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讀｜馮源：蜀地山川和人文的審美之維——石英先生《石英蜀地緣》的解讀

文/馮源

在當代的中國作家中，來四川觀光旅遊的并不在少數，但像石英先生這樣把四川視為他的第二故鄉，而且大力地描繪了四川的秀麗山川和風景名勝，深情地書寫了他同四川文人的交往與友誼，深刻地描寫了四川的時代變遷和社會發展，深沉地再現了四川曆史上的英雄人物和他們的英勇事迹，這樣的事例是少之又少的。

從這個意義上講，石英先生的這部《石英蜀地緣》，可謂是開了集中描寫四川、歌吟巴蜀的先河，其中的特殊意義和價值是不容質疑的。因為它不僅凸顯了作家對巴山蜀水的深情厚誼，而且傳遞出對天府之國的審美之維。

作為開篇之作的散文佳篇《念蜀》，可以看作是石英先生在這部文集裡所表達出的一種引領，或者說是一種提綱挈領的作用。在這篇散文裡，作者不僅描寫了自己第一次對蜀國的認知與感受，而且記述了作者與蜀人第一次相識并結緣的故事。這為作者後來長期在四川的旅遊觀光、人際交往和形象生動地描繪四川的山水與人文，奠定了堅實的情感基礎。

那是在解放戰争的初始階段，尚為國小生的作者聆聽李老師上課。李老師是北平某大學曆史系四年級的學生，烽火連天阻斷了李老師重返學校之路，不得已滞留本村當代課教師。

在這群國小生的心目中，李老師是最富于才情、最具有學問的人。他的講課從不拘泥于課本，也沒有什麼講稿，僅僅憑借他那口若懸河的口才，就能夠惟妙惟肖、絲絲入扣地講述精彩的中外曆史故事。

他講漢代末年的三國紛争，“使我們一會兒扼腕蹙眉，一會兒眉開眼笑，一會兒揪着顆心，一會兒又幾乎為之歡呼。”其情其景，曆曆在目。從李老師的講述裡，作者明顯地感覺到其情感投向是站在劉備和諸葛亮一邊的，大有“尊蜀貶魏”這種思想觀點、主觀情感的流露。這在無形之中影響了作者的情感判斷和心理認知，由是開始，作者對遠距家鄉的西蜀産生了由衷的好感，也構成了作者對蜀地一直以來的魂牽夢繞。這便是作者對蜀地的第一次相識和感覺。

第一次與蜀人的相識并結緣，是在上世紀60年代中期。

作者被下放到市郊一個大工廠裡勞動。有一天，作者正從油車工廠中的房間幹完活回來吃飯，途中偶遇一位個子不高但勻稱靈巧的女子從大門外走來，她用一種帶有外地口音卻很動聽的國語問作者：“廠裝置科往哪兒走？”因為廠子很大，作者便告訴她，順着這條大路走到金工工廠中的房間，再向右拐一百米就是裝置科。

轉天是周末，因為作者已有三個星期沒回北京的家了，下班後便心急火燎地乘公共汽車趕往火車站。到了車站買票時，才發現衣兜裡的錢還差九角。正在作者感到十分尴尬時，身後一個和悅清脆的女聲響起，并遞給作者一進制錢。作者回頭定睛一看，才發現是那位隻有一面之緣的女子。

在一同前往北京的路上，這位女子自我介紹說她是四川宜賓人，畢業于上海一所工科大學，現在在重慶工作，這次出差來天津，是為了替廠裡購買裝置。這位女同志的熱情、機靈、幹練和富有情趣、真誠待人，給作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乃至于若幹年後，作者都一直把對這位女同志的印象視為是對四川女性的總體印象。這便是作者第一次與蜀人的相識并結緣。

在這篇散文的後半部分，作者又兩度叙寫了他與四川人的交往和所擁有的好感。一次是在1985年由《散文》月刊和四川省作家協會聯合舉辦的樂山筆會上，另一次則是從九寨溝旅行後傳回的路上。前者叙寫了作者在與四川文友的共事中，四川人的摯切與厚重、熱情奔放與注重實效，使兩天的筆會收獲頗豐；後者則叙寫了四個四川人在大雨滂沱中，為了能夠使汽車走出泥潭而齊心協力、同舟共濟的往事。這些都給作者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和記憶。

散文《竹海的雨》，則可以看作是作者對四川的自然山川和秀麗景色的一次成功描寫。在這篇散文裡，作者一起筆便抒發了自己獨特的内心感受：“這雨不下則已，一下就從淩霄的竹梢上斜梢而下，濾過重重竹葉，蕩洗掉了葉上的些許微塵，并将那脫俗的清奇竹香帶了下來，落在我的唇際，不僅無半點厭惡，反覺别有一種甘爽。我不再後悔未帶雨具，一心享受竹雨破例的賜予。”

