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維少年得志，中年寄情山水，卻在晚年深陷懊悔之中。
今天的我們，更熟悉那個作為“詩佛”的王維，又該如何去看待那個鮮被提及的“失節者”王維？
被迫做官“充門面”
天寶十五載（756年）六月十九日，安祿山大軍占領長安。叛軍攻下不設防的長安時，55歲的王維成了俘虜。此時的王維詩名滿天下，隐隐有盛唐詩壇第一人的氣象。在時人殷璠編選的盛唐詩選本《河嶽英靈集》中，王維詩選了15首，李白詩選了13首，杜甫詩沒有入選，王維在盛唐詩壇的超然地位可見一斑。
王維被俘後，為避免就任“僞職”的窘迫，曾“服藥取痢”，試圖假裝自己失聲不能言。但是，可能因為王維實在是盛名在外，安祿山并不想放過他，專門派人将他接到燕朝都城洛陽，拘于普施寺。不知道安祿山是用了什麼強硬手段，總之還是逼迫王維做了燕朝的官。
王維成了失節者。後來，他痛徹心扉地回憶道：“當賊逼溫洛，兵接河潼，拜臣陝州，催臣上道。驅馬才至，長圍已合，未暇施力，旋複陷城……臣實驚狂，自恨驽怯，脫身雖則無計，自刃有何不可。而折節兇頑，偷生廁溷。”（《為薛使君謝婺州刺史表》）
王維的《伏生授經圖》
王維并不“孤單”。在安史叛軍呼嘯而來之時，大唐諸多官員或被迫或主動投降了安祿山。除了河南尹達奚珣和文武雙全的哥舒翰被迫投降之外，其他人要麼是對風雨飄搖的大唐政權喪失了信念，要麼是想借安祿山的新朝實作自己的仕途理想。而安祿山對這些“前同僚”也是不念舊惡、敞開懷抱，甚至将達奚珣等人任命為燕朝宰相。
相比那些在燕朝飛黃騰達的前朝顯貴，王維所謂的“落水”更多是象征意義的。王維被俘時隻是吏部給事中，一個中層官員而已，在燕朝仍是那個給事中，對安史政權沒什麼實質性的“貢獻”，更談不上什麼助纣為虐、為虎作伥，安祿山很可能也就是拿這位大詩人來給新朝充門面。
但是，王維終究還是失節了。關于王維的這段暗昧時光，史書上沒有太多記錄，除了一首詩。在安祿山于凝碧池舉行的一次大型酒宴上，當舊日唐宮音樂響起時，一位名叫雷海青的宮廷樂師摔碎樂器，西向長安恸哭不已，以示不忘舊主。安祿山怒火中燒，令手下将雷海青綁在宮殿柱子上，肢解示衆。
好友裴迪将這個消息帶給了王維，王維在悲憤中以一首《凝碧池》自陳不忘唐室之心迹：“萬戶傷心生野煙，百僚何日更朝天？秋槐葉落空宮裡，凝碧池頭奏管弦。”日後，它成為王維人生中至關重要的一首詩。
因一首詩逃過一劫
王維的“貳臣”生涯隻持續了一年多。
至德二載（757年）九十月間，唐軍在取得香積寺大捷之後，次第光複長安和洛陽兩都。十月二十三日，唐肅宗李亨還都長安。
李亨回長安這一天，禦史中丞崔器将附逆者集中到一起，命他們脫下冠帽鞋襪，赤足立于大明宮正殿含元殿前，請罪于天子。
兩天後，三百多名附逆官員被從洛陽押送回長安，王維很可能也在其中。崔器讓這些人又上演了一次示衆儀式，然後投入獄中。崔器認為：“諸陷賊官，背國從僞，準律皆應處死。”李亨本想準許這一方案，但宗室李岘站出來直谏：“賊陷兩京，天子南巡，人自逃生。此屬皆陛下親戚或勳舊子孫，今一概以叛法處死，恐乖仁恕之道。且河北未平，群臣陷賊者尚多，若寬之，足開自新之路；若盡誅，是堅其附賊之心邊。”在某種程度上，李岘的從寬論，比起崔器的從嚴論，更接近于當時唐代士大夫的主流君臣觀：在魏晉以來士族社會餘音缭繞的思想背景下，臣對君的“忠”不是一項無限責任。幾經斟酌，李亨最終選擇了“從寬論”。新方案将失節陷僞官員群體分六等定罪，詳加甄别，“重者刑之于市，次賜自盡，次重杖一百，次三等流、貶”。
