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下的抗日神劇裡，對侵華日軍的刻畫确實是“大佐多如狗，少佐滿地走”，極大歪曲了二戰日本陸軍的軍制和軍銜體系，是非常不嚴肅的。當時的一名陸軍大佐月薪高達350到370日元（舊币），而一個普通二等兵的津貼每個月隻有6元，兩者相差幾乎60倍，換句話說，養活一個日軍大佐的費用，可以供給整整一個步兵小隊還富裕。
和平飯店的日軍大佐日下步
抗日戰争時期的民國軍隊中，将官的設定有五級：特級上将、一級上将、二級上将、中将和少将，并不設西式的“準将”和如今的“大校”銜，去除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獨享的特級上将銜，好歹還有四級将官。而日本陸軍卻隻有少将、中将和大将三級将官（大元帥類特級上将，元帥隻是榮譽稱号），是以日軍的将官相對比較“值錢”。
正因為如此，也就造成了大佐軍銜事實上級别較高，等于一隻腳已經踏入将軍的門檻（約等于準将或者大校），無非需要把停年混夠即可，是以日軍的大佐軍銜“含金量”普遍要高于民國軍隊的“上校”。從專業的軍制上說，陸軍大佐屬于“一等奏任官”，服役的年齡上限為55歲，晉級“停年”為兩年。
陸軍大佐的适配職務為步兵聯隊長、旅團和師長參謀長、軍司令部副參謀長，軍以上司令部的進階參謀、情報主任參謀、作戰主任參謀等等，以及一些特務機關、憲兵隊的重要職務，在二戰時期屬于進階軍官，幹掉一個頗為不易。舉個例子，1944年侵華日軍回光返照的大規模進攻戰役“一号作戰”，此役動用的總兵力超過50萬人，是日俄戰争以後日本陸軍最大的一次作戰行動，中國戰史謂之“豫湘桂戰役”。
而策動和具體負責這個作戰方案實施的，居然是服部卓四郎和島貫武治兩名大佐軍官。服部卓四郎，時任日軍參謀本部作戰部作戰課長，大佐軍銜；島貫武治，曆任第11軍進階參謀、華北方面軍和關東軍進階作戰參謀、“中國派遣軍”作戰主任參謀，大佐軍銜。這兩個貨在東京一碰頭，認定必須打通縱貫中國大陸的交通線，否則失去海上運輸能力的太平洋戰場日軍就得玩完。
劇照
于是兩名大佐帶着作戰班長等一群中佐、少佐拟定完戰役計劃後上呈，作戰部長（少将）簽字、參謀次長（中将）和總長（大将）簽字，再由服部卓四郎正式通知侵華日軍實施，這就是日本軍隊二戰時期的作戰決策體系。很兒戲是嗎？這其實就是大佐級參謀軍官的巨大能量，“中國派遣軍”總司令畑俊六大将隻有照辦的份。
還是這個島貫武治大佐，戰役打響前二度出任第11軍進階參謀，在桂柳會戰中公然抗拒畑俊六和岡村甯次（第六方面軍司令）的指令，支援橫山勇擅自行動。同樣，在早年的“九一八事變”中，主謀也是闆垣、石原等幾個佐級軍官，關東軍進階參謀闆垣征四郎大佐，甚至以關東軍司令官的名義釋出指令，事後也得到了本莊繁中将的追認，“七七事變”呢？決定動手的也是聯隊長牟田口廉也大佐。
當時日本陸軍的所有軍官都畢業于“陸軍士官學校”，這成為了二戰特例，因為日本就那麼一所标準的陸軍軍官養成學校，不過在這裡畢業的軍官一般晉升到中佐就算到頭了，再朝上升非常之難。怎麼才能順利晉到大佐進而邁入将軍行列呢？必須再考進“陸軍大學”深造，隻要一名尉官走進陸大校門，十年之内基本可以晉升大佐。
陸大生多以少尉或者中尉入學，三年期滿後一般以大尉軍銜畢業，其特權就是最低停年到了後肯定更新，而沒有陸大學曆的軍官起碼要熬滿十五年左右才有機會晉升大佐。同時再升将官更是一個大坎，就算成績和業績相同，陸大生也是優先升将官（隻要不犯錯誤不提前退役），而普通軍官升将官非常困難，是故陸大的入學競争十分激烈，存在的64年間隻有3485名畢業生。
雙槍李向陽劇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