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個抗日戰争中，抛開極個别情況，國軍和日軍之間的傷亡比例一般會維持在4:1到5:1之間，這是一個比較公允的數字。但是如果僅就投入部隊來說，在全面抗戰前期，國軍三個師尚能和日軍一較長短，但是随着戰争程序的推進，在有些時候國軍常需要以将近10個師才能維持住與日軍一個師團在正面攻防中的均勢。
在這種情況下，衡陽保衛戰方先覺以并不是滿編的第十軍17000餘人與日軍第十一軍橫山勇之11萬日寇在衡陽城鏖戰47天，并且使日軍付出陣亡20000人，傷近60000人的代價，不可以說不是一個奇迹。
雖然最後衡陽失陷，方先覺為了使軍隊免遭日軍屠戮而投降日軍，但是這場城市攻防戰仍然是抗日戰争中國軍在正面戰場可歌可泣的一戰。
衡陽保衛戰發生于1944年6月末到8月初，屬于豫湘桂會戰的一部分。日軍為了挽回其在太平洋戰争的失敗，決心實行“1号作戰”計劃，以打通在中國的大陸交通線，好讓日軍盡快脫離中國戰場的泥潭。
在6月18日長沙淪陷之後，日軍第十一軍橫山勇部以5個師團外加一個旅團共計11萬人在6月23日開始了對衡陽的進攻。
而守方先覺的第10軍所屬有第3師、預10師、第190師以及調拔給第10軍指揮的暫編第54師的一個團。其中第190師原定為後調師,除一個團兵力較完整外,其餘兩團僅保留建制及班以上幹部。暫編第54師的一個團因不屬第10軍建制,為儲存實力,在戰鬥開始不久有兩個營在薛嶽的指使下脫離戰場,故僅剩一營。加之第10軍在常德會展中受到較大損傷，人員裝備隻有七成，故而總兵力隻有17500人。
可以說，在這樣的兵力對比之下，原定的堅守7-10日，而第10軍則整整堅守了47天，如果援軍能及時趕到，更可以反敗為勝。
雖然衡陽失守，但是綜合來看，責任卻并不在方先覺，他更像是一個犧牲品，一個悲情的英雄。
導緻衡陽失守的原因是多方面，但是有一個人為此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那就是坐在重慶遠離衡陽卻又頻頻以電報插手前線指揮的蔣某人（千古完人空一格）。
先不說蔣的插手造成了什麼後果，首先這種一電報形式直接指揮前線作戰的行為就有三個緻命之處：
第一，容易被地方破解電訊，洩密軍機（根據日本戰史記載，衡陽保衛戰期間蔣的電報的确被有為數不少被破譯者）；
第二，無法準确把握瞬息萬變的戰場形勢；
第三，我發判斷敵我情況的真實性。
除此之外，蔣直接指揮前線作戰還有一個更加嚴重的問題，那就是讓本來就較為混亂的國軍指揮系統會更加混亂，而且會打亂前敵指揮的既定作戰部署。
衡陽保衛戰期間，具體指揮守城的是第10軍軍長方先覺,負責衡陽外圍作戰的是第27集團軍副司令員李玉堂（原第10軍軍長，第10軍是李雲堂的起家部隊）。除此之外,中央有蔣,桂林有白崇禧,還有第九戰區司令長官薛嶽的指揮和各集團軍的協調指揮。
本來就亂做一團的指揮系統又因為蔣的直接插手導緻直接指揮作戰的将領更加處于無權的地位。
而蔣和大部分将領還有分歧，比如說關于外圍作戰的第62軍的部署，蔣和李玉堂隻見的看法就不相同。
1944年6月22日.即衡陽保衛戰爆發的前一天,李玉堂令剛從廣東調來的第62軍“控置于譚子山、曾坪附近，待敵渡過湘江及蒸水進犯時,由内外夾擊，将敵壓迫于湘江西岸及蒸水南岸而殲滅之”。也就在同一天,蔣越過李玉堂，直接電告第62軍軍長黃濤,令其開赴祁陽集結待命。于是第62軍隻能聽蔣之令開往祁陽駐紮。
而從後來戰況的發展來看，蔣的排程明顯是錯的，導緻第62軍遠離了衡陽不說，支援衡陽作戰的時候還要肅清沿途白鶴鋪、雞籠街、譚子山之敵，導緻62軍後來無法有效支援衡陽作戰。
又因為這種經常性的越級指揮，除了導緻李玉堂不知所措無法有效節制部隊外，也導緻軍令的嚴肅性大打折扣，而蔣在具體指揮支援衡陽作戰的軍隊時，又不給一個明确的期限，再一次削弱了軍令的嚴肅性。
在戰役爆發之初直到7月20日，衡陽守軍一共打退日軍兩次總攻，日軍進攻受挫士氣低落之時正是外圍部隊增援的最好時機，但是衡陽外圍8個軍十餘萬人，增援進度之緩慢讓人不解。
比如第37軍，受全力命救援衡陽，竟然僅派出第60師一部“全力”攻擊前進。但就算如此，也未見任何一個救援不力的将領受到蔣的處罰。
反觀第10軍原留守在南嶽、衡山一帶作戰的第8團，在7月3日接到軍長方先覺令其盡快突破敵陣、回衡陽作戰的指令後，馬上于當晚行動，僅三天時間就殺入衡陽城内。
而這一切造成這一切的原因，自然和坐在重慶遙控戰場的蔣有着分不開的關系。是以我認為，衡陽城的失守，既不怪方先覺，也不怪李玉堂，僅就個人責任來說，最大的責任人非安坐重慶的蔣公莫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