泓涵演迤 守正創新——朱泓的治學精神和學術思想

朱泓，江蘇鎮江人，1951年生于天津，1982年吉林大學曆史系考古專業畢業後，留校任教至今。長期緻力于體質人類學、古人種學、古病理學的教學和研究工作，在《考古》《文物》《人類學學報》《邊疆考古研究》等國内外學術刊物上發表專業論文近200篇，出版《中國古代居民的體質人類學研究》《體質人類學》等專著3部。先後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等10餘項。1997年獲教育部寶鋼教育基金優秀教師稱号，2000年起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2002年獲國家基礎科學人才培養基金先進工作者稱号，2009年獲全國模範教師稱号。

20世紀60年代，朱泓先生經曆了“上山下鄉”，曾擔任中國小代課老師，這對他日後從事教師工作産生了重要影響。返城後，他做過裝卸工，鍛煉了強健的體魄。後進入吉林省衛生學校學習和教學，其間擔任過人體形态學、人體生理學教師，并赴白求恩醫科大學（今吉林大學白求恩醫學部）進修病了解剖學。這些都為他後來從事體質人類學研究奠定了基礎。他1978年入吉林大學曆史系考古專業學習，深受時任教研室主任張忠培先生和副主任林沄先生的影響，順利畢業後留校任教至今。

1983年，朱泓先生參加了國家文物局委托四川大學主辦的全國考古專業體質人類學教育訓練班，接受體質人類學的系統教育訓練。後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進修，師從潘其風先生繼續學習體質人類學。1985年組建吉林大學體質人類學實驗室，開始收集整理古代人骨資料，至今已收集人骨标本2萬餘例。1993年出版我國第一部體質人類學專業教材《體質人類學》。

治學精神

朱泓先生從事教學、治學、科研、管理工作近40年，積累了大量的工作經驗，也形成了獨特的治學理念。

朱先生治學注重理論創新，注重吸收國外人類學研究的新理論與新方法，牢牢把握國際學術前沿和熱點。同時，根據我國的學科特點，他将人種學研究與考古學、曆史學、民族學有機結合，特别是在我國北方和東北亞地區的匈奴、東胡、鮮卑、靺鞨、契丹、蒙古等古代人群的人種學研究，以及中國古人種學研究理論構架與方法論等方面均有獨到見解。

朱先生治學注重學術與社會意義的結合，特别是對中國古今人群種系源流方面的探索，旨在全面闡述中華民族多元一體化格局形成的曆史過程及其原因和動力，對提升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認同，維護民族團結、國家統一等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與現實意義。

在課程建設和教材編制方面，他先後為吉林大學大學生、研究所學生開設和教授“體質人類學”“人體形态學”“人體測量學”“古病理學”“古人類學”“人類起源論”“人種學”“中國人種史概論”及“中國古代人種研究”等多門特色課程。在這一領域的教學方面，吉林大學已獨具特色。2004年，朱先生編著的《體質人類學》被認為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首部體質人類學統編教科書，入選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國家級規劃教材。

朱先生一貫注重人才培養。他先後培養了碩士、博士研究所學生50餘人，為我國打造出一支高素質、年輕化的體質人類學學術隊伍，其中一部分已成為我國體質人類學教學、科研領域的骨幹力量。

他和他的研究團隊特别注重與國内外同行學者、高校、科研院所的學術交流與合作，現已完成近百項關于古人骨現場鑒定、室内人骨整理以及田野考古領隊教育訓練的任務，先後與國内外多所高校和科研機構等建立了長期學術交流與合作關系，進一步擴大了我國體質人類學的國際影響力。吉林大學已成為學界公認的中國體質人類學研究重鎮。

1998年，在他的努力下，吉林大學建立了中國考古界第一個古DNA專業實驗室，填補了當時國内學術界古DNA研究的空白。20多年來，該實驗室在科學研究、理論創新以及人才培養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分子考古學研究處于國内領先地位。同時，該實驗室與國内外古DNA實驗室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和交流，在世界上也有相當知名度。“十二五”期間，朱先生倡議吉林大學建構生物考古學學科。2013年，吉林大學—西蒙菲莎大學生物考古聯合實驗室正式挂牌成立。

在他及各方努力下，1999年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成立，并于次年成功入選“教育部百所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2005年，由他組織籌劃并擔任主任的“吉林大學中國邊疆史地創新基地”，被确定為國家“985工程”哲學社會科學創新基地。2008年，他和他的團隊與地學部古生物學與地層學研究中心聯合申報的“東北亞生物演化與環境教育部重點實驗室”被教育部準許成立。2013年，吉林大學、北京大學、西北大學、四川大學及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聯合組建了“邊疆考古與中國文化認同協同創新中心”。2014年，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成為“體質人類學與分子考古學國家文物局重點科研基地”。此外，在朱先生與考古界前輩共同努力下，2011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将曆史學一級學科之下的考古學調整為與中國史、世界史并列的一級學科，這标志着考古學的穩步發展得到了學界肯定。

