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漢建興十二年（公元234年）八月，第五次率師北伐的諸葛亮積勞成疾，病逝于五丈原（今陝西岐山境内）軍營中，殁年54歲。
蜀漢大軍退回成都後，後主劉禅為表彰諸葛亮生前立下的功勳與崇高的品德，追贈他“丞相武鄉侯印绶”，追谥其為忠武侯，并尊其遺囑将他安葬于漢中郡沔陽縣之定軍山（今陝西勉縣南）。據說諸葛亮的墳茔至今猶存。
諸葛亮死訊傳遍西蜀，各地百姓紛紛集資為他立廟，但朝議以“渎而無典、不合禮秩”為由，不允許民間建廟祭祀。許多大臣建議在成都為諸葛亮立廟，但蜀後主劉禅以逼近劉氏宗廟為由，也不允許。
好多年後，步兵校尉習隆、中書郎向充等人聯名上表建議：在漢中沔陽縣諸葛墓附近建廟，友善故丞相親屬以時祭拜；其舊部、門生欲祭祀者，也隻限于廟；禁止民間私祭，以崇國家正禮。
劉禅這才準奏，并于景耀六年（263年）春下诏，立諸葛廟于漢中沔陽，此時距諸葛亮病逝已經整整29年了。
陳壽在《三國志·諸葛亮傳》中，以史家深邃的眼光對諸葛亮作了全面的評價：“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義時雖仇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遊詞巧飾者雖親必戮......” 。
“可謂失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 。然連年動衆，未能成功，蓋應變将略，非其所長欤” ！
南朝裴松之為《三國志》作注時也給予諸葛亮極高的贊譽。東漢袁安點贊諸葛亮說：“事凡庸之君，專權而不失禮，行君事而國人不疑，如此即以君臣百姓之心欣戴之矣”。
諸葛亮超拔流俗，名垂宇宙，在他身後近兩千年來，在後世人們的心目中，他已涅槃為智慧的化身，忠義的象征，賢相的典範，清廉的楷模，治家的标杆，堪稱完美。
諸葛亮對蜀漢忠心耿耿，“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雖然數次北伐出師未捷 ，但也是竭盡全力了。他不僅為蜀漢政權殚精竭慮，一心一意輔佐資質平庸的後主劉禅，而且為政廉潔，勤儉持家，死後内無餘帛，外無餘财，做丞相十三年，為政清明，兩袖清風。
除了軍事能力稍遜外，他幾乎樣樣都做到極緻。所有這一切，都使他在史家以及後世心目中地位及其尊崇，甚至超過了劉備。
諸葛亮窮其一生為蜀漢社稷奔波忙碌，關于他的日常生活與治家事迹，曆史文獻中記載甚少，但從僅有的史料中還是能窺見諸葛亮治家的一些特點。
諸葛亮當丞相十三年，位高權重，是蜀漢當之無愧的二号人物。但他的家庭生活卻異常簡樸，甚至可以說得上有些“寒酸”。《三國志》載，他在寫給李嚴的信中說：“吾受賜八十萬斛，今蓄财無餘，妾無副服”。堂堂蜀國“總理”，家無餘财，妾室連套換洗衣服都沒有，難怪後來有人感慨道：“侯之妾乃無副服，其儉德可師矣” 。諸葛亮在家庭生活上的自律、簡樸，足可稱萬世師表！
諸葛亮在給劉禅的一份表章中曾這樣說：“臣初奉先帝，資仰于官，不自治生。今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于臣在外任，無别排程，随身衣食，悉養于官，不别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餘帛，外有赢财，以負陛下”。
從這份表章的内容看，諸葛亮堪稱有記載以來最早主動申報财産的高官。從他開出的家産清單上看，隻有“桑樹八百株，薄田十五頃”，他指的是劉備占益州後，賞賜給他的那筆錢财被他購置的一份産業，一家人就靠此生活。 除此之外，别無餘财，從不利用職權随意增加私産，這點是最難能可貴的。
他在這份帶有财産申報性質的表章結尾處誠懇的表示：“（自己死時）不使内有餘帛，外有盈（赢）财，以負陛下”。
史載，諸葛亮死後，有人建議劉禅去派人查查諸葛亮的私人财産究竟是不是真的像他說的那樣清寒， 查後才知果然“如其所言”。
也有一些史料記載說蜀漢後期諸葛亮專權，獨斷專行，勢焰熏天。 他取代後主劉禅打理蜀國所有軍政大事，劉禅表面對他異常尊敬，稱其為“相父”，但内心卻很猜忌權傾朝野的他。
為了讓劉禅放心，諸葛亮長期統兵在外，極力避免與其發生正面沖突，他事必躬親，任勞任怨，同時不治産業 ，目的就是為了避免讓劉禅猜疑自己心懷異志同時引起衆臣的嫉恨。諸葛亮死後，劉禅為報自己這麼多年在政治上被諸葛亮架空的仇，帶人去抄諸葛亮的家，想當衆揭穿他兩面派的嘴臉，狠狠地出一口被其壓抑多年的鳥氣。
他想，諸葛亮為相十三年，雖然表面說他不治産業，家無餘财，但暗地裡一定偷偷積攢下潑天也似的家财，自己可以輕松給他扣一個心口不一、貪贓枉法的帽子，以此樹立威望，獨攬大權。讓他尴尬的是，搜查結果和諸葛亮自己申報的一模一樣，丞相果然光明正大、表裡如一、為官清廉、兩袖清風，他真的從不利用職權為自己牟取私利 。劉禅又羞又愧，為掩飾失望與愧疚情緒，他當場把一隻杯子摔得粉碎，最後他還把諸葛亮的兒子諸葛瞻帶進宮去撫養其長大，以告慰丞相在天之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