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抛开极个别情况，国军和日军之间的伤亡比例一般会维持在4:1到5:1之间，这是一个比较公允的数字。但是如果仅就投入部队来说，在全面抗战前期，国军三个师尚能和日军一较长短，但是随着战争进程的推进，在有些时候国军常需要以将近10个师才能维持住与日军一个师团在正面攻防中的均势。
在这种情况下，衡阳保卫战方先觉以并不是满编的第十军17000余人与日军第十一军横山勇之11万日寇在衡阳城鏖战47天，并且使日军付出阵亡20000人，伤近60000人的代价，不可以说不是一个奇迹。
虽然最后衡阳失陷，方先觉为了使军队免遭日军屠戮而投降日军，但是这场城市攻防战仍然是抗日战争中国军在正面战场可歌可泣的一战。
衡阳保卫战发生于1944年6月末到8月初，属于豫湘桂会战的一部分。日军为了挽回其在太平洋战争的失败，决心实行“1号作战”计划，以打通在中国的大陆交通线，好让日军尽快脱离中国战场的泥潭。
在6月18日长沙沦陷之后，日军第十一军横山勇部以5个师团外加一个旅团共计11万人在6月23日开始了对衡阳的进攻。
而守方先觉的第10军所属有第3师、预10师、第190师以及调拔给第10军指挥的暂编第54师的一个团。其中第190师原定为后调师,除一个团兵力较完整外,其余两团仅保留建制及班以上干部。暂编第54师的一个团因不属第10军建制,为保存实力,在战斗开始不久有两个营在薛岳的指使下脱离战场,故仅剩一营。加之第10军在常德会展中受到较大损伤，人员装备只有七成，故而总兵力只有17500人。
可以说，在这样的兵力对比之下，原定的坚守7-10日，而第10军则整整坚守了47天，如果援军能及时赶到，更可以反败为胜。
虽然衡阳失守，但是综合来看，责任却并不在方先觉，他更像是一个牺牲品，一个悲情的英雄。
导致衡阳失守的原因是多方面，但是有一个人为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那就是坐在重庆远离衡阳却又频频以电报插手前线指挥的蒋某人（千古完人空一格）。
先不说蒋的插手造成了什么后果，首先这种一电报形式直接指挥前线作战的行为就有三个致命之处：
第一，容易被地方破解电讯，泄密军机（根据日本战史记载，衡阳保卫战期间蒋的电报的确被有为数不少被破译者）；
第二，无法准确把握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
第三，我发判断敌我情况的真实性。
除此之外，蒋直接指挥前线作战还有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那就是让本来就较为混乱的国军指挥系统会更加混乱，而且会打乱前敌指挥的既定作战部署。
衡阳保卫战期间，具体指挥守城的是第10军军长方先觉,负责衡阳外围作战的是第27集团军副司令员李玉堂（原第10军军长，第10军是李云堂的起家部队）。除此之外,中央有蒋,桂林有白崇禧,还有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的指挥和各集团军的协调指挥。
本来就乱做一团的指挥系统又因为蒋的直接插手导致直接指挥作战的将领更加处于无权的地位。
而蒋和大部分将领还有分歧，比如说关于外围作战的第62军的部署，蒋和李玉堂只见的看法就不相同。
1944年6月22日.即衡阳保卫战爆发的前一天,李玉堂令刚从广东调来的第62军“控置于谭子山、曾坪附近，待敌渡过湘江及蒸水进犯时,由内外夹击，将敌压迫于湘江西岸及蒸水南岸而歼灭之”。也就在同一天,蒋越过李玉堂，直接电告第62军军长黄涛,令其开赴祁阳集结待命。于是第62军只能听蒋之令开往祁阳驻扎。
而从后来战况的发展来看，蒋的调度明显是错的，导致第62军远离了衡阳不说，支援衡阳作战的时候还要肃清沿途白鹤铺、鸡笼街、谭子山之敌，导致62军后来无法有效支援衡阳作战。
又因为这种经常性的越级指挥，除了导致李玉堂不知所措无法有效节制部队外，也导致军令的严肃性大打折扣，而蒋在具体指挥支援衡阳作战的军队时，又不给一个明确的期限，再一次削弱了军令的严肃性。
在战役爆发之初直到7月20日，衡阳守军一共打退日军两次总攻，日军进攻受挫士气低落之时正是外围部队增援的最好时机，但是衡阳外围8个军十余万人，增援进度之缓慢让人不解。
比如第37军，受全力命救援衡阳，竟然仅派出第60师一部“全力”攻击前进。但就算如此，也未见任何一个救援不力的将领受到蒋的处罚。
反观第10军原留守在南岳、衡山一带作战的第8团，在7月3日接到军长方先觉令其尽快突破敌阵、回衡阳作战的命令后，马上于当晚行动，仅三天时间就杀入衡阳城内。
而这一切造成这一切的原因，自然和坐在重庆遥控战场的蒋有着分不开的关系。所以我认为，衡阳城的失守，既不怪方先觉，也不怪李玉堂，仅就个人责任来说，最大的责任人非安坐重庆的蒋公莫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