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死的時候是這樣的：兩個特務抓着她兩隻被捆綁起來的胳膊，其中一個特務從後邊在她的腿部狠狠地來了一腳。她沒有提防，跪了下去，身體變成了一道優美的弧線，仰着面，看着夜晚的天空。目光自下而上，是甯靜的瓦藍，把夜色都燃燒成了藍的。
她所在的地方是上海西南郊外的荒涼刑場。時間是1940年2月某天。詩人們說，好女人死的時候一般都會是這個樣子，跪着，向蒼天祈求，祈求蒼天能給活着的人一個美好的人間。沒有人知道她是否哭了，但2月某天的那個午夜，分明格外潮潤，為了不至于讓人感到有那麼一點點的冷，她微微地笑了，微笑如水，像空氣，四處遊蕩和蔓延，把那個夜晚裝扮得很溫暖。
槍響了，從她的後面，連響了三聲，聲音穿過她的身體，并在她的身體做了非常短暫的停留，然後讓她和血液流了出來。她的血液璀璨成花，托舉着她仰面向天的身體，漂浮着，暖暖地走到了鋤。但是，這個沒有人看見，有人看見的是她死了，在這個世界上留下了一具屍體，還帶着可以浸入指尖的心香。
她叫鄭蘋如，這一年，隻有26歲，被公開的身份是臭名昭著的76号的特工，但讓她離開這個世界的仍是76号。她臨死前，向監獄提出了一個這樣的要求：能不能把我的化妝品和鏡子給我？一面破鏡，她立在它的面前，把自己打扮了個漂亮，穿了一件金紅色的羊毛内衣，又披了件紅色的皮大衣，甚至還帶了一根雞心嵌有照片的黃金項鍊，用一枚鑽石戒扮靓了手指……讓外表美麗得像是一個童話。
那時候，她想起了自己重要的一些經曆，1937年11月12日深夜，駐守上海的最後一支中國軍隊西撤，上海淪陷，租界則成了“孤島”。在這之前的11日深夜，正在伏案撰寫抗日話劇劇本她，忽然聽到了一陣槍聲，打開窗戶，她看到一輛吉普車上走下了自己心愛的那個男人——王漢勳。她趕忙開門前去迎接，但王漢勳并沒有進門，身上帶着一股寒氣，悲壯卻讓她感到很安全很暖和地對她說：“蘋如，我要走了，等打完了鬼子，再來找你結婚！”之後，他摸出了一張照片送給她，照片的背面寫着：“親愛的蘋如，留念！永遠愛你的漢勳。”
她想，我怕是再也見不到他了，之後心中淚如雨下，在這如水的模樣裡，她又想到1932年一二八事變爆發，日本侵略者進攻上海，上海群眾與十九路軍同仇敵忾，奮力抗擊日本侵略者……她仿佛還在去軍營的路上，為那些在前線受傷的戰士清洗衣物，衣服在水中被揉動時“噗嗤噗嗤”，很像她瓢盆于胸膛的那些淚雨，淹沒了心髒。
之後，她發現自己的眼淚不小心擠了出來，沿着眼角流下來，挂在了紅唇上，比黃金的項鍊和鑽石戒指都好看。在這好看裡，她感覺自己還在慰問前線的将士，又自己花錢印了許多宣傳抗日的傳單，與同學們一同到浦東張貼和散發……隻是，在淚水裡，她看到自己當年的身影磕磕絆絆、跌跌撞撞……
那時候，她還是一名大學生，就讀于上海法政學院，戰争打碎了她的明星夢。曾就讀于上海市北中學、大同中學及民光中學的她，人長得漂亮、舉止大方，聰明好學、興趣廣泛，喜歡柔道及演話劇的同時，非常崇拜胡蝶、阮玲玉等女演員。她還記得，當時南京路上的王開照相館很有名，一些著名的男女演員都在那裡拍照。每當看到櫥窗裡擺出演員們的漂亮照片，她就會駐足觀看……後來，她在那裡也拍過照片，還上了1931年3月12日的《國畫時報》，被老師和同學稱為“校園明星”……
