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湯重南（華語智庫進階研究員、中國社科院世界曆史研究所博士生導師、中國日本史學會名譽會長）
日本是東北亞地區與亞洲大陸隔海相望的島國，是當今世界上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号“經濟大國”，一個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現代化國家。但在明治維新以前，日本還隻是一個弱小、落後的東方封建國家。正是通過明治維新，日本建成了當時亞洲唯一的資本主義強國——“大日本帝國”。
“大日本帝國”，其興速，其亡也速，存在不足百年。其興，以1868年的日本明治維新為起點，猶如“彗星那樣登上舞台”，驟然于19世紀末葉出現在東方，劃破了屢受歐美列強殖民侵略而籠罩着亞洲的沉沉黑夜，放射出耀眼的光芒，給沉淪中的東方各國、各民族帶來希望。東亞各國、各民族的志士仁人，在驚歎日本的迅速崛起之餘，紛紛全方位地效法日本，欲使本國、本民族能像日本一樣振興、騰飛。然而，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打破了東方各國人士學習日本的迷夢。成為“世界一等國”、“世界五大強國之一”的新興日本帝國，不僅與西方列強為伍，欺淩壓迫東方弱小鄰邦，且有過之而無不及。躍登“東洋霸主”地位後，竟炮制和抛出建立囊括亞洲、澳洲及太平洋諸島的殖民大帝國的“大東亞共榮圈”的狂妄計劃，其侵略鐵蹄踐踏了東亞、東南亞各國，更妄圖與德、意法西斯分霸全世界。曾幾何時，驕橫一世、不斷澎脹的“大日本帝國”，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擊下，終于在1945年8月迅速崩潰敗亡，“又像彗星那樣消失了”。
日本崛起後，為何會窮兵黩武，走上軍國主義與法西斯道路呢？
這是有其深遠的曆史文化源流的。就日本來說，近代軍國主義，淵源于古代中世紀的日本武士、武家當政及武士道精神。日本武士産生于八、九世紀，并随着封建經濟發展和階級關系變化，于11世紀開始登上政治舞台。以1192年武士集團首領源賴朝被大權旁落的天皇“任命”為“征夷大将軍”，建立鐮倉幕府（在鐮倉地區建立的大将軍府）為标志，武士階級掌握了從地方到中央的國家各級政權。鐮倉幕府是日本第一個武家當政的政權，從此，專事征戰殺伐的武士階級成為統治階級達676年。1336年足利尊氏建立的室町幕府為第二個武家政權，而德川家康于1603年建立的江戶幕府則是第三個也是最後一個武家政權。日本的武士階級以作戰殺伐為職業，成為古代中世紀的軍國主義的鼓吹者，也自然是軍國主義體制和政策的制定者和推行者。日本武士階級還在長達近700年的幕府時代，逐漸發展和形成了武士道。武士道，即武士精神，它既是武士的人生觀、世界觀，又是武士應盡義務和職責等封建道德規範及行為準則。導源于神道、佛教、儒學的日本武士道，經曆了江戶時代的新型武士道和明治維新後轉化為近代軍人精神的武士道三大階段，成為近代日本軍國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
日本軍國主義對外侵略思想亦可謂“源遠流長”。早在日本古代，就已有關于神功皇後的神話傳說，即傳說她于公元210年征讨新羅（北韓南部古國），三次用兵大獲全勝。這是日本最早的對外征戰的傳說，後來統治者均大肆宣揚神功皇後開疆拓土之戰功，推崇有加。
