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近代資本主義的發展，商品市場形成世界範圍的流通，與此同時，勞動力也實作了世界性流通。自從鴉片戰争之後，中國國門打開，随即也加入其中。在當時，不僅存在大量的中國勞動力向外輸出，還有很多國外勞動力輸入中國市場。
近代以前，清廷雖然閉關鎖國，但也并不是一概排外。對于國外的先進技術與思想，當時的中國也不缺乏學習的勇氣。在中國封建社會曆史上，朝廷中很多部門出現過外國人才任職，這些人深受中國政府信任。鴉片戰争的戰敗促使中國人檢討民族危機，當時很多人提出應學習西方經驗。
這當中有很多代表性人物，比如魏源就明确提出，建議清廷聘用外國人以圖自強。他建議選擇法國、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工匠，教授中國先進的造船之法，“教行船演炮之法”，這樣“盡得西洋之長技為中國之長技”。鄭觀應也提出類似觀點，他之處，近代中國華人并不懂得新式事業，是以在創辦時屢遭挫折，難免走彎路。應借西洋有才華、擅長新式事業的人才，幫助中國興起近代工業。
确實，近代工業對中國人來說太陌生。要想創立成功的近代工業必須借助外力。1872年，沈葆桢說：“當左宗棠之議立船政也，中國無一人曾身曆其事者，不得不問之洋匠。”1904年，兩江總督魏光焘說：“中國素未講求制造之學，故每創機廠，不得不募用外國工師、匠目。”
晚清時期，列強環伺，面對日益嚴峻的形式，許多重臣意識到引進外國人才的重要性。李鴻章曾指出，“誠以鄰邦環伺，交涉多端，不收其俊，無以得敵國之情；不廣其助，無以應事機之變”，張之洞也強調，隻要對外國人才管理得當，必然能夠為我多用。
自洋務運動開始，中國創辦近代企業之初，就一直有外國人的參與，晚清幾十年的近代企業中一直都有外國人活動。這一時期雇傭外國人的形式主要分為直接雇傭和間接雇傭兩大類。所謂直接雇傭就是中方與外國被雇傭者直接打成雇傭協定，形成雇傭關系。
比如福州船政局的德克碑、日意格曾經在鎮壓太平軍時結識左宗棠。1864年，左宗棠在杭州試造小輪船，因技術問題請教德克碑、日意格，二人借回信之機自薦，最終被左宗棠召入福州船政局。
江南制造總局的馬格裡曾經是一名軍醫，同樣是在鎮壓太平軍時結識了李鴻章，并深得其信任。江南制造總局的前身是1865年購自上海的美商旗記鐵廠，後來在江南制造總局雇傭的第一批外國人中，有美商旗記鐵廠的9名外國工匠被沿用。福州船政局工程師魏翰的同學--英國人斐士博來到中國，魏翰知道他有能力，可作為管輪教習，于是與他簽訂了雇傭合同。
另外，清廷也常通過在職外國員工引薦新人。雲南礦務局需要增加礦師時，日本礦師藤野津造力就推薦了他在日本的同僚藤原房。雲南礦物督辦知道藤野津做事得力，是以相信他推薦的人必定也可靠。不僅雲南礦務如此，陝西延長油礦也類似，“由日人内藤久寬介紹聘得理學博士大冢專一為礦地測量技師，又由該技師承保田村升氏為測繪技手”。
通過傳統的社會關系雇傭外國員工甚至成為一些近代企業的規章，比如上海機器織布局《招商集股章程》就明确規定，要雇傭外國人是，必須要行事妥帖的外籍員工推薦才可以。也有一些外國工匠通過市場途徑被中國工業雇傭。
比如一個叫巴保的外國人聽說上海機器織布局招聘引擎師的消息，就找上門來，毛遂自薦。湖北開采煤鐵總局創辦之初，英國人馬立師就自薦為礦師。這種雇傭方式被當時的很多人認可。1875年，薛福成代替李鴻章，回複盛懷宣的信函中就指出，挑選外國工匠時，那些從報紙等途徑得知消息，自薦而來的工匠中，往往可以挑選出得力者。
根據國際條約的規定雇傭外國人，也是直接雇傭外國人的一種方式，隻是形式比較特殊。這種雇傭形式最早出現在19世紀80年代，1885年輪船招商局與彙豐銀行一次借款事宜中，彙豐銀行提出這樣的要求：派一位監理住局，授予其檢視局中賬冊、驗看各船産業的權力，薪水則由招商局支出。