然而，戰争來了，這一切都就沒有了。戰争讓她在那些被她清洗而去的抗日将士的血裡，認清了日本人，日本侵略者。她說，再見吧，那個上過畫報的小女孩，那個愛上抗戰兵的大姑娘。随後，她被送上了一輛囚車……車内，她什麼也看不見，隻聽到車輪壓過地面。她在心裡說，那就再想一想吧，反正還有時間，想想那些驚心動魄的事情。
1937年11月上海淪陷後，日本侵略者一邊大肆捕殺抗日志士，一邊四處搜羅漢奸爪牙。從1938年1月開始，侵略者又在上海開始了一場大規模的血腥誘降，誘降名單中，就有父親鄭钺。3月的一天下午，日本使館書記官清水董三持貴重禮品“拜訪”父親，邀請父親擔任正在籌建的僞司法部部長，被父親以患病為由拒絕。其時，已加入抗日組織的她正尋機打入日僞内部，面對上門來的日本人的“誠懇”，自告奮勇，用日語對日本人說自己願替父親的“工作”。
聽到“鄉音”的日本人很是驚訝，她告訴他們，自己出生在日本，母親木村花子（後改名鄭華君）是日本名古屋一個名門望族家庭，她和日本有着“很深的感情”。日本人連說“吆西”，其後，她憑借從小生長在日本，加上一口流利的日語，使日本人始終有一種親切感，凡與她打過交道的日本人都對她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很快，她在日本人社交圈裡如魚得水，有了擷取情報來源的途徑與管道，掌管日本海軍情報的負責人小野寺信見她漂亮、聰明，邀請她做他的翻譯，把一些絕密資料交給她去翻譯；駐滬日軍特務機關長片山大佐更是對她“關愛有加”，時常在重要會議或場合中将她帶進帶出，許多日僞高層人物視她為片山的私人秘書……
1939年，日本侵略者與汪僞政權組建76号特工總部，暗殺抗日志士和殘害抗日群衆。她被安插在了這個機構裡，開始了鏟除“嬰兒見之都不敢出聲”的恐怖主義者、特務頭子、大漢奸丁默邨。她有意接近丁默邨，并掌握了解丁默邨的行蹤、生活規律與愛好，再加上她時常出入各種重要社交場合，很快便引起了好色的丁默邨的注意。
當年5月，在一次進階别的聯誼會上，她被安排在了貴賓席，引起了丁默邨的“好感”。臨别時，丁默邨主動提出送她回家，她答應了，但丁默邨卻帶她到了霞飛路上的一家咖啡館。在那裡，兩人聊天交談，丁默邨得知她是自己任民光中學校長時的學生，對她更是加倍“親切”。其後，開始不斷約會她，跳舞，喝咖啡，吃西餐……但是，她一直找不到動手的機會。
丁默邨每到一地都會有嚴格的保安措施，甚至在兩人見面前或約會中臨時換地方。唯一不變的是丁默邨每次都會送她回家，因而，她将刺殺的地點選在了自家門口。8月14日，丁默邨再次約會她，她在自家的門口布置了鋤奸人員。但很不湊巧的是，那天下起了大雨，丁默邨送她到家門口，準備要下車，忽然發現“幾雙可疑的眼睛”，随後讓車子疾馳而去。
過了幾天，她又謀劃将丁默邨引入商場，理由是讓丁默邨在那裡為自己買件皮衣。讓她沒有想到的是，進入商場後，丁默邨忽然甩給她一疊紙币，要她自己去挑，原因是：丁默邨感覺商場裡的氣氛有些不對，要徑自離開。眼看着得手的計劃又要失敗，埋伏在門口的鋤奸人員開槍射擊，子彈卻隻打在了丁默邨乘坐的防彈車窗上，讓丁默邨再次逃脫。
