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楊虎城的長子楊拯民的記憶之中，張學良平易近人、和藹可親。他會時不時開一個玩笑調節氣氛，總是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1935年冬天，楊虎城帶着楊拯民去找張學良，他們一起坐車從西安到三原縣檢閱部隊。開車的是張學良，楊虎城坐在副駕駛位上，楊拯民和另外兩名軍官坐在後排。
張學良笑着打趣楊拯民：“你今天最神氣！我給你當司機，你爸爸當副官，還有兩個保镖。”
楊拯民懷念那段日子，總是和家人、朋友回憶這件事。
1991年，台灣當局準許張學良和趙一荻前往美國探親。1995年，張學良夫婦正式在美國夏威夷定居，終于獲得了人身自由。
圖｜1999年6月，楊虎城的孫子楊瀚（左一）等與張學良（前排坐輪椅者）在夏威夷合影
楊拯民得知後非常高興，期盼着張學良能夠傳回大陸，和他再見一面。
然而張學良已經年邁，他一直沒有下定決心回來。楊拯民去問張學良的五弟張學森，張學森回答：“他可能就不回來了。”
1996年，張學良95歲壽辰之前，他托人傳信給楊拯民，60多年沒見了，他想見一見楊拯民。
楊拯民他想要去夏威夷看望張學良，在有生之年，想要代替父親和張學良再握一次手。
得到組織的準許之後，3月，楊拯民的簽證已經拿到手，而他卻突然查出了癌症，要立刻動手術，計劃就耽擱了下來。
1998年10月，楊拯民病逝。他被病痛折磨了2年，離開時非常倉促，沒有留下什麼遺言。
但他的兒子楊瀚心裡清楚，父親的遺願就是去美國看一看張學良。
楊瀚聯系了張學良的侄女張闾蘅，希望完成父親的這個遺願。
張闾蘅對楊家很熟悉，1983年張闾蘅來北京之時，第一個想到的就是楊拯民，楊拯民熱情地招待了張闾蘅，還請她給張學良帶去了一些禮品。
1990年，張學良托人給楊拯民帶來親筆題詞：“拯民世弟：夫妻如己，張學良敬書。七十九年十二月廿一日。”這幅題字楊家人一直妥善收藏着。
圖｜張學良送給楊拯民的親筆題詞
在張闾蘅的安排之下，1999年6月，楊瀚和女兒楊好好在一家教堂的門口見到了張學良。
那時候張學良正在做禮拜，張闾蘅向張學良介紹了楊瀚。
楊瀚如此回憶見面的細節：“張學良坐在輪椅上，聽說我是楊虎城的後人，怔了一下，然後就說‘你好你好’，便再也沒有說什麼了。”
楊瀚沒有想到張學良如此平靜，一句話也沒有提過去和楊虎城的事情。
第二年，張學良百歲壽宴，楊瀚也代表楊家去祝壽。
楊瀚到達張學良所住的希爾頓酒店之時，見張闾蘅正在推着張學良在海邊散步。
他上前打招呼，張學良依舊隻是禮貌地問好，沒有其他的回應。
圖｜西安事變前張學良和楊虎城的合影
張學良獲得自由後，楊瀚是唯一一位面見張學良的楊家人，他是西安事變研究會會長，寫過《楊虎城大傳》，對楊虎城的研究是專家級别的。
他對張學良的平靜，有着自己的了解：“我面前的張學良，确實是老了，我覺得他對祖父的事情有點不堪回首。”
張學良和楊虎城，因為一場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命運緊緊聯系在一起，中國近代史上将他們并稱“張楊”。而實際上，他們之間也存在着不少分歧。
1930年，楊虎城在中原混戰之時率領十七軍進入陝甘兩省，大有一統西北的雄心。後來，蔣介石免去了楊虎城陝西省政府主席的職務，但十七軍依舊實際掌控着陝西省。