到16世紀末，日本實際統治者豐臣秀吉首次提出征讨北韓、進占中國、印度，稱霸亞洲的狂妄計劃，井于1592、1596年兩次出兵侵朝，利令智昏地聲稱，北韓京城已被攻陷，自己“将直搗大明國”，讓其養子豐臣秀次準備遷都北京，北京“城周圍十國”（縣），可貢聖上（天皇）禦用”，“周圍百國歸你秀次領有”，自己則“居守甯波府”，因其“近天竺(印度)”，以便“占領天竺”。豐臣的擴張思想和侵略野心之大，集日本統治者之大成，達到空前程度。豐臣侵略軍在中朝聯軍打擊下節節敗退，被迫撤軍，豐臣亦悲凄地嗚呼離世，臨終前忽張目囑曰“勿使我十萬兵為海外鬼！”言畢而死。
豐臣之後，日本的統治者及許多思想家，不斷鼓吹其計劃、宣揚其思想，緻使日本對外侵略思想在300多年間延綿不絕且日益猖獗。從18世紀八、九十年代起，力倡“海防論”、“開國論”、“海外雄飛論”及“攘夷論”的日本經世學家及維新運動的先驅者們，如林子平、本多利明、佐藤信淵、藤田幽谷、會澤安、吉田松陰等代表性人物，都大肆鼓吹對外擴張思想，特别是“明治維新的先驅思想家”吉田松陰，公開提出：失之于歐美，補償于滿鮮（中國東北與北韓）的戰略，對明治上司人影響極大。這些成為近代日本軍國主義重要的思想來源。
至于近代日本軍國主義的成因主要有三。
一是明治維新這場日本資産階級革命和改革的不徹底性。政治上掌握統治大權的多是封建武士出身者，武士道精神被繼承和發展，成為維新上司人向日本國民，特别是向軍隊和學生灌輸的倫理規範，在《軍人敕語》和《教育敕語》中浸滿了武士道精神，成為日本鼓吹軍國主義和推行軍國主義教育的集中代表。舊武士等級不複存在，一批資産階級化的“新武士”(士族)活躍在各領域且是主導力量。1871年時，中央9省(部)官吏87％是士族，至1880年時，中央及地方官吏的74％仍是士族。統治集團中的骨幹多是武士出身者，最著名的“維新三傑”大久保利通、西鄉隆盛、木戶孝允以及壟斷日本政權近50年的伊藤博文、山縣有朋、松方正義等均為舊武士出身。到大正時代的首相原敬、加藤高明，昭和時代軍部法西斯魁首東條英機、宇垣一成，闆垣征四郎等也都是士族出身。士族及士族出身者極自然地成為推動日本軍國主義産生發展的主要社會力量。在經濟原因方面，由于地稅改革和士族授産等改革，使農村土地制度（寄生地主制）留有濃厚封建殘餘，家村成為“國内殖民地”，因而國内市場狹小。又使大批士族無法生存而對明治政權不滿，統治階級則以對外侵略擴張将心懷不滿的農民、士族的不滿情緒引向海外征戰，使他們成為軍國日本的基本社會力量。
二是日本資本主義起步晚，卻迅速發展為軍事封建帝國主義。日本實作民族獨立，擺脫淪為殖民地半殖民地危機，是以對東北亞弱小鄰國進行領土擴張和武裝侵略為重要手段的。正是将自己迅速轉化為壓迫民族才迎來了日本的迅速崛起。
故除具有早期資本主義對外侵略擴的典型外，更具有軍國日本的特點。明治政府推行“富國強兵”、“殖産興業”和“文明開化”三大政策，富國強兵是主體，是諸政策之首。近代日本發展走的是“強兵富國”之路。“強兵富國”路線的推行，使日本工業化的實作即産業革命的完成均與侵略中、朝的甲午戰争、日俄戰争緊密相聯。待日本急速向壟斷資本主義過渡，更與侵略戰争捆在一起，日本軍事封建帝國主義的本質和特點，使日本被納入軍事、戰争軌道，進入從戰争走向更大戰争的惡性循環之中。
三是日本國内外均無制約和阻遏軍國主義發展的形勢和力量。日本國内曾有三次民主運動高潮，即自由民權運動、大正民主運動和護憲三派鬥争、反法西斯鬥争，但均遭失敗；日本對外侵略時，屢屢冒險卻均較輕易得手，更刺激其向軍國主義道路迅跑。
日本軍國主義的形成、發展是與日本崛起同步的。大體分為三個階段。
