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商品市场形成世界范围的流通，与此同时，劳动力也实现了世界性流通。自从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国门打开，随即也加入其中。在当时，不仅存在大量的中国劳动力向外输出，还有很多国外劳动力输入中国市场。
近代以前，清廷虽然闭关锁国，但也并不是一概排外。对于国外的先进技术与思想，当时的中国也不缺乏学习的勇气。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朝廷中很多部门出现过外国人才任职，这些人深受中国政府信任。鸦片战争的战败促使中国人反省民族危机，当时很多人提出应学习西方经验。
这当中有很多代表性人物，比如魏源就明确提出，建议清廷聘用外国人以图自强。他建议选择法国、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工匠，教授中国先进的造船之法，“教行船演炮之法”，这样“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郑观应也提出类似观点，他之处，近代中国华人并不懂得新式事业，因此在创办时屡遭挫折，难免走弯路。应借西洋有才华、擅长新式事业的人才，帮助中国兴起近代工业。
确实，近代工业对中国人来说太陌生。要想创立成功的近代工业必须借助外力。1872年，沈葆桢说：“当左宗棠之议立船政也，中国无一人曾身历其事者，不得不问之洋匠。”1904年，两江总督魏光焘说：“中国素未讲求制造之学，故每创机厂，不得不募用外国工师、匠目。”
晚清时期，列强环伺，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式，许多重臣意识到引进外国人才的重要性。李鸿章曾指出，“诚以邻邦环伺，交涉多端，不收其俊，无以得敌国之情；不广其助，无以应事机之变”，张之洞也强调，只要对外国人才管理得当，必然能够为我多用。
自洋务运动开始，中国创办近代企业之初，就一直有外国人的参与，晚清几十年的近代企业中一直都有外国人活动。这一时期雇佣外国人的形式主要分为直接雇佣和间接雇佣两大类。所谓直接雇佣就是中方与外国被雇佣者直接打成雇佣协议，形成雇佣关系。
比如福州船政局的德克碑、日意格曾经在镇压太平军时结识左宗棠。1864年，左宗棠在杭州试造小轮船，因技术问题请教德克碑、日意格，二人借回信之机自荐，最终被左宗棠召入福州船政局。
江南制造总局的马格里曾经是一名军医，同样是在镇压太平军时结识了李鸿章，并深得其信任。江南制造总局的前身是1865年购自上海的美商旗记铁厂，后来在江南制造总局雇佣的第一批外国人中，有美商旗记铁厂的9名外国工匠被沿用。福州船政局工程师魏翰的同学--英国人斐士博来到中国，魏翰知道他有能力，可作为管轮教习，于是与他签订了雇佣合同。
另外，清廷也常通过在职外国员工引荐新人。云南矿务局需要增加矿师时，日本矿师藤野津造力就推荐了他在日本的同事藤原房。云南矿物督办知道藤野津做事得力，因此相信他推荐的人必定也可靠。不仅云南矿务如此，陕西延长油矿也类似，“由日人内藤久宽介绍聘得理学博士大冢专一为矿地测量技师，又由该技师承保田村升氏为测绘技手”。
通过传统的社会关系雇佣外国员工甚至成为一些近代企业的规章，比如上海机器织布局《招商集股章程》就明确规定，要雇佣外国人是，必须要行事妥帖的外籍员工推荐才可以。也有一些外国工匠通过市场途径被中国工业雇佣。
比如一个叫巴保的外国人听说上海机器织布局招聘引擎师的消息，就找上门来，毛遂自荐。湖北开采煤铁总局创办之初，英国人马立师就自荐为矿师。这种雇佣方式被当时的很多人认可。1875年，薛福成代替李鸿章，回复盛怀宣的信函中就指出，挑选外国工匠时，那些从报纸等途径得知消息，自荐而来的工匠中，往往可以挑选出得力者。
根据国际条约的规定雇佣外国人，也是直接雇佣外国人的一种方式，只是形式比较特殊。这种雇佣形式最早出现在19世纪80年代，1885年轮船招商局与汇丰银行一次借款事宜中，汇丰银行提出这样的要求：派一位监理住局，授予其查看局中账册、验看各船产业的权力，薪水则由招商局支出。