另外，彙豐銀行還提出，每年需要派遣兩位行事妥當的人，評估招商局的固定資産。這二人所産生的差旅等費用也有招商局支出。張之洞曾向德國高林洋行借款1000萬元，作為創辦湖北槍炮廠之資。按照高林洋行的要求，張之洞也不得不聘請一位德國人作為鑄造師。
這種雇傭形式在19世紀90年代愈加頻繁，比如《中法續議商務專條附章》規定：“中國将來在雲南、廣西、廣東開礦時，可先向法國廠商及礦師人員商辦。”《中德膠澳租借條約》規定，中國在山東開辦的所有事業，如果需要用到外國人時，必須先咨詢德國商人是否願意承包。盛懷宣與日本訂立的借款供鐵合同中規定：“大冶礦山當聘日本工程師一名。”
這些雇傭條約各自原因不同，但是都有一點共同之處，那就是都在條約中限定了雇傭對象的國籍，這意味着在雇傭關系中，中國已經失去了主動權。
所謂間接雇傭就是中方企業委托第三方辦理雇傭外國工匠的相關手續。産生這種雇傭關系的原因，是中國企業不了解國外局勢，為了避免一些外國人濫竽充數而采取的雇傭手段。在不同的曆史時期，間接雇傭有不同的途徑。
洋務運動之處，洋務企業要雇傭外國人，大都通過西方在中國的洋行辦理。比如雲南銅礦需要外籍礦師時，盛懷宣就委托上海洋行全權負責此事。也有一些外國工匠是通過已經被中國企業雇傭的外國人員經手聘用。比如1875年，台灣基隆煤礦聘請的礦師翟薩，就曾經前往英國，辦理聘請礦師事宜。次年五月，他所聘請的第一位外國工匠到職。福州船政局的外國工匠則由日意格、德克碑經手，從法國聘請。
不管是直接雇傭還是間接雇傭，這兩種途徑聘請的外國工匠大都是通過海關受雇于中國近代企業的。比較典型的，中國第一批新式煤礦的所有礦師幾乎都是由赫德推薦，或者是出自赫德門下的。1875年創辦的湖北廣濟興國煤礦“由總稅務司赫德在英國代雇礦師郭師敦及洋匠三名來華試辦”；1876年台灣基隆煤礦創辦，礦師翟薩就是前一年進入海關并分到台灣淡水的一名英國礦師，在赫德口中，他屬于“我們終将的一個”。
通過這樣的雇傭方式，雇傭而來的工匠存在一些弊端，一般來說，技師技藝并不精湛，存在很多濫竽充數的情況，是最令中國政府為之困擾的問題。比如福州船政局“洋監工日意格于制造本非素精，招來洋匠亦非上選”。為了避免這一情況，中國企業嘗試着由本國駐外使節直接從國外聘請工匠，避開在華外國人。
依靠本國駐外使節直接從國外聘請工匠又存在兩種情況，有的使節對其所在國十分熟悉，自然就可以按照本國要求，尋找堪當責任的工匠。比如鄭觀應在籌辦上海機器織布局時，給駐美副使寫信，請他代為聘請一位有豐富經驗，有名望的外國匠師。
經過一番運作，美國技師丹科前來實地考察，織布局在了解了他的能力之後表示認可，并與其确認了雇傭關系。另外，清政府曾經命中國駐英公使曾紀澤，在英國物色一位軍械工程師，要求技藝精湛，康尼虛氏最後成為受聘之人，與清政府簽訂了雇傭條約。
還有一種情況，是駐外使節對其所在國并不甚了解，是以當他們受命在國外尋找外國工匠時，就顯得力不從心。比如廣東機器織布局創辦之初，張之洞名駐英出使大臣劉瑞芬代為雇傭10名洋匠，要求為首者必須對建廠工程十分熟悉，能夠安裝機器。張瑞芬隻好與外國廠家簽訂合同，由他們派人來安裝機器。之後，張之洞在湖北創辦的所有工廠，需要外國工匠時，均采用這種辦法，由外國廠家代為雇傭洋匠。
清朝末年，雇傭外籍工匠的人數往往因企業規模和企業性質而有所不同。一般處于創立之初的企業，大都聘用外國人指導管理。
不過官營企業聘用的外國人的數量比商辦企業要多得多。從企業形式上看，重工業企業雇傭的外國工匠數量由于輕工業不同，一般來說，規模類似的企業相比，輕工業所雇傭的外國工匠數量較少。
有的重工業企業雖然雇傭外國工匠的絕對數不高，但是所占比例卻很高。為了友善外國工匠的生活，重工業企業還會雇傭一些一生之類的輔助人員，為外國工匠提供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