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經典的詩歌提供大量的逾時空表達和普世的文化思考，科幻小說對當代文明的影響也值得重新審視。科幻作品的道德叙事因為與科學與夢幻同時緊密相連，其影響更具有時代特點。對于人類面臨的重大道德困境，科幻作品不僅發揮了傳統文學、影視作品的批判、勸誡和共情效果，更是起到了思想實驗的作用。
一提到科幻作品，我總會首先想起庫爾特·馮内古特——這是一位不太為國人熟知的科幻小說家，他的《五号屠場》《貓的搖籃》等代表作近年才被逐漸引進國内。當然，庫爾特·馮内古特也被譽為美國黑色幽默文學的代表人，至少他首先是因為幽默而不是科幻吸引我，而且還是因為幽了科幻作品一默。
馮内古特在短篇小說集《歡迎來到猴子館》的序言中寫道:“我以前在通用電氣公司的公關部工作，後來成了自由職業作家，寫的是所謂‘光鮮雜志上的虛構作品’，許多是科幻小說。”而促使他從PR這個很有前途的職業轉型到寫科幻小說的原因，據說是：“那個問題我已經問過一個大學教授了。當時他正要鑽進他的奔馳 300SL 超能轎車。他向我保證，公關人員和光鮮雜志作者同樣邪惡，都為了錢毀掉真理。我問他，最低等的小說是什麼，他告訴我：‘科幻小說。’”
記得王朔曾經說過，他是因為從部隊複員後沒有太合适的工作，而寫小說不需要太多技能，隻需要認點字，就進入這個低門檻行業的。看來他還是太圖省事了，如果也咨詢一下這麼靠譜的大學教授，說不定中國又多了一位雨果獎得主。
好在門檻低和受尊重并非此消彼長的關系。近年來，科幻作品低門檻進入的優勢為聰明的“後浪”們識破，被開發得淋漓盡緻。根據閱文釋出的2021科幻網文報告，國内科幻類創作者已超51萬。同時，一如當年的女排和今天的電競，恰恰是劉慈欣、郝景芳接連獲得科幻小說最高國際獎項雨果獎，極大地提升了科幻作品在國内的江湖地位。
況且，在這個無比崇尚商業成功的時代，科幻作品的賺錢效應也進一步為其社會影響力推波助瀾。尤其是在2019年，劉慈欣的小說《流浪地球》《瘋狂的外星人》被改編成電影，使他成功收獲了70億元的票房，成為在中國目前上映的電影中，票房最好的作家。而在貓眼“原著作者票房榜”中，當年排在第二名的作家是《西遊記》作者吳承恩，屈居劉慈欣之後。
然而，在我看來，上述這些事關科幻作品大行其道的事實和邏輯恐怕仍然隻是表象。正如經典的詩歌提供大量的逾時空表達和普世的文化思考，科幻小說對當代文明的影響也值得重新審視。許多人不知道被經常引用的“沒有人是一座孤島”這句話，正是“玄學派詩人”約翰·鄧恩一首詩歌的标題。英國詩人狄蘭·托馬斯寫的那句詩，“不要溫和地走進那良夜”也在《星際穿越》中反複出現。但當下更為人熟知的“我的征途是星辰大海”，其出處是日本作家田中芳樹的曆史科幻小說《銀河英雄傳說》。
表面看起來，詩歌和科幻是兩種大相徑庭的表達形式，但為什麼都能脍炙人口、直入人心？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們都具備道德叙事的巨大空間和無限可能性。其實，無論是詩歌還是科幻，背後的沖突沖突和根本問題幾乎都可以歸到人類的道德沖突上來。
在希臘悲劇和哲學誕生之前的數個世紀裡，命運、善與惡的問題始終就萦繞在詩人們的心靈深處。比《荷馬史詩》和《聖經》更早的人類最早史詩《吉爾伽美什史詩》是用楔形文字記錄的，講述了吉爾伽美什從令人憎恨的冷酷暴君到投身于蠻荒的冒險曆程。根據捷克經濟學家托馬斯·賽德拉切克的考證，這部史詩為馬克思提供了很大靈感和道德激情，并将其作為一個絕好的史前例證，用以說明個人遭受的剝削，以及與家人和自身之間的隔閡。同樣，“沒有人是一座孤島”對于善待他人如己，“不要溫和地走進那良夜”對于衰老和弱勢者“主人道德”的覺醒，都起到喚醒了人們内心深處作為人的共情和道德直覺的作用，這些偉大的詩句一次次激發了人類的道德信念。
