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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創作要回歸“文”的傳統

散文創作要回歸“文”的傳統

□華紫年

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文化散文日益興盛,研究文化散文的文章也不時見于各種報刊,但研究文化散文的專著卻極為鮮見。陳劍晖教授最近出版的《散文文化與中華民族精神》填補了這一空白,首提“散文文化”這一概念,從文化學批評切入,對“文化散文”與百年散文文體的發展作了全面深入的探究。

作者之是以獨立提出“散文文化”這一概念,旨在彰顯散文的地位及其與當代文化建設的關系。從文學史的演進發展來看,“文”對中國文化和人們日常生活的影響最大,它比詩歌更全面、更深刻地影響着當代文化。作者認為,“散文文化”又不能等同于“文化研究”。“散文文化”的文學闡釋主要應從兩方面展開:一是詩的體驗,即從生活着的個體出發去感受現實和曆史,去把握生活的意義和價值。二是着眼于文化與審美的交融。亦即詩、思、史三者的深度融合。鑒于當代散文創作路子越走越窄,“越來越技巧化、精緻化”,他認為有必要回歸到産生詩性的原初,回歸到我國“文”的偉大傳統中。這無疑是切中肯綮的藥方。

“文化散文”與“散文文化”是相聯系又有差別的概念,是近三十年興起的一股散文創作熱潮,強烈地沖擊着傳統散文的創作觀念。陳劍晖認為,“文化散文”至少應具備以下幾方面的特征:“第一,創作主體定位應該是文化人。他們是知識分子、精英階層,具備曆史文化的解讀能力,是傳統文化、文化明的傳播者。第二,創作内蘊具有文化詩性的品格。第三,創作思維是以個人解讀的方式,對曆史文化進行理性的思辨,同時融入個體生命的體驗。第四,創作藝術是對話式的議論,重新叙述的曆史故事,充滿人文情懷的抒情。”

這就把“文化散文”的概念、特征與内涵都說清楚了。他還概括提煉出“文化散文”的意義,認為它突破了傳統散文“借景抒情、托物言志”的創作模式,融文學、美學、史學及其他學科于散文創作;結構上,運用多元度、多層面、輻射式的構思方式,大大拓展了散文創作的空間,從文化的視角展示曆史事件、文化人格的底蘊,比以往那種“寫景抒情”、“托物言志”、“輕靈精緻”的傳統散文自然更豐富、更深刻、更有魅力。

該書以較大的篇幅論述中國散文文體的嬗變,對古代、近代、五四時期及百年散文文體的發展變化、上世紀90年代以來散文文體的變革做了深入的梳理與多層次、多角度的剖析。作者指出,先秦時期的散文文體,以論說為主,兩漢以曆史散文為主要文體形态;唐代的古文運動,瓦解了魏晉南北朝的骈文,形成了叙事、議論與抒情三位一體的古典散文格局;明代以後,以獨幕喜劇筆記為主要散文形态。古代散文文體的自覺,主要展現在“散骈并用”“詩文互滲”。作者對近代梁啟超創造的“新文體”散文的過渡性的轉型意義,對五四時期,現代散文文體的實作的自覺與成熟,對周作人“叙散文事”、“抒情散文”、“議論散文”的新思路,對朱自清“廣義散文”與“狹義散文”、文學性散文與非文學性散文分開的觀點,對五四時期至30年代散文文體的具體模式即報章體(時評)、情志體(美文)、閑聊體(獨幕喜劇)……都分析得精細、精辟、嚴謹,以此說明散文文體的變化與重大進展。作者還将現代散文歸納出“抒情獨語體式”、“閑話聊天體式”、“幽默諧趣體式”等散文文體體式,以散文體式的建構與語體風格的形成,說明散文文體的成熟。至1936年後,報告文學、通訊特寫崛起,50年代末、60年代初“形散神不散”與“詩化”散文理論的提出,再到70、80年代報告文學、特寫從散文家族中剝離,新時期尤其是90年代以來散文文體的多元審美性潮流……作者條分縷析,均做出令人信服的闡釋。

作者從“辨體”與“破體”入手,認為文體作為一種長期形成且相對穩定的共同審美形态,它有其特殊的構成因素和獨特的表現手法,創作者在創作時一般應尊重各種文體的藝術規律,但正如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一樣,任何文體也不可能凝固和絕對化。它往往随着時代的發展而變化。

作者認為,散文近些年來被冷落、被邊緣化的原因,是由于一直沒有形成一個系統的文學理論。有感于此,他努力探索現代文體,構築屬于散文自己的詩學理論體系,這本《散文文化與中華民族精神》就是在這方面探索研究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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