在他的組織策劃下，2014年，中國考古學會人類骨骼考古專業委員會在吉林大學成立。專委會成員涵蓋了中國古人類學、體質人類學、骨骼病理學、同位素分析和古DNA分析等多個領域和學科前沿的年輕學者。專委會先後召開了四屆學術會議，極大推動了中國人類骨骼考古學的發展。

學術思想

朱先生建立了具有自身特點的中國古人種學研究體系。在20世紀90年代之前，我國學者在進行古代人種問題研究時，方法論方面主要受蘇聯學術界的影響，甚至在确定種族類型時的具體對照标準，都一直采用蘇聯學者所制定的現代人種變異範圍。運用這種研究方法得出的結論，實際上是用現代人的分類法去套古代人，其結果往往會造成許多誤解，進而以為某某古代民族中含有現代若幹區域性人種的多種因素，似乎在當時就已存在很明顯的現代各人種成分的混雜現象。

後來，有學者根據出土人骨資料，把中國古代人群分為北方類型和南方類型，有的還分為“炎黃集團”“東夷集團”和“百越集團”等。朱先生受到考古學家蘇秉琦教授關于考古學“區系類型”理論的啟發，在20世紀90年代創造性地提出了中國古代人群的分類體系，将中國古代人群分為“古東北類型”“古華北類型”“古西北類型”“古中原類型”“古華南類型”和“古蒙古高原類型”等。這是目前最為科學、系統的分類體系，時至今日，這個分類體系仍然指導着中國古人類學研究，并将繼續發揮重要的作用。

在長期實踐中，他總結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研究思路，即人類學研究除了傳統的形态學研究之外，還需要與考古學實踐相結合，與考古背景、出土物、墓葬形制等相聯系，尋求考古學現象背後的人類學資訊，同時利用人類學研究成果輔助考古學研究。例如，朱先生在其《内蒙古涼城東周時期墓葬人骨研究》中打破以往此類研究的慣例，對同一時期、同一墓地裡埋葬的古代居民，首先按經濟生活方式進行分類，然後再分别分析其各自所屬種族類型，成功地對該墓區東周時期共同使用同一片墓地的牧業民族和農業民族，在人種構成方面的異同問題進行了相關研究。

朱先生注重曆史時期人骨資料的收集和研究，并與曆史學研究相結合。他認為，史前時期諸考古學遺存之間的關系錯綜複雜，且無文獻資料資訊可以參考，是以這種由零星的早期材料入手進行研究的方法存在很大的弊端。在探讨古代居民的種系源流的時候，時代較晚的材料反而更具重要意義。于是，他提出了自己的基本研究思路：在運用人種學的材料來探讨古代居民的族屬問題時，最穩妥的方法應是從已知推未知，即從已确定族屬或已基本上确定族屬的某一考古學文化的資料出發，通過對該文化居民的人種學研究，建立起一個或若幹個古代民族的人種學坐标。然後再結合考古遺存的文化面貌以及古代文獻記載中，有關族屬源流方面的發展線索，對那些未确定族屬的考古學文化居民進行人種成分分析。最後從人種學的角度，提出關于該文化居民族屬的參考意見。本着這種學術思想，朱先生多年來特别注重從那些年代較晚、族屬比較明确的資料入手，建立古代民族的人種學坐标，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比如對契丹族、鮮卑族、靺鞨族和東胡等北方古代民族的人種研究。

朱先生非常注重多學科整合研究，在他的呼籲和支援下，吉林大學的科技考古研究在動物考古、植物考古、環境考古、地理資訊系統、同位素研究等領域取得了可喜成績。在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項目“蒙古族源與元朝帝陵綜合研究”中，朱先生充分整合各領域研究成果，對蒙古族源研究作出了突出貢獻。

朱先生的人類學研究領域非常寬廣，除了傳統的形态學研究外，他還是最早從事牙齒人類學研究的學者之一。同時，由于他有從醫的經曆，在骨骼病理學的研究方面起步早，也成為吉林大學人類學研究團隊的特色之一。他在人類學研究中的骨骼變異研究、頭骨小變異研究、肢骨研究等方面成績斐然。

朱先生學術視野開闊，緊跟國際學術前沿。他很早就意識到骨骼研究的全面性和專題性，在生存壓力對骨骼的影響、生物考古學、統計人類學、法醫人類學等方面提出自己獨到的見解，并鼓勵學生從事相關研究。2002年以來，他帶領的團隊率先開展計算機模拟三維容貌複原技術的研究，成功地對北京老山漢墓、江蘇泗水王墓、内蒙古吐爾基山遼墓、廣西桂林甑皮岩新石器時代遺址等出土的古人類顱骨以及新疆地區出土幹屍進行了三維容貌複原。

多年來，他注重文理交叉、互相滲透，通過學科重組尋找新的學科生長點，先後主持了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國家基礎科學人才培養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和國家文物局專題項目20餘項，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的成果。

先生之學，泓涵演迤；先生之才，恢宏壯闊；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作者機關：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編輯：劉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