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的“四人幫”：夢想遷都新疆伊犁，企圖大清王朝東山再起
機會一旦錯過，就不會有了。
孫中山先生曾經有過定都伊犁就能控制整個亞洲的說法，但那個時候已經晚了。比孫先生更早的是，在清朝末年，也有幾個人主張遷都伊犁，以圖腐朽的大清王朝東山再起，但那個時候還是晚了。
我們先不說伊犁那個地方适合不适合做都城，隻說晚清那四個人：袁大化、升允、長庚、志銳。
袁大化，1910年由江西巡撫調任新疆巡撫，他是新疆建省以來8任巡撫中的最後一位。
升允，1905年任陝甘總督，1909因上疏反對立憲，以妨礙新政之過失被革職，之後寓居西安滿城。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爆發後，他又重新被起用，任陝西巡撫，總理陝西軍事。
長庚，升允之後陝甘總督的繼任者，為末代陝甘總督。
志銳，清朝最後一任伊犁将軍。
事情要從志銳赴任說起。志銳除了将軍的頭銜，還有好幾重身份，他是個書生、作家，還是光緒帝妃子瑾妃和珍妃的堂兄。除了文化背景不錯，家庭成分也很好。但他有個“毛病”就是愛說話，愛向朝廷寫個奏折什麼的，表達自己的主張。他的主張主要有這樣3點：
1.滿漢融合，大家都享受同等權利；2.練兵打仗，以對付邊患與外侮，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弭邊患、禦外侮、籌饷練兵以救危局”，是個主戰派；3.禁止各類外國人來新疆旅遊，他認為當時來新疆傳教辦學、探險考察的人，會給新疆帶來不好的思潮與影響，甚至是間諜，進行文化與資源掠奪的，弊大于利，沒什麼好處，應該“禁其遊曆”。
但是，志銳的這些主張沒人聽，而他又認為自己是個大材，終會在某一天力挽狂瀾，是以就沒完沒了地上疏，結果把像慈禧這樣的人給弄煩了，結果使自己的官越當越小。1911年2月19日，他接到了一封調令，即将時任杭州将軍的自己與伊犁将軍對調，一下子感到自己的機會來了。
進京面聖時，志銳陳述了自己的主張，還特别強調“邊防危急，财政艱難，責任雖專，事權不一，欲期整頓，必須變通”，一是想要朝廷能給他更大的自主權；二是想從朝廷那裡得到更多的經費，在邊地發展軍隊，以便将來能有機會“勤王”。這中間是他對大清王朝的一顆火辣辣的忠心，但他想要的一百萬兩白銀，隻在主子那裡得到了一張二十萬兩的空頭支票。
盡管如此，志銳也沒有灰心，心還是熱乎乎的。8月，他動身了。史書為他的這些動身用了一個詞——“犯暑西行”——意思是這個時候，人們都不到新疆去了，但他卻偏偏動彈了。因為心是熱的，是以，他行動迅速，别人去新疆得大半年，甚至更長的時間，但他卻隻花了三個月，也就是說，他是快馬加鞭的。
大約是在這個時候，志銳收到了袁大化、升允和長庚聯絡信：“萬一清廷危急，聯絡新、甘、内蒙為一氣，擁宣統西遷，暫謀偏安，徐圖恢複。”信心更加充足了起來。11月，志銳到達惠遠城，就任伊犁将軍職，開始放開手腳大幹。這時的伊犁雖因受到内地革命形勢的影響已是人心浮動、風聲緊急，但志銳認為它并不影響大局，沒有多少關系，甚至私下對家人講，“此次之變（武昌起義），恐不如廣州、安徽之易平，滿洲人或無死所矣！”言下之意是，朝廷會考慮遷都的事，他扶大廈之将傾的機會就要來了。
為此，志銳幹了3件事：1.查封革命黨人的宣傳輿論陣地，停辦《伊犁白話報》。據說，當時的主筆在他面前苦苦央求了好幾天，他也沒答應；2.重新洗牌，解散伊犁新軍，把他們的武器彈藥收起來放到庫房裡，讓他們都回家去。據說，他讓這些人回家時，不僅不發給他們路費，還要他們将衣服脫下，與武器彈藥存入庫房，留給後來者用。有人勸他說這樣做不人道，至少得把人家的衣服給留下來，他表面上答應，但在新軍回家的路上卻設下關口，指令他們脫去衣服。當時天寒地凍的，結果很多人都凍死在了路上。3.重用旗人、蒙古人，讓他們來保衛惠遠城，并組建了一支大約千人的部隊，駐守伊犁河南岸。
都說，新官上任三把火，志銳這三把火不但燒得迅速、耗時極短，而且很猛烈，他似乎沒有意識到這種做法會促使革命黨人加快起義步伐。比方說，被他下令遣散回家的新軍，在他設下的關口上被脫掉的不僅僅是衣服，還有盤纏、路費以及個人的一些财物，而他組建起來的由旗人、蒙古人組成的部隊，分明很牛，打着籌集軍饷的旗号四處盤剝和敲詐勒索，搞得民怨四起，都投向了革命黨的陣營。
其時已是1911年底，武昌起義爆發好幾個月了。在這裡，我們先說說志銳那幾個“哥們”在幹什麼。
先說袁大化。他在對付革命黨人。