王維的《雪溪圖》
原本要遭貶的王維逃過了一劫，原因大概有兩個。其一是弟弟王缙“削己刑部侍郎以贖兄罪”；其二是因為那首《凝碧池》，詩中的故國之思和亡國之痛成了王維最直接的減罪證據。還有一種更近似野史的說法：甄别初期，王維曾和鄭虔、張通一起被關在宣陽裡。宰相崔圓看中三人擅長繪畫，便讓他們在自家牆壁作畫，三人為減罪，借這個機會極力請求崔圓出手相救，最後達成所願。
對于王維此時的際遇，杜甫曾在詩中深表同情：“中允聲名久，如今契闊深。共傳收庾信，不比得陳琳。一病緣明主，三年獨此心。窮愁應有作，試誦白頭吟。”
山水抹不平心中懊悔
大劫之後，王維在仕途上竟然迎來了轉機。
上元元年（760年）夏，此時距離王維“反正”還不到三年，王維升任尚書右丞，這是他一生所任官職中最高的官階，也是最後所任之職，更是王維在文學史上著名的“王右丞”之稱的由來。
安史之亂前，仕途上升或許為王維念茲在茲，但曆經世變之後，他的内心已充滿了佛教的遁世感：“中歲頗好道，晚家南山陲。興來每獨往，勝事空自知。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偶然值林叟，談笑無還期。”（《終南别業》）
晚年的王維時常隐居在藍田辋川别業，但山水和佛經都無法撫平他内心深處的極度懊悔。正如學者黃曉丹在《詩人十四個》一書中所說：“他晚年的文章中翻來覆去檢討自己為何不能自殺殉國，其自我貶責、自我作踐的程度，讓人不忍卒讀。”在《為薛使君謝婺州刺史表》中，王維甚至有“生無益于一毛，死何異于腐鼠”這樣的自污。
王維的《辋川圖》摹本
上元二年（761年）春，尚書右丞王維向肅宗李亨上《責躬薦弟表》，請求削去自己全部官職，放歸田園，換取弟弟王缙得以從蜀中還長安。三年多前，正是弟弟的“削己刑部侍郎”，王維才得以脫罪。在短短的《責躬薦弟表》中，王維仍不忘反複拷問自己：“頃又沒于逆賊，不能殺身，負國偷生，以至今日”“臣即陷在賊中，苟且延命，臣忠不如弟一也”“顧臣謬官華省，而弟遠守方州，外愧妨賢，内慚比義，痛心疾首，以日為年”。
這或許是王維的一種預感。上表數月後，也就是上元二年七月，王維去世，終年60歲。日本學者有一種說法是，王維死于懊悔與自責，或至少是促其早亡。
去世前，王維立下遺囑，把辋川别業捐作了佛寺，以圓滿他作為一個佛教居士的心願。在生命的最後一天，王維仍在寫信辭别弟弟王缙等平生親故。據說，他寫完信剛放下筆，就去世了，即所謂的“停筆而化”。
王缙此時正走在回長安的路上。王維去世時，王缙已至鳳翔，但他終究沒有見到哥哥最後一面。兩年後（763年），王缙将他編選的王維詩集進獻給了唐代宗李豫，也就是我們現在可以看到的《王右丞集》。
王維葬于辋川以西。辋川是他生前的心靈所系之地，在這裡他與好友裴迪留下了《辋川集》二十首。在那首著名的《山中與裴秀才迪書》中，王維寫下了那些他生命中最美好的句子：“當待春中，草木蔓發，春山可望，輕鲦出水，白鷗矯翼，露濕青臯，麥隴朝雊，斯之不遠，倘能從我遊乎？”
這些美好，可以幫我們遺忘王維生命中最後五年的那些懊悔。
新華社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