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清這一點上，我革的是活人的命，你革的是死人的命，咱倆是志同道合的革命同志。”這是“倒戈将軍”馮玉祥對“東陵大盜”孫殿英的評價。東陵盜寶案發生後，孫殿英曾自辯道：“滿清殺我祖宗三代，不得不報仇。孫中山革滿清的命，馮玉祥把末代皇帝趕出宮，我孫殿英本事沒他們大，隻有革死人的命。”
1928年7月，國民革命軍第六軍團第十二軍軍長孫殿英率部盜掘了清東陵内的乾隆皇帝的裕陵和慈禧太後的定東陵，将陵内随葬物品盜之一空，這就是舉國震驚的東陵盜寶案，孫殿英也由此獲得“東陵大盜”的綽号。
孫殿英是民族英雄孫承宗的後人，孫承宗曾任明朝兵部尚書、東閣大學士，是明熹宗朱由校的老師。崇祯十一年(1638年)，清兵繞道蒙古，從龍井關、洪山口突入關内，占領遵化，威脅京城。
當時孫承宗已告老還鄉，住在高陽縣城。清軍攻打高陽，孫承宗率族人及全城百姓抗擊清軍，最終城破被俘。清軍将76歲的孫承宗活活勒死，又将孫家滿門老小屠戮殆盡。隻有四子孫鎬一家在城破時逃出一個保姆，帶出了一個男嬰流落到河南永城，他就是孫殿英的祖上。
從這個角度來說，孫殿英與滿清有着血海深仇，之是以盜掘東陵帶有一定的民族主義情結，雖然理由有些牽強，但也算得上是個不錯的借口。可如果他盜掘的是明十三陵，那麼将無可辯駁，坐實了貪财盜寶的罪名。
事實上，孫殿英盜掘東陵的主要動機是出于國民政府克扣糧饷。孫殿英的部隊是一群由土匪、賭鬼、煙販子組成的烏合之衆，原本投靠在“狗肉将軍”張宗昌的旗下。北伐戰争開始後，善于見風使舵的孫殿英見直魯聯軍節節敗退，于是轉投國民革命軍第六軍團總指揮徐源泉，被任命為第十二軍軍長，在薊縣、遵化一帶駐紮。
由于不是國民黨的正規部隊，十二軍的軍饷、軍糧總是被拖欠克扣，官兵們近半年沒有發饷，軍心浮動，随時都有嘩變的可能，把軍長孫殿英急得是火燒火燎，近在咫尺的清東陵自然而然進入了他的視線範圍。可他好歹也是一軍之長，私自盜掘東陵那可是殺頭的大罪，為此他屢屢向上司催饷，徐源泉也沒有辦法，對他是不勝其煩。
最後，孫殿英向徐源泉攤牌，說糧饷久不發放，士兵苦不堪言，恐有嘩變之虞，有官兵建議掘開東陵，以陵内珍寶充作軍饷的流言。徐源泉聞言大吃一驚，随即怦然心動，這樣一來軍饷便有了保障，孫大麻子不會再催命鬼似的纏着自己，而且事情成功後自然也少不了他的一份好處，是以含糊其詞，并不表态。
孫殿英等的就是這個結果，立即指令師長譚溫江以“剿匪”的名義向盤踞在馬蘭峪的土匪馬福田部發起進攻，馬福田抵擋不住，率部撤退。随即，孫殿英以搜尋土匪的名義将部隊開入陵區，并在交通要道張貼告示，宣布将在陵區内舉行軍事演習，閑雜人等不得入内。
當時清東陵附近一片荒涼，人迹罕止，誰也沒有想到堂堂的國民革命軍會幹出令人不齒的盜墓行徑，是以并沒有引起人們的關注。明十三陵位于北京昌平區，雖然當時并沒有現在那樣繁華，但至少也曾經是天子腳下，人來人往，絡繹不絕。孫殿英如果盜掘明十三陵，肯定會引起人們的關注，成功率将大打折扣。
東陵盜寶案可以說是近代史上影響最大的盜墓案件，據說光是運送陵墓内奇珍異寶的卡車就用了十幾輛，孫殿英也以臭名昭著的“東陵大盜”著稱于世。但孫殿英在清東陵内隻盜掘了裕陵和定東陵兩座陵墓，而包括康熙景陵、鹹豐定陵、同治惠陵在内的上百座陵墓卻全部遭到了盜掘，這是當時那個特殊時代下的悲哀，不能怪罪于某一個人。
總而言之，孫殿英之是以盜掘清東陵而不是明十三陵，既有“近水樓台先得月”的主觀因素，也有“剿滅土匪”的恰當借口，更有替“先祖報仇，革死人命”的高尚理由，這些條件明十三陵都不具備，是以而逃過一劫。孫殿英曾說：“不管别人說什麼盜墓不盜墓，我對得起祖宗，對得起大漢同胞！”或許，他真的一直是用這個理由來寬慰自己和面對千夫所指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