劉先俊（1882—1911），湖南甯鄉人，中國近代民主革命家。早年赴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留學。回國後曆任湖南、江南、鎮江等軍營教習、管帶等職。1911年下半年，劉先俊抵達迪化（烏魯木齊），勸說新疆巡撫袁大化擁護共和，袁大化狂妄叫嚣敢有暴動殺無赦。随後，劉先俊躲進迪化一座寺廟策劃起義，但因準備不足外加叛徒告密，被袁大化包圍。生死關頭，劉先俊對自己的一位戰友說：“事已至此，唯有繼續擔負革命成功之重任者難，死革命者易。你當從難，我得就易。”随後讓戰友率人突圍潛奔伊犁，再圖起義，自己則慷慨就義。這就是說，迪化的袁大化在某種程度上将革命的力量“逼”到了伊犁。
袁大化
再說升允和長庚。他們都忙着在西北給溥儀打“天下”呢。
升允打仗很猛，他召集自己的舊部組成一支軍隊，在陝西克城十餘座，打算迎奉溥儀建立偏安西域的小王朝，但就在他快要控制整個陝西時，溥儀即宣布退位了。這是1912年2月12日，清朝統治就此結束了。升允還想打，但他手下的軍隊拒不與革命軍作戰，隻能無奈離陝，圖謀日後複辟。
長庚，史書裡為他留下了這樣一段文字：“宣統元年，遷陝甘總督。三年，武昌事起，西安等處繼之。前陝甘總督升允奉命督辦軍務，事略定。遜位旨下，長庚乃将總督印交布政使趙惟熙而去。越四年卒，谥恭厚。”
這三位大約都沒想到“哥們”志銳，會先行離開他們，死得很慘。在伊犁将軍的位置上，志銳幹了不到兩個月。1912年1月7日，伊犁起義爆發，1月8日，活捉志銳。本來，革命黨人要推舉志銳為“都督”的，但他卻嚴詞拒絕，并說“若所為各行其是，我不能北朝廷，辰祖宗，速死願耳”。最終，被一顆子彈結束了性命，清王朝遷都伊犁的夢就此終結。
今天，很多網友把這4個人稱為“清末的4個好幹部”，甚至“清末的四人幫”，但是，除了一心“保皇”外，他們4人似乎都不十分“壞”， 志銳死後，留下不少竹枝詞，成了他的“遺産”。 袁大化在新疆任職兩年期間，主編了《新疆圖志》，雖然多少有些粗制濫造，但也為當地保留了珍貴的史料。離任後，他拒絕做民國的官，在1917年的張勳複辟政權裡出任内閣大臣，成了一個典型的“封建遺老”。
值得一提的是，袁大化作為最後一位新疆巡撫，是第一個提出在新疆修建鐵路的人。1911年，他在相關奏折中說：英國正在印度開山修路，旨在觊觎西藏；俄國已經勘測從鄂木斯克到塔什幹的鐵路線，全線同中俄邊界線走向幾乎一緻，就是為了打新疆的主意。新疆窮荒萬裡，交通不便，一旦遇有邊警，何處着手為是？他認為，外國人開疆拓土都是以鐵路為先導，我國為了保全領土、轉弱為強，也應該先修陝西、甘肅、新疆三省的鐵路。有了這條鐵路，移民實邊、籌款練兵，都可以操縱自如。
升允後來為了複辟清廷東奔北走，颠沛流離，和日本人走得很近，是為複辟而堅決走日本路線的人物。張勳在1917年複辟清室時，他從日本帶來了豐厚的經費，并出任大學士。1931年7月23日病逝于天津租界，終年72歲。升允為官陝甘時曾大力辦學，2001年，西北大學研究人員發現了1902年4月，升允就關于開辦陝西大學堂寫給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後的奏本，上有光緒皇帝的親筆朱批，而今西北大學的前身是陝西大學堂，這證明建立西北大學的首倡者應是升允。另外，升允還在甘肅蘭州創辦甘肅省速成師範學堂，後改初級師範，令各府縣選送貢生、生員、監生120名，還為每生每月發津貼銀3兩，為西北的教育事業做出了貢獻。
長庚離開陝西回到北京，拒絕了袁世凱讓其出任北洋将軍的邀請，一直賦閑在家，1914年病逝。早年，長庚也曾任伊犁将軍，收回了被俄強租10年的巴爾魯克山地區，這是清廷對外交涉中極鮮見的光榮一頁，也是他人生中輝煌的一筆。
孫中山先生有句名言：“天下大勢，浩浩湯湯，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意思是目前世界潮流的發展規律聲勢浩大，順應這個規律做事的人就能成功。但是，那4位比孫中山先生還早提出定都伊犁的“清末好幹部”，硬是沒看出當年那浩浩湯湯的大勢，最終都成為了以身殉道的悲劇。
現在，應該回到前文中說到的機會上來了，清末的那4個“好幹部”不但沒有順應天下大勢，也沒有看到在伊犁定都的機會或者是時機。在16世紀末以前，今俄羅斯西伯利亞與遠東地區，還不是俄羅斯的領土。這時候的中國應該是明朝，當時，明朝軍隊的火器裝備水準處于當時世界先進水準，也不存在俄羅斯東擴的問題。如果，那個時候定都伊犁也許是一個很不錯的想法。
其後，定都伊犁對中國來說不過是一個沒有辦法現實的夢想。就像清末的那4個“好幹部”，遷都伊犁的想法不過是一時“偏安”而已，如果将當時他們心中的清王朝比作一種植物，那應該叫朽木；如果将當時他們心中的清王朝比作一種動物，那應該叫青蛙。朽木不可雕，青蛙在水裡太時長，别說遷都，恐怕走到伊犁山高水遠都是個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