好關系，套取情報。
在完成收購任務後，徐國璋又通過收買王桂泉，搞來了幾張日軍後勤部門的封條，靠着這些封條，藥物大搖大擺地運出了上海，進入了根據地。
之後，徐國璋率領吳淞情報組，堅持戰鬥在最危險的地方，完成了一個又一個任務，為新四軍的敵後抗戰提供了巨大幫助，而吳淞情報組的人數也不斷增加，到1944年底，已經發展成了一個精幹的4人小組。
任務雖然困難重重，但總有辦法可想，然而，到1945年初，一個最艱巨的任務到來了——
随着美軍在太平洋戰場上逐漸進入反攻階段，
1944年4月，盟軍參謀長聯席會議通過了一份長達140餘頁的秘密計劃，詳細規劃了未來2年内在中國沿海實施的對日登陸作戰方案，方案中，将盟軍在上海的登陸時間設定為1945年9月至1946年9月之間。
随後，
1944年7月22日，美軍觀察團飛抵延安，與毛澤東、朱德等上司人讨論了美國軍隊登陸後，與新四軍等抗日武裝的聯合作戰方案。
毛主席、朱總司令與美軍觀察團
對于美軍可能發起的登陸作戰，延安極為重視，1944年8月21日，毛澤東給張雲逸發電：
“美軍在中國登陸時間，據有些美國人估計已不在很遠。是以，請你們認真布置吳淞、甯波、杭州、南京間，特别是吳淞至甯波沿海及滬杭甬鐵路沿線地區的工作。”
11月2日，毛澤東再次向新四軍軍部發出訓示，布置了成立蘇浙軍區、抽調部隊及幹部由淮泗一帶南下等任務，特别指出，要在
“滬東、浙東、杭（州）嘉（興）、浙西、浙南”
五個地區，做好具體布置。
于是，在1945年初，徐國璋接到了新四軍軍部的絕密指令，要求他盡快
繪制一幅包含日本軍用機場、軍營、碼頭、高炮陣地等設施情況的詳細地圖，以配合美軍的登陸作戰。
看着這份指令，徐國璋頓時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繪制地圖，可不像之前那種打探情報的任務一樣，隻要方位資訊稍有偏差，就是給作戰部隊挖了一個大坑，造成的損失難以想象。
前思後想，徐國璋做出了一個極為冒險的決定：混進日本軍營裡，實地偵察！
這個辦法雖然是最高效的，但危險程度自然也是最高的，而更要命的是，此時，吳淞醫院的漢奸院長王桂泉嗅到了日軍失敗的味道，已經變賣了醫院，逃之夭夭了，徐國璋也失去了與日軍搭上關系的最重要管道。
苦苦思索之下，徐國璋突然想起了一個人。
就在“一德大藥房”剛剛開張不久後，有一位姓野田的憲兵隊軍官通過介紹，找到了徐國璋，要讓他治病。
這位野田，平生沒有什麼别的愛好，唯獨對花街柳巷情有獨鐘，是個“色中餓鬼”般的角色。
然而，野田身為憲兵隊的下層軍官，每月的津貼也是少得可憐，隻能光顧一些不上台面的“暗門子”，一來二去，野田不幸中招，得了“花柳病”。
民國時期 上海的風月女子
得了這種難以啟齒的病，野田自然不敢找軍醫醫治，于是便找到了徐國璋。
徐國璋為野田診斷了病情，尋了不少方子，最後竟然幫野田把病治好了。
這麼一來，野田自然對徐國璋感恩戴德，并引以為“知己”，成了朋友。
日本憲兵隊軍官
為了混進日本軍營，徐國璋找到野田，聲稱自己本小利薄，生意難做，願意為“大日本皇軍”服務，混口飯吃。
徐國璋心裡有數——此時的日軍，在戰場上連連失利，傷病員大量增加，正在為軍醫人數不足犯愁，在這時提出要求，最容易混進去。
果然，野田大喜過望，拍着徐國璋的肩膀，“呦西”個沒完，過了沒兩天，便給徐國璋弄來了一套日軍軍服和通行證。
随後，徐國璋又到舊貨市場，買了一架相機，用來偵察——就這樣，一個愛好攝影的日軍編外軍醫閃亮登場。
攝影 算是情報人員的必備能力
自此，徐國璋便頻繁出入于各個日軍基地，在其中擷取了大量的軍事建築的資訊。
此外，徐國璋還利用業餘時間，和小組内的情報員一起，騎上安裝了“路碼表”的自行車，沿着吳淞日本軍營外圍來回騎行，根據速度測出準确距離，并偷偷拍下照片，進行資料彙總、登記，確定地圖中各項資料萬無一失。
老式自行車上安裝的路碼表 可以根據時間和速度推算距離
雖然收集到了情報，但繪制地圖可是個技術活，沒有專門人才，大家隻能看着這些紙面上的資料幹着急。
正巧，就在這時，日軍要繪制一副《吳淞地區管轄圖》，由于地圖隻要求标注街道、地名以及相應管轄區，算不上什麼軍事秘密，便把這個活計派給了吳淞國小的校長顧宗英。
顧校長接到通知，心裡膩煩得要命，叫來學校的一名美術老師，把任務扔給了他。
這位美術老師名叫關松，來吳淞國小任職前，他的身份是新四軍蘇中三分區如西縣（今江蘇如臯）抗日民主政府的一名幹部。
于是，當關松完成任務，将管轄圖交給日軍的同時，一份同樣的地圖，也出現在了吳淞情報組的桌面上。
徐國璋和吳淞情報組的情報員們，正是以這份地圖為基礎，繪制出了一份詳細的日軍軍事設施地圖，并及時送到了新四軍軍部。
在這份地圖的指引下，1945年2月，美軍派出的B-29轟炸機飛抵吳淞上空，無數的炸彈，将日軍在吳淞的軍事設施炸成了一片白地。
美軍B-29重型轟炸機
事後，新四軍軍部專門派人趕到吳淞，向徐國璋和他的吳淞情報組，轉達了新四軍參謀長賴傳珠的口頭表揚。
雖然由于種種原因，美軍在上海的登陸行動未能實施，但這些空襲行動，有效地幹擾了日軍的判斷，為之後美軍順利登陸日本本土發揮了極大的牽制作用。
尾聲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中國人民經曆了14年的犧牲與奮鬥，終于迎來了勝利。
就在這一年10月，新四軍總部做出決定，抽調吳淞情報組的黃眷瀾、陳達2人到根據地進行學習，徐國璋本來也在學習名單之中，隻是由于此時他的肺結核病已經相當嚴重，組織便要求他在上海安心養病，待身體好轉後，再前往根據地。
然而，就在這一年的12月31日，徐國璋由于病情加重，永遠地離開了他為之戰鬥過的這片土地，年僅24歲。
在此，銜筆謹以莫斯科無名烈士墓前的兩句名言，略加改寫，向以徐國璋、吳淞情報組以及所有曾經奮戰在秘密戰線的前輩們表示崇高敬意——
你的名字終被知曉，你的功績永世長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