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論什麼才是文藝，特别是中國文藝的正音主旋，非常必要。如今正處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時期的中國，能否實作遠邁漢唐的大複興，文學這個被稱為“一切文藝之母”的文明之基，會以什麼樣的基因譜系昭示天下，會以什麼樣的樣貌呈于後人，更是至關重要。
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文藝創作迎來了新的春天，産生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優秀作品。同時，也不能否認，在文藝創作方面，也存在着有數量缺品質、有“高原”缺“高峰”的現象，存在着抄襲模仿、千篇一律的問題，存在着機械化生産、快餐式消費的問題。在從“高原”邁向“高峰”的路上，文藝工作者最不應忽視對家國情懷這一正音主旋的當代性發現與現代性表達。為什麼這麼說呢？
首先，從文學的起源和本質上來看，家與國都是文學需要服務的主要對象。詩歌是文學最早的表達形式，詩歌來源于勞動号子，這基本上是世界範圍的共識。什麼樣的勞動，才需要喊号子呢？當然是有超過三人以上的協作式勞動，這種勞動的目的，要麼為了家，要麼為了千萬家組成的國。喊号子，是為了大家能團結一心，把活幹得更漂亮、更有效率。聽着号子幹活，能分散些注意力，解解乏悶，肯定是第二位第三位的喊号子的價值。這個價值的排列，一定是有先後次序的。号子喊得動不動聽、有沒有趣味，這恐怕是後來影響詩歌題材的最早因素。古今中外，一個家庭主婦獨自一人做家務，應該是不會喊号子的，喊了，她的精神恐怕就不正常了。是以，文學的源頭和本質不可能是個人際遇裡的什麼杯水風波。至于後來詩歌中的專寫一己之悲歡的，那也隻是正音的變調或主旋的和聲。
其次，從文學體裁出現的先後和每個體裁從出現到發展成熟來看，家與國均是最重要的描述對象。
東西方文學體裁最早出現并發展成熟的，應該是史詩。在西方，特别是歐洲，是荷馬史詩。在中國，是藏族的《格薩爾王傳》，是蒙古族的《江格爾》。它們的共同點是：都是吟誦遠古一些時候本族難得一出的英雄們的豐功偉績。這些早期的史詩，除了塑造碩雄的形象外，一般都要呈現出英雄生活的那個時代的樣貌和情狀。
戲劇是在史詩發展到一定程度，再次出現的一種嶄新的文學體裁。這種體裁的任務是在規定的時間和空間裡，表現英雄或種群共同記憶中那些大人物的人生境況。因為史詩一般都太長了，想從頭至尾看一遍或聽傳唱人講一遍，都不好實作。
小說特别是長篇小說這種體裁，是在人類自我意識覺醒、科學技術逐漸發達後，為了表達時代中人們的生活情狀而創造出來的一種全新的文學體裁。這種文學體裁從産生到逐漸成熟，也是有自身規矩的，這些規矩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描畫主要角色并同時描畫出作者所生活時代的主體樣貌。
順便指出，從外貌上來看，漢族文學的體裁發展與西方差異很大，但本質上也是一樣的。孔子和他的弟子編的《詩經》，實際上可以看作西周中國社會的史詩。頌、大雅、小雅，講的是國家、諸侯發生的大事，風則是那個時代主體風貌的多樣性呈現。周時，《詩經》和後來的辭賦、唐詩、宋詞，因都可吟唱，個别篇什甚至可以表演，故它們都兼具了西方史詩和戲劇的一些重要體裁上的特征。元雜劇的出現，較西方戲劇晚了許多，但其體裁的價值和意義與西方戲劇是一緻的。中國小說特别是長篇小說這種體裁的出現、發展、成熟，基本上就和西方同類體裁同步了。
綜上所述是對文學體裁的簡單回顧和梳理，從中不難發現，重要的文學體裁均是要去表現家與國重要的人物和事件的。長篇小說這個體裁基本成熟後，較它以前出現的大型文學體裁和後來出現的電影、長篇電視劇，都不同程度地長篇小說化了，這些新出現的藝術門類，也都像長篇小說一樣，以表現家國大事、抒發家國情懷為正音和主旋。家國大事，亘古不變的都是民族的獨立、國家領土完整的保全和人民自由自在的生活；家國情懷，亘古不變的都是歌頌人民的團結、吟誦英雄的莊嚴肅穆、一遍一遍對美好愛情的籲請呼喚和對個體尊嚴的小心呵護。因為不管古今中外，不管毛發皮膚的顔色，所有生活在地球上的人類都清楚，文藝永遠都是在歌頌人類值得珍惜的那些價值和價值觀念。也正是那些價值和價值觀念，才使人類與其他動物有了分野，才使人類得以永垂不朽。