近代日本軍國主義的第一階段是孕育形成階段，大體從1868年明治政府成立起至西南戰争結束的1877年。這是日本開始走上軍國主義道路的十年。明治政府上台伊始便确定了“與萬國對峙”的目标。天皇在1868年發表的《宸翰》（禦筆信）中宣布要“開拓萬裡波濤，布國威于四方”。1871-1873年日本岩倉具視使節團（48人及59位留學生）出訪歐美12國，曆時20個月，完全接受了西方列強“弱肉強食”、“強權即公理”的理論觀念，為日本軍國主義奠定了思想基礎。日本“富國強兵”政策的主要措施就是盡力建立和擴充軍隊。1871年組建了保衛天皇的名為“親兵”的近衛軍。同時開始建立近代陸軍。1873年頒布(征兵令》，建立了常備軍并迅速擴大，但不稱國防軍而稱“皇軍”，強調其效忠天皇。不久也由接收幕府和各藩軍艦組建擴充了海軍。1874年建立了近代警察制度，其頭目大警視川路利良甚至表示希望“日本被稱為警察國家”。從1873年底起，明治政府頒行了統一的監獄制度，建立起密布全國的龐大的監獄網。
明治政府成立不久便憑借其軍事力量開始對亞洲弱小國家進行武裝侵略。1874年就發動對中國台灣的侵略戰争，1875年又挑起侵略北韓的“江華島事件”，并于1876年逼迫北韓簽訂了不平等的《江華條約》。
在這10年中，日本确立和鞏固了天皇為中心的中央集權政府，建立起軍國主義的經濟基礎，建立了軍國主義的武裝和警察、監獄，并開始對外實行侵略擴張，标志日本近代軍國主義初步形成了。
第二階段是近代日本軍國主義體制完全确立階段。大體從陸軍卿（國防部長）山縣有朋釋出《軍人訓誡》和《參謀本部條例》的1878年至簽訂《日英新通商航海條約》，發動侵中、侵朝的甲午戰争的1894年。其間，1881年建立憲兵制度并釋出《軍人敕谕》，1889年頒布《大日本帝國憲法》，1890年釋出《教育敕語》，1893年軍部的形成等均為其路标。日本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思想各領域确立起軍國主義體制。
第三階段是發展與演變階段。大緻從甲午戰争後的1895年至法西斯軍國主義确立的1936年或直到其敗亡的1945年。日本近代軍國主義确立後就不斷地從戰争走向戰争，幾乎是每五年就對外用兵一次，直至其徹底敗亡。1936年“二、二”政變标志法西斯上台，則是近代日本軍國主義的極端表現形式。法西斯主義确立，則是日本軍國主義的最高形态。
日本軍國主義窮兵黩武的特點及危害。
日本軍國主義就是侵略戰争，而其發動的侵略戰争又具有其特點。一是軍國主義無義戰。軍國主義發動和參加的一系列戰争無一例外地全都是侵略戰争。二是日本軍國主義發動戰争均帶有瘋狂的冒險性，即是所謂“以國運相賭”的賭徒。三是野蠻性。甲午戰争時所進行需驚世界、慘絕人寰的旅順大屠殺和侵華戰争時的南京大屠殺即是其集中代表。四是掠奪性。每次侵略戰争均大肆掠奪，還逼迫弱小國家割地賠款，日本軍國主義是貪得無厭的掠奪者。如甲午戰争後，迫使中國賠款2億3000萬兩白銀，相當于日本國庫收入的四倍半。日本僅這一次從中國掠奪的戰争橫财，使日本“在朝在野的人，都認為是無盡的财富”。日本“各方面都是以實行大大的擴張了”（日本首相井上馨語）。五是欺騙性。日本軍國主義總是對外進行欺騙宣傳。其狡詐性及颠倒黑白手法可謂登峰造極。
日本軍國主義雖可得逞于一時，但其最終失敗是必然的。從根本上說：“日本戰争的退步性和野蠻性是日本戰争必然失敗的主要根據”（毛澤東語）。
日本軍國主義不僅是危害世界和亞洲，特别是對中國、北韓人民犯下了罄竹難書的累累罪行，也使日本國家敗亡，遭緻滅頂之災，日本人民蒙受苦難，危害深重。