另外，汇丰银行还提出，每年需要派遣两位行事妥当的人，评估招商局的固定资产。这二人所产生的差旅等费用也有招商局支出。张之洞曾向德国高林洋行借款1000万元，作为创办湖北枪炮厂之资。按照高林洋行的要求，张之洞也不得不聘请一位德国人作为铸造师。
这种雇佣形式在19世纪90年代愈加频繁，比如《中法续议商务专条附章》规定：“中国将来在云南、广西、广东开矿时，可先向法国厂商及矿师人员商办。”《中德胶澳租借条约》规定，中国在山东开办的所有事业，如果需要用到外国人时，必须先咨询德国商人是否愿意承包。盛怀宣与日本订立的借款供铁合同中规定：“大冶矿山当聘日本工程师一名。”
这些雇佣条约各自原因不同，但是都有一点共同之处，那就是都在条约中限定了雇佣对象的国籍，这意味着在雇佣关系中，中国已经失去了主动权。
所谓间接雇佣就是中方企业委托第三方办理雇佣外国工匠的相关手续。产生这种雇佣关系的原因，是中国企业不了解国外局势，为了避免一些外国人滥竽充数而采取的雇佣手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间接雇佣有不同的途径。
洋务运动之处，洋务企业要雇佣外国人，大都通过西方在中国的洋行办理。比如云南铜矿需要外籍矿师时，盛怀宣就委托上海洋行全权负责此事。也有一些外国工匠是通过已经被中国企业雇佣的外国人员经手聘用。比如1875年，台湾基隆煤矿聘请的矿师翟萨，就曾经前往英国，办理聘请矿师事宜。次年五月，他所聘请的第一位外国工匠到职。福州船政局的外国工匠则由日意格、德克碑经手，从法国聘请。
不管是直接雇佣还是间接雇佣，这两种途径聘请的外国工匠大都是通过海关受雇于中国近代企业的。比较典型的，中国第一批新式煤矿的所有矿师几乎都是由赫德推荐，或者是出自赫德门下的。1875年创办的湖北广济兴国煤矿“由总税务司赫德在英国代雇矿师郭师敦及洋匠三名来华试办”；1876年台湾基隆煤矿创办，矿师翟萨就是前一年进入海关并分到台湾淡水的一名英国矿师，在赫德口中，他属于“我们终将的一个”。
通过这样的雇佣方式，雇佣而来的工匠存在一些弊端，一般来说，技师技艺并不精湛，存在很多滥竽充数的情况，是最令中国政府为之困扰的问题。比如福州船政局“洋监工日意格于制造本非素精，招来洋匠亦非上选”。为了避免这一情况，中国企业尝试着由本国驻外使节直接从国外聘请工匠，避开在华外国人。
依靠本国驻外使节直接从国外聘请工匠又存在两种情况，有的使节对其所在国十分熟悉，自然就可以按照本国要求，寻找堪当责任的工匠。比如郑观应在筹办上海机器织布局时，给驻美副使写信，请他代为聘请一位有丰富经验，有名望的外国匠师。
经过一番运作，美国技师丹科前来实地考察，织布局在了解了他的能力之后表示认可，并与其确认了雇佣关系。另外，清政府曾经命中国驻英公使曾纪泽，在英国物色一位军械工程师，要求技艺精湛，康尼虚氏最后成为受聘之人，与清政府签订了雇佣条约。
还有一种情况，是驻外使节对其所在国并不甚了解，因此当他们受命在国外寻找外国工匠时，就显得力不从心。比如广东机器织布局创办之初，张之洞名驻英出使大臣刘瑞芬代为雇佣10名洋匠，要求为首者必须对建厂工程十分熟悉，能够安装机器。张瑞芬只好与外国厂家签订合同，由他们派人来安装机器。之后，张之洞在湖北创办的所有工厂，需要外国工匠时，均采用这种办法，由外国厂家代为雇佣洋匠。
清朝末年，雇佣外籍工匠的人数往往因企业规模和企业性质而有所不同。一般处于创立之初的企业，大都聘用外国人指导管理。
不过官营企业聘用的外国人的数量比商办企业要多得多。从企业形式上看，重工业企业雇佣的外国工匠数量由于轻工业不同，一般来说，规模类似的企业相比，轻工业所雇佣的外国工匠数量较少。
有的重工业企业虽然雇佣外国工匠的绝对数不高，但是所占比例却很高。为了方便外国工匠的生活，重工业企业还会雇佣一些一生之类的辅助人员，为外国工匠提供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