接着是作者對整個竹海所進行的深層次審美描述。在這樣的描述中，既有對墨竹、人面竹、羅漢竹、鳳尾竹、觀音竹、雞爪竹這樣的珍稀竹種的重點描寫，有對竹海的總體構成、方圓逾一百平方公裡和八大景區、一百多個景點的概括性描述，也有對竹制工藝品及其所帶來的繁榮的商業經濟現狀的真實寫照，還有對能夠親口品嘗到以嫩竹筍、竹荪、竹茸調制而成的鮮美可口飯菜的由衷贊美。

作者的這種寫法，既有力表現了竹海的自然景觀和自然風情的突出特點，同時又兼及了對竹海的經濟發展和社會文明的審美觀照。

在《走筆七盤關》《松柏有情翠雲廊》《七曲山不隻為逛廟》《都江堰情思》《阆中三異》《再晤蓉城》《金頂雨境》《酒香溢在醇厚的文化氛圍中》等散文篇什裡，作者同樣表現出了對天府之國的自然景觀、秀美山川、名勝古迹的特别鐘情，和對于巴山蜀水的經濟發展、社會進步、時代文明的高度贊美，力顯出了作者的别具隻眼和對散文藝術卓有成效的把握。

生動再現英雄人物的光榮事迹，深情讴歌英雄人物的偉大壯舉，這是這部散文随筆選集的另一個特點，其主要表現在《中江行，愛中江》和《定烈千秋憶笑容——懷念川籍老紅軍》這兩篇散文裡。

前者主要叙寫了作者的中江之行及其熱愛中江的理由。作者一踏入黃繼光烈士紀念館裡面，便被懸挂在牆上的珍貴曆史照片所吸引，也情不自禁地想起黃繼光烈士參軍後的點點滴滴，尤其是他在上甘嶺戰役中奮不顧身堵住敵軍槍眼的英勇故事，深情讴歌了這位烈士的偉大壯舉。這毋庸置疑地是作者熱愛中江這座城市最大最好和最為充足的理由。

後者主要描繪了在1946年中原突圍時，王定烈團長帶着他的一團人馬憑借無所畏懼、猛打猛沖的英勇氣勢，一舉突破了敵軍的圍追堵截，為大部隊擺脫敵軍的圍剿和成功西進創造了有利條件。新中國成立以後，作者與王定烈将軍在人民大會堂兩次親切會晤，熱情贊揚了這位川籍老紅軍在解放戰争中立下的卓越功勳和笃誠厚道、友好和藹、平易近人的性格。

表達作者與四川當代文人的真誠交往和彼此之間結下的深厚友情，也是這部散文随筆集的一個特點。這主要展現在作者為四川當代作家的散文、詩歌作品集作序和撰寫有關評論文章的字裡行間中。

《媒體與文學：從伍松喬談到“兩栖互進”》一文，是作者對伍松喬的《媒體上文化莊稼》一書所作的評論。在這篇評論文章裡，作者先是以平實素樸的筆調叙寫了自己與四川當代散文作家伍松喬在早期的書信往來和在中後期的直接面晤，然後再逐一評說了伍松喬先生在媒體建設與文學創作之間的彼此共進。

在作者看來，由伍松喬先生主持的川報副刊辦得很有特色：“它既有大氣的一面，又十分切合普通讀者的口味；它既重視普遍公認的優範，又突出地呈現出四川的地方特色……它有‘綜合性’的包容，卻從未忽視應有的文化藝術品位。”這是作者對川報副刊的盛贊，又莫不是對整個四川紙質媒體的一種褒揚。最後揭示了伍松喬先生在文學創作與副刊事業間“兩栖互進”的意義和價值。從中不難窺見，作者在蜀地觀光旅遊和會前會後，與四川文人的真誠交往和結下的深厚友情。

細緻而深入地考量石英先生的這部散文随筆集，筆者發現它的裡面其實隐含着一種召喚結構，并且給我們以深深的啟示：那就是對四川的自然山川和人文景觀要有一雙善于發現的眼睛，對四川人要有熱忱和關愛之心，對四川曆史上的英雄人物要充滿由衷的敬佩和景仰，對巴蜀大地的社會發展、時代進步要有喜迎盛世的感動和奮發。

這既是作者在這部散文随筆集中給我們凸顯出的意義昭示和思想啟迪，又莫不是筆者對此書所表達出的審美四川之維的深層解讀。它或許能夠成為四川廣大作家摹習的範本，或者是一種有力的精神引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