相比而言，科幻作品的道德叙事因為與科學與夢幻同時緊密相連，其影響更具有時代特點和道德激情。經濟學家布拉德·德隆在為《星際迷航經濟學：科幻經濟學和未來世界》寫的序中說，在某種意義上，最深刻的思維，即最深沉的夢，是由科幻作品創造的。因為科幻作家和愛好者清楚地知道，他們正沉溺于整個人類的夢幻。埃隆·馬斯克、理查德·布蘭森、傑夫·貝佐斯在不同場合都提到過科幻作品對他們人生的深刻影響，他們積極發展太空科技，投身于火箭發射、火星移民、太空旅行，這既是發展科技，更是實作夢幻。科幻作品成就了無數人類探索未知和自我拯救的道德叙事，“我的征途是星辰大海”正是其中的一種經典化表達。
坎貝爾說，神話是人類集體的夢境，夢境是人類個體的神話。毋庸置疑，科幻作品已經取代史詩，成為人類的新神話。
這種新神話的興起，我想可能與科幻作品的一個特質有關，即其可以打破時空邊界，将曆史與未來結合起來。我看過的第一部科幻小說是倪匡的《異寶》，這本書讓自小熱愛曆史的我大開眼界。洛陽鏟的完整用法和“探骊得珠”這個成語都是從這本書裡學習到的。該書當時吸引我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在于，我們家就在小說所描述的秦始皇的勢力範圍内。附近還有秦阿房宮在地表的唯一遺迹——始皇上天台，我們徒步20分就能找到。在幼年時期，我也多次目睹過附近的現場文物發掘，尤其對那些昭示着宮殿宏大氣勢巨型陶制排水管道和碩大的地磚留下了深刻印象。
郝景芳的新作《宇宙躍遷者》表面上看似乎是與《異寶》類似的題材，但這部仍然是從西安和秦陵開始寫起的科幻小說提出了一個似曾相識但略有不同的假說：外星人曾多次幹預地球文明發展，而獲得外星人幹預的文明，能迅速成為文明霸主，科技遙遙領先于其他國家，比如古埃及、商周和秦帝國，其代表是金字塔、青銅器、秦陵。但按照宇宙由低到高的10個文明等級，即使在這種幹預下，人類在漫長的曆史演進中也很難突破第三個等級。表面上看這類似“李約瑟之謎”，但實際上是因為先進文明的唯我獨尊、肆意掠奪使其成為遵從叢林法則的“吞噬文明”，最終會崩潰。如此說來，宇宙裡也有類似王朝更疊的“曆史周期律”。是以，《宇宙躍遷者》具有極強的道德叙事核心，占優者如何處理與其他落後層級的關系，與其說是解決利益沖突問題，不如說是一種類似社會生态學的實踐智慧。
其實，史詩、武俠小說、科幻作品都有将曆史叙事和道德叙事結合起來的傳統。上世紀八十至九十年代風行的金庸武俠小說，無論是家國情懷、家族血仇，還是民族大義、江湖恩怨，以及兒女私情，将武林人物融入到曆史的大時代中，但這些俠義故事最終都事關倫理道德。
然而，科幻作品與史詩、武俠小說在道德叙事上終究不同，其最大差異在于，科幻小說往往會努力超越人類對道德的認知極限。郝景芳的這部新作與劉慈欣的獲獎作品《三體》有個共同特點，都是将人類文明放在整個宇宙文明中，思考其中的道德沖突和倫理困境。劉慈欣在《三體》後記中說：“如果存在外星文明，那麼宇宙中有共同的道德準則嗎？”他還認為：“一個零道德的宇宙文明完全可能存在，有道德的人類文明如何在這樣一個宇宙中生存？”再回顧一下吳承恩《西遊記》中的各種宗教訓誡和道德隐喻，不難發現，這也是劉慈欣與吳承恩的共同之處。隻不過是，吳承恩的作品強化了人類進化抑或馴化出來的道德的正義性、合法性，劉慈欣則表達了這個暗黑宇宙中人類道德的脆弱——這種僞善帶來的脆弱和荒謬也不斷出現在《流浪地球》等其他作品中。其實，前文提到的馮内古特，在短篇小說《哈裡森·柏傑龍》中，也想象了類似的場景：到2081年時，人人平等終于實作，沒有人能比别人聰明或好看。那些超出常人的人必須帶上“精神助殘收音機”，每隔二十秒接收一次尖銳的噪音，阻止聰明人濫用大腦的優勢。