這裡略舉一些例子。荷馬史詩《伊利亞特》《奧德修記》，因為講的是希臘聯軍和特洛伊部族為了千古一遇的美女海倫而進行的長達十年的戰争，才成為西方文學之正源的。荷馬如果寫的是他一己之悲歡，他的講述恐怕早就連傳說都不是了。托爾斯泰之是以比其他作家更顯偉大，不僅在于他寫了安娜和瑪絲洛娃的悲劇性命運，更是因為他以長篇小說的體裁樣式為19世紀上半葉的俄羅斯留下了《戰争與和平》這樣一部俄羅斯民族的雄奇史詩。肖洛霍夫在冷戰時期，能以蘇共中央委員、蘇聯作家協會主席的身份，超越意識形态世界級的大紛争，獲得西方世界的最高文學獎項，也正因為他為世界留下了《靜靜的頓河》這部哥薩克民族20世紀上半葉的心靈秘史。《公民凱恩》《戰艦波将金号》《辛德勒的名單》《拯救大兵瑞恩》等電影之是以能高居世界電影經典最前列，也因為它們都正确準确地寫出了家國大事與家國情懷。杜甫在後人心中的地位遠高于才華不在他之下的李商隐，在于他筆下的世界更廣闊，他對普羅大衆有更深沉的愛和悲憫。《紅樓夢》的價值遠高于語言藝術似乎不差于它的《鏡花緣》，是因為前者每一行每一頁都能散發的家國氣息。魯迅去世近百年，後世作家難以望其項背，在于魯迅家國同構的觀念深入骨髓，膽子奇大、目光如炬、筆鋒如刀，在民族最需要的時候，把呐喊的、彷徨的、苦悶的國家寫了個淋漓盡緻。
文藝的價值是巨大的，它最重要的任務是幫助人類向真向善向美，最終變得完善。
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其美學思想是：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前三個詩的功能講的都是群體，最後一個才是講的個體。孔子雖然肯定了詩的發個人之怒的功能，但他主持編撰的西周詩歌集，還是給了雅和頌非常崇高的地位，還把雅分出了大小；風這種寫小人物、小事情的詩收錄很多，但還是善意地評說了一句“鄭風淫”。可見在孔子眼裡，文藝是有正音和聲之分的。文以載道、詩言志，這些文藝觀大約都是從孔子那裡生發出來的。不寫家國大事、不抒家國情懷的文藝作品，恐無力載道也無法言志吧？雖然曹丕把文章的作用說成“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多少有些誇張，但身為皇帝的他這麼重視文藝，足見文藝之重要。
人類的文藝出現幾千年了，并不是每個時期、每個國家、每個民族都一直明白文藝是有不變的正音主旋的，是以，也有古人今人不停地發聲做這樣那樣的提醒。現在讨論家國情懷在文藝中的重要性，其實很有必要。文藝界那些行走着的精緻的利己主義者，讓本來應在中國文藝中唱響的家國情懷這一正音主旋一度聲息微弱。
李白當年曾寫詩感歎：“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正音主旋久不上演，邪曲雜音必充斥世界，再強健的文明也會衰微。比李白更早一些，那個站在幽州台上孤獨流淚的陳子昂也感歎過：“文章道弊五百年！”李白謝世很久之後，韓愈發起了寫文章的複古運動，柳宗元馬上響應，這才使中國文藝正音主旋吟唱家國的傳統得以延續。又過了兩百來年，宋朝那個成就最高的文學家蘇東坡在評價韓愈時說了兩句話，一句叫“文起八代之衰”，另一句叫“道拯天下之溺”。前一句還經常能看到，後一句就不大有人提了。其實，如果韓愈沒有把扔進尿桶尿罐裡泡了幾百年的行文之正道拯救出來，他哪裡會有文起八代之衰的成就。
講這段往事是想證明，今天中國的文藝隻要尋到初心，隻要不忘使命，把正音和主旋唱響了，經過若幹時間的孕育，還是會出現宋人張載所希望的人和作品的。張載希望的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