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清这一点上，我革的是活人的命，你革的是死人的命，咱俩是志同道合的革命同志。”这是“倒戈将军”冯玉祥对“东陵大盗”孙殿英的评价。东陵盗宝案发生后，孙殿英曾自辩道：“满清杀我祖宗三代，不得不报仇。孙中山革满清的命，冯玉祥把末代皇帝赶出宫，我孙殿英本事没他们大，只有革死人的命。”
1928年7月，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团第十二军军长孙殿英率部盗掘了清东陵内的乾隆皇帝的裕陵和慈禧太后的定东陵，将陵内随葬物品盗之一空，这就是举国震惊的东陵盗宝案，孙殿英也由此获得“东陵大盗”的绰号。
孙殿英是民族英雄孙承宗的后人，孙承宗曾任明朝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是明熹宗朱由校的老师。崇祯十一年(1638年)，清兵绕道蒙古，从龙井关、洪山口突入关内，占领遵化，威胁京城。
当时孙承宗已告老还乡，住在高阳县城。清军攻打高阳，孙承宗率族人及全城百姓抗击清军，最终城破被俘。清军将76岁的孙承宗活活勒死，又将孙家满门老小屠戮殆尽。只有四子孙镐一家在城破时逃出一个保姆，带出了一个男婴流落到河南永城，他就是孙殿英的祖上。
从这个角度来说，孙殿英与满清有着血海深仇，之所以盗掘东陵带有一定的民族主义情结，虽然理由有些牵强，但也算得上是个不错的借口。可如果他盗掘的是明十三陵，那么将无可辩驳，坐实了贪财盗宝的罪名。
事实上，孙殿英盗掘东陵的主要动机是出于国民政府克扣粮饷。孙殿英的部队是一群由土匪、赌鬼、烟贩子组成的乌合之众，原本投靠在“狗肉将军”张宗昌的旗下。北伐战争开始后，善于见风使舵的孙殿英见直鲁联军节节败退，于是转投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团总指挥徐源泉，被任命为第十二军军长，在蓟县、遵化一带驻扎。
由于不是国民党的正规部队，十二军的军饷、军粮总是被拖欠克扣，官兵们近半年没有发饷，军心浮动，随时都有哗变的可能，把军长孙殿英急得是火烧火燎，近在咫尺的清东陵自然而然进入了他的视线范围。可他好歹也是一军之长，私自盗掘东陵那可是杀头的大罪，为此他屡屡向上司催饷，徐源泉也没有办法，对他是不胜其烦。
最后，孙殿英向徐源泉摊牌，说粮饷久不发放，士兵苦不堪言，恐有哗变之虞，有官兵建议掘开东陵，以陵内珍宝充作军饷的流言。徐源泉闻言大吃一惊，随即怦然心动，这样一来军饷便有了保障，孙大麻子不会再催命鬼似的缠着自己，而且事情成功后自然也少不了他的一份好处，因此含糊其词，并不表态。
孙殿英等的就是这个结果，立即命令师长谭温江以“剿匪”的名义向盘踞在马兰峪的土匪马福田部发起进攻，马福田抵挡不住，率部撤退。随即，孙殿英以搜索土匪的名义将部队开入陵区，并在交通要道张贴告示，宣布将在陵区内举行军事演习，闲杂人等不得入内。
当时清东陵附近一片荒凉，人迹罕止，谁也没有想到堂堂的国民革命军会干出令人不齿的盗墓行径，因此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明十三陵位于北京昌平区，虽然当时并没有现在那样繁华，但至少也曾经是天子脚下，人来人往，络绎不绝。孙殿英如果盗掘明十三陵，肯定会引起人们的关注，成功率将大打折扣。
东陵盗宝案可以说是近代史上影响最大的盗墓案件，据说光是运送陵墓内奇珍异宝的卡车就用了十几辆，孙殿英也以臭名昭著的“东陵大盗”著称于世。但孙殿英在清东陵内只盗掘了裕陵和定东陵两座陵墓，而包括康熙景陵、咸丰定陵、同治惠陵在内的上百座陵墓却全部遭到了盗掘，这是当时那个特殊时代下的悲哀，不能怪罪于某一个人。
总而言之，孙殿英之所以盗掘清东陵而不是明十三陵，既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主观因素，也有“剿灭土匪”的恰当借口，更有替“先祖报仇，革死人命”的高尚理由，这些条件明十三陵都不具备，因此而逃过一劫。孙殿英曾说：“不管别人说什么盗墓不盗墓，我对得起祖宗，对得起大汉同胞！”或许，他真的一直是用这个理由来宽慰自己和面对千夫所指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