1935年，張學良帥東北軍進入陝甘，并成立西北“剿匪”總司令部，張學良就是“代總司令”。
東北軍裝備精良，人數衆多，楊虎城不清楚張學良到底是帶着什麼目的來的，剛開始對他多有防範。而張學良此時急于在西北落腳，老蔣又刻意挑撥二者關系，張學良也對楊虎城有所猜忌。
1936年，楊虎城和張學良之間的關系才緩和，主要是因為他們有一個共同的主張，就是抗日。
圖｜西安事變爆發後，南京國民黨政府前一片混亂
一次偶然的談話，楊虎城說到了“九·一八”事變的責任問題，張學良顯得非常激動，他拿出了一張當時蔣介石發給他的電令，告訴楊虎城當年讓他不抵抗的是蔣介石，非他一人決定，但現在，全國上下認定是張學良的錯。
說到這裡，張學良因為委屈和憤懑流下淚來。張學良還和楊虎城坦誠，自己絕對沒有奪取西北之意，請楊虎城放心。
這次談話确實讓楊虎城對張學良有了更深的了解，他們走動更加頻繁。但他們都向對方隐瞞了一件事——他們和中共的秘密交往。
張學良在多次和中國共産黨作戰失敗之後，也進行了深刻的反思，他不能了解為什麼在民族存亡的關頭，蔣介石還在堅持“攘外必先安内”。
張學良和楊虎城希望可以走上“聯共抗日”的道路。他們也能感覺到對方身邊有地下共産黨的同志，偶爾也會互相試探，但心照不宣，不會挑破。
後來在中共地下黨員南漢宸的安排下，張學良的好友、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委員會副主席高崇民來到西安，專門調解張、楊二人的關系。戳破了這層窗戶紙，兩人袒露心扉，沒有了隔閡，從此聯合抗日。
1936年6月，張學良和楊虎城共同開辦了王曲軍官訓練團，訓練抗日幹部，學員是東北軍和十七軍的連長和團長級别的軍官。
同時，張、楊二人經常帶着心腹将領和中國地下黨員代表一同商讨團結抗日的問題，他們将座談會總結的意見編成一本宣傳冊，名為《活路》，意思是隻有堅持團結抗日，民族才有活路。
這些宣傳冊都是在綏靖公署印刷廠秘密印刷的，楊虎城下令送到宜川前線的部隊。表面上，張學良配合西北“剿總”參謀長追查此事，實際上他一直在配合着楊虎城，聯合行動。
張學良也曾嘗試過向蔣介石苦谏，但一次次被蔣介石嚴詞拒絕。張學良大失所望，回到自己的卧室沮喪飲泣。
圖｜身着上将禮服的楊虎城
傳回西安之後，張學良和楊虎城多次密談，說出對蔣介石的不滿，不希望再和紅軍作戰。
楊虎城不像張學良，他早就對蔣介石心灰意冷了。
時任17路軍17師51旅旅長的趙壽山曾在一次與楊虎城的談話之中突然提出：“如果蔣介石來西安，必要的時候我們就把他扣起來，逼他聯共抗日。”
楊虎城當時聽到這句話驚了片刻，但他并沒有反對趙壽山的意見，甚至還贊許道：“壽山變了！”
此時，面對焦急沮喪的張學良，楊虎城突然想到了趙壽山的這句話。他鼓起勇氣對張學良說道：“等蔣委員長到西安後，咱們把他扣起來，來一個‘挾天子以令諸侯’。”
張學良聽到這句話久久沒有回答，他的内心波濤洶湧，許久後才猶豫着說：“容我再考慮一下。”
楊虎城馬上意識到自己的失言，面露惶恐。
張學良忙安慰他：“請放心，我絕不是那種出賣朋友的小人。”
在說出這句話的時候，張學良已經表達出他對楊虎城這句話就是不贊同的。
張學良畢竟和楊虎城的人生經曆不同，一生下來就含着金湯匙，子承父業，受過西式教育。
張學良和蔣介石私交頗深，好幾次張學良都在公開場合說，自己是将蔣介石當作父親看待的。他對蔣介石始終存有幻想，他覺得隻要蔣介石現在挺起腰杆來抗日，以前所有的事都可以一筆勾銷，他依舊願意“擁蔣抗日”。
