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魯晚報·齊魯壹點 記者 張向陽
賈湖遺址的契刻甲骨、婦好墓中的四足觥、新蔡葛陵楚簡、武則天金簡……日前，由南京市博物總館承辦，彙集首都博物館、河南博物院等13家文博機構的“非紙書文物特展”線上上如約而至。本次雲展覽精選近150件展品，集合13家文博機關的館藏資源，發掘的重要非紙類文字載體，呈現紙張之外中國古代豐富多元的漢字載體。來，咱們一起“漫步雲端”，一覽非紙書上的漢字之美。
青銅時代銘刻的記憶
雖然隔着千裡之遙，但展覽打破時空，讓人坐在家裡就能享受雲端3D“文化盛宴”。齊魯晚報·齊魯壹點記者在手機上進入雲上展廳，很快就被琳琅滿目、底蘊厚重的文物所吸引。此次雲展覽文物分甲骨、陶瓷、銅器、竹木、石刻、織物等類型，從不同側面向觀衆展示古代社會中的政治、經濟、文化、宗教信仰和社會風俗。
展覽中，距今9000年—7800年賈湖遺址出土的一件龜甲引人注目，龜甲上有一個刻畫的眼形符号，與幾千年後商代殷墟出土甲骨契刻的“目”字十分相似。資料顯示，新石器時代中期的賈湖遺址出土的龜甲、骨器、石器、陶器上發現刻畫符号共17例，個别符号與後世的甲骨文有相似的地方。
南京博物院所藏的高郵陶文，在江蘇高郵龍虬莊遺址出土，距今已經4000餘年,比甲骨文還要早1000年。在陶片内壁有八個刻畫符号，縱向兩行，每行四個，左行四個符号相對規整，類似文字，右行四個符号類似動物圖形。
資料顯示，中國新石器時代的陶器等文物上，有許多用尖狀器刻畫的原始符号，考古學界将之稱為“刻畫符号”。這些用幾何線條勾勒出的符号，嚴格意義上尚不能算作文字，它們的性質、功能以及與漢字起源之間的關系也衆說紛纭，但其大量的發現無疑為中華大地上的文字初創提供了重要的線索。
刻辭蔔骨
大家都知道甲骨文，南京博物院館展出了“西方學者甲骨研究第一人”明義士收藏的牛骨殘片，骨面刻字。蔔辭為占蔔祈雨内容，分别為丁未蔔和已酉蔔兩段内容，兩段内容各自貞人不同，書風差異也很大。同一片蔔骨上，共存兩位貞人為同一事所占風格不同的蔔辭，兩種書風交相輝映，非常難得。
值得一提的是，明義士與濟南頗有淵源。1932年，明義士被齊魯大學聘為國學研究所考古學教授。他把自己在河南收藏的甲骨分裝在幾輛馬車中全部運到濟南，明義士一家五口居住的花園洋房，就在南新街56号，與老舍在濟南的四合院相鄰，既是同僚又是鄰居。
神秘瑰麗的青銅器是銘刻文字的重要載體。1976年，考古人員在河南安陽殷墟婦好墓發掘出一件精美的後母辛四足觥。婦好是商王武丁的王後，也是中國有曆史記錄的最早的女政治家和軍事家。婦好多次受命征戰沙場，為商王朝拓展疆土立下汗馬功勞。
觥是一種造型特殊的盛酒器，也是祭祀時的禮器。此器形制奇特，前部為牛形立獸，後部為鳥形，四足，前兩足為獸蹄，後兩足為鳥爪。通體滿飾細膩精美的紋飾，蓋内與器身内均有“後母辛”銘文。“後母”是對商王後的尊稱，“辛”為武丁妻子婦好的廟号，此器應為婦好死後子輩為其所制。 展覽中還有首都博物館所藏西周時期的班簋，簋是祭祀時盛放食物的器皿，也是重要的禮器。這件簋器形制獨特，腹部四耳飾有獸首，下接象鼻形足将器身懸起，這在簋器中非常少見。