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首都”，即一個國家的國都，是全國最高權力機關所在地。首都設在什麼地方，對國家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社會等有着重大的意義和影響。一朝之内，國都一旦建立，除非政權更疊、朝代變遷，否則輕易不會變動。
縱觀數千年的中國曆史，因種種原因而遷都的，大緻可分為兩種：即主動的遷都和被動的遷都。
主動遷都可能促進發展，也可能産生隐患
主動的遷都基本都是為了适應形勢發展需要，拓展統治區域，以便更好地駕馭全國局勢。是以，在許多人看來，都是積極的，有利于王朝興盛的。這方面典型的例子就是“盤庚遷殷”，指商朝第19代君主盤庚将都城從水患頻仍的黃河下遊遷移到肥沃廣闊的豫北平原，確定了政局的穩定，為生産力的發展和燦爛文明的形成奠定了基礎，實作了商朝的中興。
但實際上，有些主動的遷都雖然促進了社會發展，但也會加速王朝的滅亡。如北魏孝文帝的遷都，加速了中華民族融合的步伐，鮮卑人結束了遊牧生活，學會了中原的先進文化和生産方式。但都城向南遷移後，受到柔然等遊牧民族威脅減小，北部沃野、懷朔、武川、撫冥、柔玄、懷荒等軍鎮地位下降，越來越被邊緣化，後來也正是這些逐漸受到輕視甚至遺棄的邊防軍民連續起義，最終導緻了北魏王朝滅亡。
被動的遷都基本都大勢已去，很難再有作為
被動的遷都，大都是在經曆國勢衰頹、“外敵”入侵之際，為挽救危局，延續統治而被迫遷都。如西周末年，周平王面對西戎的進逼，被迫将國都從強敵環伺的豐鎬(今陝西西安)遷到較為安全的河南洛陽;北宋滅亡後，趙構在歸德(今河南商丘)稱帝，但為了避金國之鋒芒，又将國都自歸德遷到臨安(今浙江杭州)，偏安東南。金朝在成吉思汗大軍威脅喜愛，将國都自中都(今北京)遷至汴京(今河南開封)以延續統治等。
這些遷都，大都發生在其統治末期，是一種喪失了政治、軍事主動權後的被動行為，遷都之後，這些王朝大都國力衰微，偏安一隅，雖勉強延續其統治，但已經很難有大的作為。在清朝以前，中華民族面臨的威脅除東南沿海有少量倭寇(即日本海盜)騷擾外，主要來自北方的遊牧部落，如漢時的匈奴、南北朝時的鮮卑、宋朝時的金和蒙古、明朝時的女真族等。是以，這種被動的遷都，主流方向就是由北向南的遷移。
古代進攻從北向南，被動遷都也就一路向南
西起甘肅嘉峪關，東至遼甯海濱，綿延2萬餘公裡的“萬裡長城”，就是秦漢時代開始為抵禦北方“入侵”設立的第一道防線。除了用人工修建的萬裡長城外，還有黃河、淮河、長江這3條天然河流，都是中原政權抵禦北方遊牧部族的傳統屏障。
如果連長江都守不住，還可以繼續向南遷移，這方面趙宋王朝就做得十分徹底。從北宋的汴梁、南宋的臨安，一直到宋端宗流亡小朝廷的福州，遷都的方向始終是從北向南，到了陸秀夫背着趙宋王朝最後一位皇帝投海自盡之時，已經退到了南海邊上。
清朝後期開始，更大的威脅來自大海方向
進入18世紀，世界局勢發生了重大變化，西方資本主義各國，相繼完成工業革命，科學技術和生産力得到高速發展。作為東方島國的日本，也成為亞洲第一個走上工業化道路的國家，逐漸跻身于世界強國之列。而中國，仍處于清王朝閉關鎖國的統治之下，逐漸走向腐朽沒落。
當資本主義各國因國内原料産地和市場不能滿足其需要時，就開始了瘋狂的對外侵略和擴張。地大物博、人口衆多、市場廣大的中國，很快淪為了列強瓜分、吞噬的首要對象。近代以來，帝國主義憑借船堅炮利，從海上向中國發動了一次又一次的侵略。
沿海地區易受攻擊，遷都開始自東向西
1840年的鴉片戰争，接踵而來的第二次鴉片戰争、中法戰争、甲午中日戰争、八國聯軍侵華等，無一不是從中國東部沿海各港口城市進入中國大陸。與此同時，沙皇俄國、大英帝國也在陸地上觊觎中國的東北、新疆與西藏。近代中國面臨内憂外患，各種沖突錯縱複雜。
從清朝中後期開始，西北、西南地區的安全性明顯要高于東部和南方沿海地區。八國聯軍侵華期間，慈禧太後一行從北京一路逃亡陝西西安暫避；全面抗戰爆發後，蔣介石政權将戰時陪都標明在長江上遊的重慶，并提出建設西南大後方的口号，就是這種轉變的典型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