而楊虎城出身貧寒，手上的隊伍是自己一手拉起來的，他沒有父輩的蔭庇，小心翼翼地在衆多地方割據勢力之中尋得一處生存之地。
圖｜1936年12月2日，蔣介石在洛陽與西北軍政首腦合影。左二起：蔣介石、宋美齡、謝葆真、張學良、楊虎城
這些年，蔣介石對他時好時壞，完全當他是一個工具。識人無數，在亂世摸打滾爬的楊虎城，早就看透了蔣介石的反動面目，深刻明白他本性難移，必須“反蔣抗日”。
張學良還是堅持一次次向蔣介石進。1936年年底，張學良又和蔣介石進行了長達三小時的深談，聊到最後，他流着眼淚、嘶啞着嗓子請求蔣介石抗日。
蔣介石勃然大怒，大聲斥責張學良：“你現在就是拿槍把我打死，也不能改變我的計劃。”
就在張學良這次“哭谏”後僅僅3天，蔣介石就已經下令拟好一張名單，裡面是西北軍和東北軍之中同情中國共産黨的部分将士，準備撤掉張學良的職務。
張學良還收到了消息，蔣介石先後派了4000多人進駐西安，他們就在西安飯店附近，随時聽命蔣介石将張學良逮捕。
張學良這才徹底明白，不動用武力，是不可能真正讓蔣介石屈服的，沒想到最後還是要走楊虎城建議的那條路。
隻是，即便走上了這條路，張學良和楊虎城依舊沒有完全統一步調。
張學良還在嘗試着争取蔣介石，必須確定蔣介石的安全。在控制蔣介石後，張學良曾經給孔祥熙和宋美齡緻電，保證不會傷害蔣介石，隻是想要“促其檢討”。他說：“學良平生從不負人，耿耿此心，可質天日”。
圖｜西安事變後，國民黨政府制作的蔣委員長蒙難紀念章
這段期間，張學良的心情其實是非常沖突的。
他一天數次去見蔣介石，說話時都是垂手站在一旁，無論蔣介石發多大脾氣，他都是恭謙。
他甚至幾次邀楊虎城一起去見蔣介石，楊虎城拒絕，張學良還在勸他“慢慢來，不要着急”。
楊虎城時刻在提防着蔣介石，必要時一定要逼迫蔣介石就範。
他們最大的分歧出現在“是否放蔣介石回南京”一事之上。
宋美齡、宋子文、端納來到西安之後，經過了一系列的談判，最終達成停止内戰、一緻抗日的決定。
事已至此，蔣介石依舊不願在改組行政院等協定上簽字，他隻是口頭表示以“領袖人格”保證。
楊虎城要求蔣介石一定要親自簽上姓名，哪怕宋美齡和宋子文已經做出了保證，他也不信。
張學良已經經曆了漫長而洶湧的思想鬥争，他隻想立刻放蔣，他親自去說服楊虎城，結果和楊虎城歇斯底裡地争論起來，差點與楊虎城決裂。
圖｜1937年1月1日，《中央日報》報道張學良被判處10年徒刑、剝奪公權5年的新聞
蔣介石在《西安半月記》之中寫道：“12月24日夜，聞楊虎城堅決不主張送餘回京，與張争幾決裂。”
張學良親自送蔣介石，是“要給他撐面子，使他恢複威信，今後好見人，好說話，好做事”。
楊虎城不了解張學良為什麼要親自去送蔣介石，他覺得這是一種糊塗的行為，感性已經完全戰勝了理性。
張學良走得非常匆忙，甚至還沒有征得楊虎城的正式同意，楊虎城不能強制蔣介石留下，不能阻止張學良離開，他感到很意外，更感到無奈。
這是張學良和楊虎城最後一次相見了。
他沒有給楊虎城留下什麼話，也沒有任何安排，隻是将東北軍托付給了楊虎城。而這基本上就是一條空頭指令，楊虎城動不了失去主心骨的東北軍，甚至出現了“二二事件”這樣的混亂局面。後因楊虎城被撤職，十七軍出現叛徒，西北軍也無奈瓦解。
而在監獄之外，他們的親人們卻因為他們當年的情誼，一直持續着兩家的緣分。