器内底銘文20行，共計197字，其大意是：周王任命毛伯為毛公，并派遣其率軍征伐東國，三年後東國平靖，毛公班師回捷。毛班随軍有功，受到賞賜，做此器為紀念，希冀子孫世代珍藏。這段銘文涉及穆王時代征伐東國的史實，補充了史籍記載的不足，對西周史的研究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此外，南京市博物館春秋時期的曾子義行簠也與觀衆在網上見面了，簠是一種食器，在祭祀和宴飨中用來盛裝谷物蒸成的幹飯，廣泛流行于春秋早期。這件簠的器蓋和器身内均鑄銘文15字，内容大緻相同。
曾子義行簠
簠的主人“曾子義行”為曾國貴族。曾國是位于今湖北西北部随州、棗陽一代的古國，為姬姓。這件銅簠屬于典型的“楚式器”，卻出土于南京市六合區程橋一座春秋時代吳國貴族墓中，為研究吳文化、吳國疆域以及吳國與他國的關系提供了寶貴的實物資料。
居延漢簡，見證邊塞烽煙
漢字的形體演變經曆了一個漫長的曆史時期，每一個演變過程，都深受器物載體的影響，不同載體也會呈現不同的漢字之美。戰國時期的楚簡，其文字具有商周金文大篆向秦漢隸書轉折期的風格。
新蔡葛陵楚簡是1994年出土于河南新蔡葛陵故城楚墓的一批墨書竹簡，這批竹簡珍藏在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其内容是以楚國文字書寫的蔔筮祭禱記錄和遣策赗書，數量達1500餘枚。文字一般書于竹黃一面，絕大多數單面書寫。墨迹清晰，由多人書寫而成，字距不一。文字内容豐富，一類為蔔筮祭禱記錄，以求問病情為主，簡文由前辭、命辭、占辭等組成，另一類為遣策。
新蔡楚簡對研究楚國曆史、思想信仰、醫學史與楚文字的字型和書法藝術提供了珍貴的考古學資料。由于這批楚簡出土于淮河流域，對研究楚國腹地和東部疆土之間在蔔筮、祭禱等禮制風俗方面的異同具有重要的證史與補史意義。
南京博物院館藏文物漢居延木簡上有“甲渠官”三個字，這批竹簡1913年出土于内蒙古自治區額濟納旗的居延地區。“甲渠”是地名，甲渠官是官職，木簡隻有甲渠官三字，大概是通行證一類的物件。
新蔡葛陵楚簡
漢武帝時，居延設都尉，歸張掖郡太守管轄，不僅築城設防，還移民屯田、興修水利、耕作備戰，戍卒和移民共同屯墾戍邊，居延即為中心地區，居延長城周邊兵民活動在漢代持續200多年，形成大量居延漢簡。縱覽居延漢簡，内容涉及面很廣，有記載政策漢令(如兵制和屯田制度)和重要事件的、有官吏任命書及侯官組織、有追捕逃犯的通緝令、有邊境備警的通知、有烽燧制度及烽火信号的規定，甚至有吏民之間的買賣合同和借貸契約，還有一些抄寫的殘簡，如《算術書》《九九術》、藥方、《卷颉篇》等等，堪稱“居延大百科”。
金簡，武則天遺留的唯一文物
許多人聽說過磚竈、陶竈，但沒聽說過金竈，西安博物院這件東漢金竈(高1.2厘米、長3厘米、寬1.7厘米)在西安未央區盧家口村出土，讓人大開眼界。
這件竈由竈門、竈膛、竈台、釜和煙囪組成，竈台上的釜中盛滿粟米，粒粒分明。竈底有用金絲焊接成的篆書祈福銘文“日利”二字，其意與漢代的瓦當、撲滿、吉語印上常見的“日利千金”“日入千萬”等意思相近。
漢代有“視死如生”的喪葬理念，厚葬之風盛行，漢墓中常見以陶質或銅質的模型器作随葬品，金竈極為少見。這件金竈器型小巧精緻，長不盈寸，但結構完整，部件一應俱全。目前考古發現的漢代金竈底部還有“宜子孫”“宜子”等吉語。
