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比較、發展的目光看中國文學外譯

翻譯，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發揮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中國文化要“走出去”，中國文學外譯具有特别的重要性，有關中國文學對外譯介與傳播的問題因而受到學界和社會的格外關注。同時，圍繞中國文學主動外譯的必要性、中國文學外譯的方法以及中國文學外譯的接受等問題，無論譯學界内部，還是文學界、文化界，都存在不同甚至相悖的觀點。譯學界和媒體有一種不可謂不響亮的聲音，對翻譯的忠實性原則提出質疑，并以美國翻譯家葛浩文的翻譯獲得成功為據，主張更新翻譯觀念，在中國文學外譯中采取“連譯帶改”的政策。在某種“被接受焦慮”的裹挾下，有學者甚至強調要以海外讀者的接受心态為導向來選擇翻譯政策。文學批評界卻有觀點針鋒相對，認為葛浩文式的翻譯改寫是一種不誠實的行為，相當于對外國讀者的欺騙。另有翻譯學者則提出，不應将葛浩文的翻譯方法絕對化或模式化，也不能過分強調讀者接受對文學譯介的決定性作用，并由此導緻中國文學外譯中的唯接受論，而要立足文化接受的階段性與不平衡性及中國文學外譯的根本訴求等方面對翻譯方法問題加以理性探讨。

如何把握中國文學外譯的重要價值，進一步澄清中國文學外譯的有關認識，亟待譯學界的深入思考與探讨。筆者認為，看待中國文學外譯，應具有一種比較與發展的目光。首先，要建構“中譯外”與“外譯中”的比較視野。新時代背景下，“中譯外”成為一個越來越重要的翻譯方向，“中譯外”與“外譯中”并駕齊驅的新态勢逐漸形成，有學者敏銳地提出這是當今時代翻譯領域中正在發生的一個“根本性的變化”。對此，譯學界應充分認識到“中譯外”與“外譯中”兩種不同方向的翻譯行為之間切實存在的差異，及時轉變研究思路，關注并把握中國文學外譯過程中出現的新現象、新問題，從多個層面展開理論探讨。但是，我們知道，翻譯活動是涉及兩種語言的雙向交流，在文化、曆史、社會及意識形态等多種因素的作用下，譯入翻譯和譯出翻譯必然有所差異，對于這一客觀存在的差異性，翻譯界固然不能漠然視之，但也不應過分誇大。比較來看，不難發現，“中譯外”和“外譯中”所涉及的翻譯根本性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具有共性的，也是互相可資借鑒的。以葛浩文的翻譯為例，他以讀者接受為考量采用删節、改譯等翻譯政策，這在中國文學翻譯史上并不鮮見，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林纾的翻譯。針對葛浩文與林纾在翻譯政策與翻譯觀念等方面的某種相似性，譯學界可以借鑒有關林纾的翻譯的相關研究成果，立足翻譯的本質屬性與根本目标，從曆史發展的高度更加合理地看待葛浩文的翻譯政策，進而力求避免某些片面的認識。

其次，要建構中國文學英譯和非英譯的比較視野。總體來看，目前譯學界對“中譯外”的關注與探讨主要集中于中國文學在英語世界的譯介，很多觀點的得出也來自對這一方向的譯介行為的考察。葛浩文式“連譯帶改”的翻譯方法之是以備受推崇，甚至在媒體的助力下幾乎被視為中國文學對外譯介能獲得成功的唯一模式，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葛浩文采用歸化式翻譯政策譯介中國現當代文學，并促使中國文學在美國乃至整個西方世界得到了較為理想的接受與傳播。實際上，翻譯政策的選擇是主客觀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既展現着譯者的翻譯觀念，也同目的語國家的文化語境及對外國文學的接受傳統息息相關。考察中國文學在非英語世界如在法國的譯介，就會發現法國同樣是世界範圍内譯介和接受中國文學的重鎮之一，部分中國文學作品法譯本的誕生甚至早于其英譯本，而法國翻譯家卻大多主張遵循翻譯的忠實性原則，如中國當代文學最重要的法譯者之一、法國翻譯家杜特萊就明确表示自己“始終努力做一個盡可能忠實的譯者”。這不僅出于杜特萊始終秉持的“盡可能尊重出發語”的翻譯倫理立場，同時也因為法國具有自身深厚的文學傳統，且對異域文化的開放和接納程度較高。鑒于此，在認識與探讨中國文學外譯的過程中，譯學界若能拓寬視野，有意識地對中國文學在英語世界與非英語世界的譯介情況加以比較研究，綜合分析影響翻譯活動的各種複雜因素，将有助于破除某些絕對化的觀念。

作為文化關系的一種表征與建構，翻譯在兩種語言文化互相碰撞、交融的過程中必然呈現出深刻的曆史性。理性認識中國文學外譯，不僅需要比較的視野，更離不開發展的目光。

發展，意味着翻譯路徑的不斷拓展。新的時代語境下，國際間的文化交往更為頻繁而深入，翻譯的豐富性和複雜性也日益凸顯。譯學界應将以往主要關注“外譯中”的單向視角轉為“外譯中”和“中譯外”并重的雙向視角，全面考量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翻譯活動，從價值與倫理、模式與方法、主體與内容、接受與傳播等方面，對中國文學外譯展開多視角、多層次的探讨，深切關注翻譯路徑的變化以及這一變化帶來的整個翻譯場域面貌的更新。不僅要注重文化交流的途徑、模式與方法，還要更深層次地把握文學譯介的立場與根本訴求。

發展，意味着對翻譯根本目标的長遠追求。中國文學“走出去”并不是某位作家、某部作品的訴求，也不是某個社會群體或某種文學類别的訴求，更不是一時一事的“權宜”或“迎合”，而應以中國文化走向世界、與異域的他者文化進行平等交流與對話為根本目标。要實作這樣的目标，就必須克服翻譯的功利性，希望中國文學一經翻譯便馬上被接受、僅以當下的讀者接受為考量或為“走出去”而“走出去”等急于求成的心态都不可取。無論譯介與傳播活動的客觀規律，還是中國文學與文化在世界的相對邊緣地位，都告訴我們，一蹴而就或一勞永逸的接受并不現實。在目前中國文學的對外譯介中，出于對接受語境和讀者的考慮而采取的删節、改譯等翻譯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甚至必要的，但任何階段性的翻譯模式與方法都将随着語言、文化、社會等具有顯著時代特征的因素的演變而發生變化。是以，從曆史發展的角度看，中國文學外譯理應成為一種基于翻譯本質訴求的長遠追求。

發展，意味着世界多元文化的深入交流。翻譯是一個以生成性為本質特征的動态過程。隻要時代在發展，翻譯所賴以進行的各種關系與各種條件就同樣處于變化之中，條件的積累和關系的演變則為翻譯的發生與成長提供直接可能。就中國文學外譯而言，中外文化交流的深入不斷拓展翻譯的可為空間，将翻譯的不可能變為可能，再将翻譯的可能變為現實，進而逐漸推進中國文學更好地“走出去”。反過來，翻譯在自身的成長中又以其特有的開放精神進一步打破文化隔閡，促使中國文學與文化走向世界，與異域文明展開對話，在自我和他者的碰撞與融合中豐富自身，進而推動世界多元文化的深入交流。曆史一再向我們證明，從封閉走向開放與交流的翻譯之路，是維護人類文化多樣性、推動人類文明發展的必由之路。無疑，中國文學外譯正肩負着這樣的曆史使命。

（作者機關：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

編輯：劉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