馮内古特對道德的擔憂具有普遍意義，這就是“純科學受到了利益的驅動而變得僞善，在道德的真空中發展”“戰争與資本則讓人性更快地淪喪，使道德秩序陷入混亂”，也許正是基于類似的憂慮，郝景芳的《宇宙躍遷者》對現在人們還抱有很多樂觀幻想的數字貨币、外太空探索都給予了悲觀的預言。“最近幾十年，人類太空探索的錢都在于開發太陽系，已經把月球、火星搶占了，而且把太空當成了軍事競争的主戰場，是以雖然軍事領域的科研經費指數上漲，但是90%都給到了太陽系探索開發和軍事産業，運用宇宙學和基礎實體學探索項目進展一直很緩慢。”
其實，郝景芳從來都是道德叙事的高手，她的處女作《看不見的星球》就是用說謊的星球來反思“誠信”這一人類最基本的道德信條。《北京折疊》更是直擊全球收入不平等和階層割裂趨勢帶來的現實道德問題。作為一位經濟學博士，郝景芳的道德叙事還有來自經濟學以及功利主義倫理學本身的沖突：人類的發展繁榮首先應該歸功于技術和經濟的進步，但人類文明最大的威脅正是以犧牲人性為代價的技術創新和經濟強化。
科幻作品的道德叙事往往具有強力的批判和反思氣質，這跟科幻小說的發展曆史息息相關。二十世紀是人類、技術都最為強大、繁榮的時代，但是卻出現了有史以來最殘酷的兩次世界大戰、大蕭條，以及核污染、生态惡化。人們對地球和人類的命運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危機。是以，也就不難了解，為什麼阿西莫夫、馮内古特等科幻作品代表人物的早期小說往往寫自二戰、越戰期間，或者以戰争為題材。進而也會發現，諸多經典科幻小說與《寂靜的春天》《增長的極限》等反思人類技術倫理的作品、文獻也有一定相關性。
是以，在科幻作品的進階道德叙事形态中，往往會形成諸多禁忌，或者說倫理原則。正如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圖騰與禁忌》認為的那樣，人類的道德倫理是從禁忌開始的，科幻小說裡的道德叙事也往往從禁忌開始。比如星際迷航的星聯有兩大絕對禁忌，最高指導原則是禁止幹預其他文明。另一個絕對禁忌是用以滿足自我需要的基因改善，這一點是為了保持星聯社會的平衡，也保證了星聯對機會平等的承諾。通過基因改進強化朱利安的能力，理查德·巴希爾蓄意破壞了星聯的精英道德觀念，而正是這種觀念讓優勝劣汰的星際迷航經濟系統得以維系。近年來火爆的人工智能讓阿西莫夫三定律再度走紅，來自他的科幻小說《我，機器人》中的三定理已成為“機器人學”的重要内容。正是這三條道德禁忌，成為了通過倫理叙事影響真實世界道德規範的一個經典範例。對于人類面臨的重大道德困境，科幻作品不僅發揮了傳統文學、影視作品的批判、勸誡和共情效果，更是起到了思想實驗的作用。
人類的思想實驗和科學實驗都是為了改變世界，但考慮到道德因素，拯救文明似乎成了更為永恒的主題。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克魯格曼在為阿西莫夫的《基地》一書最新版撰寫的前言中就曾說過，他在幼兒時期就夢想自己是哈裡·謝頓，“用描述解釋人類行為的數學體系拯救文明。”但從人類的曆史變遷和文明演變來看，至少是數學體系與道德體系共同作用，無數次從懸崖邊上挽救了人類。細想一下，這兩個方面不正是康德所說的頭頂上的星空和内心崇高的道德法則嗎？如此，不難發現，幾乎沒有任何一種作品形态，能像科幻作品這樣通過道德叙事完整、精準地同時擊中這兩個震撼人們心靈的主題。
本文将刊登于《北大金融評論》2022年第1期（總第10期）随筆欄目。
作者| 本力（北望）
北大彙豐金融研究院秘書長、《北大金融評論》副總編輯、中國經濟學教育科研網主編，深圳市金融科技倫理委員會委員。曾創辦北望經濟學園，出版《崛起?!:中國未來10年經濟發展的兩種可能》《經濟學之路》《改革與未來》《投資存亡戰》《量化投資十六講》《金融倫理通識》等圖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