張學良的四弟張學思和張學良不同，他的母親許氏出身貧寒，善惡分明，善良仁義。在大帥府的姨太太之中，她是最為儉樸勤勉的一個，一直教育兒女們要自力更生。在母親的激勵之下，張學思17歲就加入了中國共産黨。
1936年12月12日半夜，張學思在國民黨中央黨校學習，突然被捕押往南京。
在半路上知道了大哥以“兵谏”的方式逼迫蔣介石抗日，向來不贊同大哥的他覺得非常振奮。不久後張學思被釋放了，他一直在和同志們積極營救大哥。
在紀念“西安事變”25周年的招待會上，高崇民發言：“座中諸君都健在，一人憔悴在東南”，張學思當場痛哭失聲。
圖｜楊拯民
1937年，張學思以優異的成績從中央軍校畢業，蔣介石的嫡系拉攏他，母親希望他和自己一同去美國，而張學思毅然接受了中國共産黨的安排，前往延安學習。
與此同時，楊虎城被南京政府免職，派他前往美國考察，實際上是流放海外。
在出國的前一天，楊虎城喊來了長子楊拯民，與他徹夜談話。
楊虎城希望楊拯民能照顧好母親，謹慎交友，還和他說了自己的理想，談到了共産主義，也說到了人類的前途。父子倆聊到淩晨5時，楊虎城趕着漱洗整裝。
6月29日7時，楊拯民看着父親登上了郵輪。這是他們父子的最後一面，不久後就傳來了楊虎城回國抗日卻被幽禁的消息。
中國共産黨曾經兩次嘗試營救楊虎城，1946年在重慶政協會議上，毛澤東親自提出釋放楊虎城，蔣介石拒絕了。
蔣介石也多次派人勸說楊虎城公開表示發動西安事變是受中國共産黨蒙騙的，楊虎城甯死不屈。
被幽禁的12年之中，他和妻兒受盡屈辱，妻子謝葆真被逼得出現了精神疾病，而楊虎城一直在死撐着，他不能自殺，不想自己的死被蔣介石扭曲成“以死謝罪”。
1949年重慶解放前，楊虎城和家人、秘書一家被殘忍殺害。
圖｜1950年1月，重慶“楊虎城将軍暨被難烈士追悼大會”會場外
而張學良則一直被幽禁着，過着暗無天日的生活，不知道什麼時候是個頭。
楊拯民離開父親之時，他才剛剛15歲，知道父親這是冒着生命危險幹一件利國利民的大事，已經認清了中國的希望和出路，1938年6月，他來到了延安，加入了中國共産黨。
一次，楊拯民在延河旁的防空壕之中參加小組會議，一同參加的其他的9名同志：徐海東、譚玉保、張防、彤雲、任質斌、羅斌、丁洪、王梅芳、樊執中。
在休息時，徐海東突然笑着說：“我們這個小組也是三位一體，有西北軍的代表，有東北軍的代表，我和老譚、老任、樊、羅幾人可算是紅軍代表吆。”
楊拯民很驚訝，他知道徐海東所說的西北軍代表是自己，東北軍代表是誰呢？
圖｜張學思和妻子合影
他看了眼張防，張防不過二十幾歲，英俊高大，也是剛來延安沒多久，大家其實并不知道張防的具體身份。
楊拯民猜測張防可能是張學良的親屬。第二天，張防主動來找楊拯民去河邊散步，告訴他自己其實是張學良的弟弟張學思。原本他是想要保密的，但徐海東不小心說漏了嘴，他不想向楊拯民隐瞞，希望将來在生活和學習上互相照顧。
張學思和楊拯民很快成為了莫逆之交，他們經常到河邊散步，聊到尚被蔣介石囚禁的至親，他們痛心無比。
剛到延安的時候，張學思還沒有結婚，楊拯民非常熱心地給他找對象。他聽說張學思有一個中意的姑娘，隻是沒好意思問清楚對方的名字。于是就和同學們分頭找女大的熟人去打聽，很快打聽到那個姑娘叫謝雪萍。
在同學們的撮合之下，兩人戀愛、結婚，十分順利。
解放後，張學思擔負建立海軍學校的重任。1961年3月他出任海軍司令部參謀長。而楊拯民則來到艱苦的甘肅玉門，全力投入到油礦生産的恢複工作之中，他們依舊保持着聯系。
圖｜毛主席接見張學思将軍
