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二十四史中，第一本為《史記》，也是距今年代最為久遠的史書之一，全部二十四史中，沒有一部專門記載秦漢之前曆史的史書文獻。之是以會出現這樣的問題，跟當初秦始皇焚書坑儒脫不開關系，所有史書，唯留《秦紀》。
但有一本史書卻是例外，它通過深埋地底，逃過了被抹去的劫難，這本史書就是《竹書紀年》。《竹書紀年》乃是戰國時期魏國國君魏襄王，去世之後的陪葬品。三國時期由于連年戰亂，百姓生活窮困潦倒，在曹操等軍閥的帶頭挖掘墳冢的情況下，百姓們也開始打起了周遭陵墓的主意。
面對這種情況，各地官府紛紛出台政策，禁止群眾盜掘轄區内古墓，汲郡内被嚴令禁止盜掘的古墓就是魏襄王的墓葬。不過後來結果大家估計也都猜得到，魏襄王的墓在公元280年左右，還是遭了難。
《晉書·束皙傳》記載:“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但比較有意思的是，在《晉書·武帝紀》跟《晉書·衛恒傳》中，雖然同樣記載了此事，但被盜時間卻不一緻，一為鹹甯五年（公元279年），一為泰康元年（公元282年）。
但不論是哪一年，反正出土日期都是公元280年附近，且《竹書紀年》還引起了晉朝史學家們的重視。當初挖盜魏襄王墓的那夥盜墓者不知文獻珍貴，竟将《竹書紀年》拿去當燒火棍用：“初發冢者燒策照取寶物，及官收之，多燼簡斷劄，文既殘缺，不複诠次。”
史書孤本被拿去當照明物品已經夠慘了，但在汲郡官府追回被盜物品之時，又因保管不利，使文獻再次有了殘損。是以等《竹書紀年》被送到晉朝宮廷之時，僅剩殘片，中書監荀勗以及中書令和峤領命對收繳上來的《竹書紀年》殘片進行排列，才好不容易保留了一些先秦史料。
當代學者稱《竹書紀年》是“現知最早的一套年代學的系統。”在先秦曆史問題具有極高的科考價值，而《竹書紀年》上面記載的一些“猛料”，甚至能夠打破已有的曆史認知，比如說當初舜帝并未禅位給大禹，而是被迫的。
《竹書紀年》記載：“昔堯德衰，為舜所囚。舜囚堯，複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這個丹朱是堯帝的兒子，一開始堯帝本想傳位給兒子丹朱。但随着堯帝年歲漸長，他在部落中的威懾力也大大降低。
舜帝是以囚禁了堯帝，逼迫堯帝禅位給自己，還将丹朱流放到很遠的地方，使父子不得相見。并且《竹書紀年》還記載了，大禹奪得首領之位，過程也跟舜奪堯位差不多。其實文獻上關于堯舜禹并非禅讓，而是武力叛亂的記載并非《竹書紀年》一本，《韓非子》中就說過：“舜逼堯，禹逼舜，湯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
不過《韓非子》畢竟隻是韓非的著作集，在考據地位上跟史書還是差了點。但有了《竹書紀年》中對于堯舜禹禅位的這一段記載，曆史學家們不禁開始思考，或許這才是禅讓制背後的真相。
參考資料：《竹書紀年》、《晉書》、《韓非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