在日本侵華戰争期間，日軍攻城掠地，鐵蹄踐踏了我國半壁河山，犯下了罄竹難書的累累罪行：兇殘屠殺，從上海、蘇州、無錫、常州、鎮江、揚州直到南京，使我70萬同胞血染長江；燒殺劫掠，蹂躏淪陷區數萬萬同胞；喪盡天良，實行毒氣戰和細菌戰；無視國際法規，對我和平城市狂轟濫炸；在抗日根據地，實行滅絕人性的殺光、燒光、搶光的“三光政策”；暴虐坑殺，制造80多個“萬人坑”；實施“獵兔作戰”，抓捕中國勞工4.2萬人到日本服苦役，傷亡逾1.4萬；惡魔淫暴，強奸淩辱數百萬中國婦女，違反人道和國際法，強迫20萬中國婦女做“慰安婦”，供日軍群體蹂躏，等等。在侵華戰争的15年間，日本給中國造成了無比巨大的損失：中國軍民傷亡3500萬，其中死亡2000萬人；直接财産損失1000億美元，間接經濟損失達5000億美元（按當時币值，約為現值的二千分之一）。日本侵華戰争對中國的破壞最大、占地最廣，确實創深痛巨，使我民族在物質上、精神上受到最為嚴重的傷害，對中國社會的發展造成極大破壞，嚴重影響了中國的曆史命運。
日本在太平洋戰争期間，菲律賓人民戰死和被屠殺者達111萬多人，損失财産80多億美元；越南人民僅1944至1945年一年即被餓死200萬人；印度尼西亞被抓走的勞工就死亡約200萬人；在泰國和緬甸，僅強制修築泰緬鐵路（被稱為死亡鐵路）的暴行一項，就死亡戰俘1.2萬人，勞工約25萬人；在馬來西亞被日軍屠殺者超過10萬人。
日軍的暴行罪惡，是人類史上罕見的，是令人發指的。
日本軍國主義侵略戰争也給日本人民造成巨大的災難。戰費560多億美元，平均每個日本人承擔650多美元；動員兵力730萬，平均每戶有一人當兵；日本軍民傷亡310萬。
在戰争後期，日本首都東京80%以上住宅被炸毀，僅1945年3月10日一天空襲就被炸死15萬人以上，除京都、奈良外，幾乎所有的日本城市均被空襲，到處是一片廢墟。尤其是美國于1945年8月6日、9日在廣島和長崎投下兩棵原子彈，一瞬間，幾十萬居民慘遭傷亡，造成人數空前悲慘的情景。
由于日本軍國主義的對外侵略戰争，使日本國民經濟全面崩潰。日本經濟學家的共同結論是：日本經濟倒退了25年！
戰争更使日本人精神創傷深重，可以說是“精神全面崩潰”。對天皇神話、對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一時間都破滅了。思想極為混亂，傳統道德觀念均被破壞。至今還有不少日本人一直受到“戰争夢魇”的糾纏。
“讓曆史照亮未來”，回望日本窮兵黩武造成的慘重後果，是為了現在和未來的和平與發展；“聆聽曆史是一種智慧”，我們期望聰慧勤奮的日本人民總結曆史經驗教訓，不再重蹈曆史覆轍，真正無愧于“日本民族是一個偉大的民族”（毛澤東語）的稱譽。
作者簡介：湯重南，1940年11月生于重慶市，籍貫江蘇武進，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史所研究員、博士導師。中國日本史學會原會長，現名譽會長；中國中日關系史學會原副會長，現顧問。從1989年起，30多次赴日、赴韓研究、考察和出席國際學術會議。主要有《中日近代化比較》（日文版）、《日本帝國的興亡》、《21世紀中國與日本》、《日本軍國主義論》等10餘部合著合主編著作。另有《坂本龍馬與倒幕維新》、《獨具特色的日本近代天皇制》、《傳統文化對近代中日兩國社會經濟發展的雙重作用》、《淺談近代日本的國體——軍事封建帝國主義》、《龐雜的精神糟粕——日本軍國主義思想剖析》、《警惕日本軍國主義死灰複燃》等百餘篇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