驚魂未定的丁默邨打電話來了：“這件事你必須到76号給我說清楚！”她知道自己暴露了，家人對她說：“你可以在這個時候逃走！”但她苦苦一笑，決定先不去76号而是陪家人吃頓飯，她親手為他們做，然後，和他們一起吃，然後就帶上自己心愛的小手槍，上了來接她的車……在囚車裡，她想：“我能逃走嗎？我要是逃走了，你們怎麼辦呀！”随後，她發現她哭了，眼前是她為家人做的那頓飯，還在熱氣騰騰地冒着香氣……
丁默邨并沒有接她去76号，而是将她帶到了一家舞廳。這家舞廳以前她也來過，隻是這回有了很多新的面孔，被布置在了各個角落，煞有介事卻又無所事事的樣子。她把自己的手伸進了包裡，摸了摸心愛的小手槍，想要單獨幹掉丁默邨。那天，她同樣把自己打扮得非常漂亮，穿一套深藍色的套裝，腳蹬一雙黑色靴子，外披一件紅色長大衣，腰夾一隻白色小皮包，梳一個長波浪發型，臉上施着胭脂口紅，一副大家閨秀的樣子……那天，是1939年12月25日，趕時髦的人都喜歡過的聖誕節，和大街上、舞廳裡熱熱鬧鬧的場面相比，她的心裡涼透了，和摸着的小手槍一樣冰冷。
趁着上衛生間的機會，她從包裡拿出小手槍，把它藏在了靴子裡。丁默邨又來找她跳舞了，在一個角落裡，她給了他一次踩自己腳的機會，然後彎下腰想要拔槍殺掉他，但她的腰卻被“卡”住了。之後，她被扶回到了座位上，發現自己的包被人動過了，進而覺得自己已被嚴密地監控了起來。一樣地談天，一樣地自如，在丁默邨來找她喝酒的時候，她依然風趣優雅，隻是感到自己已經很難找到下手的機會了。還是趁着上衛間的機會，她拿出藏在靴子裡的小手槍，将它用衛生紙包好，弄髒，扔向了窗外……
再次回到座位不久，她便看到有人來到對丁默邨耳語，她知道他們發現了被她扔掉的那隻槍，但仍裝得像個沒事兒人。丁默邨又請她跳舞，她知道那不是跳舞，而是對她的諷刺的侮辱，跳完了，她被送進了76号的殺人魔窟。在那裡，她被摁在刑凳上，捆住手腳，被三層牛皮厚的皮帶在臀部和大腿等不要命的部位狠命抽打，最終皮開肉綻，鮮血淋漓……但在黑暗的囚車裡，她感覺這一切都過去了，不痛了，無所謂了，就像她感覺不到她死後，一些不明真相的人還說她是日本人的走狗，可恥的漢奸，十足的蕩婦……
4年後的1944年，她心愛的那個男人王漢勳在湖南衡山執行軍事任務時犧牲，她們終于在另一個世界裡團聚了，而讓她更欣慰的是，她一直要刺殺的丁默邨，在抗戰勝利後被執行槍決……更多年以後的2007年，她的經曆被拍成了電影《色戒》，她少年時代要做大明星的那個夢也似乎被實作了。
對此，人們給予了她這樣的評價：以今天的标準來看，鄭蘋如是個不折不扣的白富美，當然她還有一個秘密身份，“中統”情報人員，不過當年鄭蘋如被捕後，一口咬定是“情殺”，直到被處決，她也沒有承認自己是“重慶方面的人”。是以盡管當年的“刺丁案”轟動滬上，在坊間看來那也不過是一場風花雪月的事，直到《色戒》上映後，鄭蘋如才重新回到人們的視野中，人們發現在台灣省的忠烈祠中，供奉着鄭蘋如的牌位，她當年的果敢卓絕用四個字來形容，那就是可歌可泣。（文｜路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