跟随楊拯民多年的秘書趙強回憶，楊虎城被殺害後，張、楊兩家風雨同舟，成了一家人，楊拯民也成了兩家在大陸的“家長”。
張學良留在祖國大陸的親屬和原來東北軍的部下很多，他們有了工作問題，或者家庭沖突，都願意來找楊拯民解決。張家的後人不少定居在海外，有機會回國探望的話，也會專程來看一看楊拯民。
張學良身在台灣，心中挂念楊虎城的子女們。他在回憶錄之中提到了楊虎城的犧牲，他也感到十分惋惜。
西安事變之時，楊虎城的子女們年紀都還小，張學良和楊拯民比較熟悉，聯系也比較多。
1998年，楊拯民去世之時，張學良和夫人趙一荻從美國夏威夷發來了唁電：“痛悉世侄楊拯民常委千古，請節哀順變。”
圖｜楊虎城之孫楊瀚
楊拯民的長女楊延武向記者們說：“張學良近年多次捎信想讓父親去美國一見。父親幾次準備美國之行，但都由于身體原因未能成行，父親是帶着無盡的相思走的。”
當楊瀚登上前往美國的飛機，想到要代表楊家後代正式見張學良之時，他的内心是激動的。
他是研究西安事變的專家，他聽着楊拯民的故事長大，他當然期待可以聽親曆者述說真實的曆史，也希望聽張學良多說一說楊虎城，彌補這一生都沒有見過爺爺的遺憾。
而張學良卻選擇了沉默。
1956年，蔣介石要求張學良回憶西安事變的具體經過，張學良平靜地說：“平心而論，西安之變，楊虎城乃受良之牽累，彼不過陪襯而已。”
在《西安事變檢討錄》中，他曾經這樣說，如果他當時是跟何成浚或者張群共處，那麼就不會有西安事變的發生。
在張學良被幽禁的半個世紀裡，他一直都在堅持着一種态度：“作為一個軍人，我是應該被槍斃，但依我的良心，我沒有做錯。”
圖｜張學良在台灣被幽禁時，通過廣播了解外界消息
張學良一生重“義”，其中有他對楊虎城的“義”，也包括他和蔣介石之間的“義”。
周恩來曾經總結過：“張學良是個英雄人物，很豪爽。他這個英雄人物是個人英雄主義。”
在西安事變後，人們自然而言将官位比楊虎城高的張學良當作最主要的上司者，張學良被一群國民黨高官痛批。甚至在文化界，張學良也成了被抨擊的對象，北平各大學的校長稱他：“執迷不悟，名為抗敵，實則自壞長城，正為敵人所深快，足下将永為國家民族之罪人矣。”胡适更以個人名義在天津《大公報》上發表《張學良的叛國》一文，稱他“禍國誤國”。
在這樣強大的壓力之下，張學良緻函蔣介石，對自己發動西安事變表達了深深的自責。
當他晚年回顧過去，明知自己順應了曆史潮流，明知當年的選擇沒有錯，但他的心仍然是沖突的。
在西安事變之前，張學良一直非常順遂，對蔣介石集團有着諸多幻想，在飽嘗半個世紀的牢獄之苦後，他看着曾經身邊的人一個個離去，和他一同為抗日出生入死的楊虎城已經被害，就連那個曾經坐在他車的少年楊拯民也去了。
圖｜《申報》對西安事變的報道
山河日新月異，而他覺得自己一事無成，已垂垂老矣，過去不堪回首。鄧穎超曾給張學良寫過4封信，希望她能回大陸看一看，張學良拒絕了，他說：“物是人非事事休。”
如果面對楊拯民，他尚且能回憶過去，而面對完全陌生的楊瀚，他真的不知從何說起！
這樣一位曆經滄桑的老人家，楊家人亦是了解和尊重的。
2001年10月15日，楊家人從《新聞聯播》之中得知張學良與世長辭的消息，非常悲痛，他們連夜趕往張學良公館敬獻花圈。并以楊虎城後人的名義向張學良的親屬發去了唁電。
他們在唁電之中表示：“世叔光輝的一生，将永遠是我們學習的榜樣，我們也将永遠懷念他老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