武則天是中國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河南博物院的鎮館之寶——武則天金簡1982年出土于中嶽嵩山峻極峰，是中國目前發現的唯一一枚金簡，更是迄今發現的武則天遺留的唯一一件與她本人有關的可移動文物，堪稱稀世珍寶。
這是武則天在久視元年(公元700年)七月七日來嵩山祈福，遣道士胡超向諸神投簡以求除罪消災。金簡呈長方形，正面镌刻雙鈎楷書銘文3行63字，遒美健秀的小楷，刻工高超，線條虛實結合，筆意表達得很到位。
“符節印玺，是以示其信也”
古代玺印、符牌普遍刻有文字，以作昭示權力和質證取信之用，“符節印玺，是以示其信也。”其制作材料種類多樣，有金屬、玉石、象牙和獸角等。玺印最早作為模印工具出現，後成為曆代王朝權威的象征，是各級官員行使權力的信用憑證，也是古人社會交往的信物。
西安博物院珍藏的秦代封泥就是古代用印的遺存，這兩枚封泥儲存完好，封泥下皆遺留有麻繩痕迹。這組封泥在西安未央區漢城鄉相家巷村出土，泥面上分别戳印陽文“内官丞印”與“郎中丞印”，是秦代中央官署的官員印記。封泥常用于封存竹木簡牍的公文或書信。在成捆包紮好的簡牍外加一檢木(挖有方槽的木片)，用繩索捆縛，于檢木處系結并封以軟泥，再用印章在泥上按壓出印文，經幹燥硬化，即成封泥。如此往來文書可以防止私拆，起到保密作用。除簡牍外，封泥也用來封緘盛物的器皿等。漢代以後，紙張逐漸替代簡牍，用印之法便由封泥封緘轉變為印。
内官丞印封泥
西晉時，匈奴首領歸順的“晉歸義胡王”金印(通高2.6厘米，邊長2.3厘米)現珍藏于洛陽博物館。金質，印呈方形，鈕作駝形。印面陰刻篆書“晉歸義胡王”。印文布局嚴整穩重，字迹規正剛健，造型古樸簡練。
歸義，即歸附、降順。胡，是古代中原王朝對西域、中亞及中國北方遊牧民族的統稱。漢晉時期，中原王朝通過軍事行動或安撫手段瓦解北方少數民族的政權，一些少數民族部族首領選擇歸附中原王朝。西晉匈奴歸義發生于晉武帝時，此印初獲于甘肅，印文所指“胡王”應為晉帝所封居于涼州的匈奴首領。印鈕作駝形，這是傳襲漢代以來分封賞印少數民族首領多以駝、羊為鈕的舊例。該印不僅是研究古代篆刻藝術的珍貴資料，也是研究西晉時期民族融合的重要實物。
文字是文化的載體，是文明傳承的根本。傳說遠古倉颉造字驚天地、泣鬼神，展現出文字的重要性。在紙發明之前，中華先民将文字鑿刻于甲骨，鑄镂于金石，書寫于竹帛。漢代以後，紙逐漸成為最普遍的書寫材料，但“非紙書”仍廣泛應用于印玺、碑刻、陶瓷、錢币等上，也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非紙書”承載着中國悠久的文字書寫傳統，見證了漢字曆經“甲金篆隸楷草行”的書體演變過程，其字裡行間蘊藏的豐富資訊，是中華文明發展程序的重要實證。
“非紙書”可以補文獻記載的不足，有時還可以糾正其錯誤，幫助判明其年代、制作者、所有者、所在地、用途和目的等。從書法的角度來說，“非紙書”也是重要的書法藝術資源。沿着民族文化的根脈，“非紙書”引領觀衆探讨和追溯塵封的文字曆史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