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二十四年，北韓請求暫停互市，在處理此事時康熙帝談到：“撫馭外國之道，不可太嚴，亦不可太寬。北韓之人賦性狡詐。”
這段話大抵也是康熙帝處理與北韓關系的夫子自道。縱觀康熙一朝，既有開恩減貢，也有因過罰銀，對北韓可謂恩威并施。
在康熙二十五年，因有北韓人違禁越江，康熙帝對北韓國王肅宗李焞罰銀二萬兩，北韓君臣在不得不接受處罰的情況下，認為這種侮辱是前所未有的，北韓國王李焞甚至說：“庚寅（指順治七年）間敕行絡繹，事機危急，而未有如今日之辱矣。”
對于處罰反應激烈，而對康熙帝的優待，北韓君臣也毫無感激之意，以下僅就北韓君臣對康熙帝明顯的幾項優遇的反應進行讨論。
（一）貢物減免與運米赈濟
從《清實錄》的記載來看，康熙帝裁減北韓歲貢主要有兩次，一次在康熙三十二年，“頃複輸應軍需，捐進鳥槍三千杆，可嘉。年貢内黃金百兩及藍青紅木棉，嗣後永着停止”。一次在康熙五十年，“其年例貢物内有白金一千兩，紅豹皮一百四十二張，猶恐艱于備辦，嗣後将此二項永停貢獻”。
很明顯第一次減貢是因為北韓捐獻軍事器械，康熙帝對此是投桃報李，并無太多“優待”可言。況且所謂“捐進”，其實是清使強索，北韓國王不得已而捐進，即便是清使欲邀功而非康熙帝授意之舉，北韓人對這樣的捐進也是忍痛含辱、心懷不滿。
對于第二次減貢，北韓人認為“彼數十年内，待我過厚，至于減貢者，必有其故”，并聯想到清國派員查勘中朝邊界一事，進而認定“蓋百年中土，狃于錦繡、梁肉，一朝還歸漠北，勢必難堪。早晩敗歸時，緩則欲自魚鹽物産，以至土地、民人，無不取資于我，急則欲取路于我西北，故此行将預察山川隘塞、道裡遠近也”。
也就是說，北韓人認為康熙帝對北韓的善待無非是在留後路，并認定将來清人必有求于北韓。
但這次赈濟的真實情況卻并非是北韓人的感恩戴德，甚至可以說反而激起北韓的反清情緒。先是平粜的米價糾紛，北韓人不得不接受遠高于時價四倍的米價；其次，清國負責運米的吏部侍郎陶岱借機要挾販運私貨，北韓人最後也不得不同意，加之陶岱在往來書信中與北韓國王稱兄道弟，北韓人以為大辱，此後北韓問安使借在沈陽面見康熙帝的機會告發陶岱販運私貨一事。
面對北韓朝中憤憤不平的輿論，主持此次粜米事宜的右議政崔錫鼎也不得不自請引咎辭職。即便事過八年之後，即康熙四十五年，北韓仍有聯名參劾時已經升任為領議政的崔錫鼎，稱其“乞粟虜庭之事，已是忘羞忍恥之甚者”，還翻出崔的祖父崔鳴吉曾經主張與清議和諸事，崔錫鼎不敢怠慢，上長疏為自己辯解。
北韓人談起清國粜米事，稱其為“乞粟于虜”，對其态度可想而知。貶低清米為“無用之紅腐”已經是客氣的，更有甚者如北韓臣僚金榦将清米形容為能夠散布瘟疫的毒藥，“晩以若幹米鬥，分給饑民，而米甚陳腐，味辛臭惡，作飯殆不堪食。食辄大痛，痛必傳染，數月之内，疠氣遍于一國，環東土數千裡之内，無處不至，無人不痛。以緻入路殒命者殆過數十馀萬，兵燹之慘，未足喻此。”并且咒罵主持赈濟的北韓官員是“甘犬羊嗟來之饋。卑辭乞米。腼然無恥”。
不過金榦也提到“燕米之至，士大夫家，無不甘心争食，略無愧恥。其中有識者，亦皆以為食此，少無所害于義理，多引不當引之事，遊辭周遮。間有據義不食之士，反相嘲笑，目為怪異之人”。看來“餓死不食周粟”，平時說說可以，真要身體力行，卻不是人人都能辦到的。成書于1834年以後的《五洲衍文長箋散稿》談及此事，則稱“其時有義不食周粟為言者，然此專不知義理者之說。清雖有丙子之嫌，伊後講和，舊釁不留，而适當大無赒赈之策，惟此一款，不然則人将盡劉矣，何嫌于周粟耶。且夷、齊元無不食粟餓死。則說者之義理誠迂矣”。
當時的北韓人絕對不會忘記，五十多年前，即順治二年，多爾衮向北韓強征六萬石米一事，與此次康熙帝的“一萬石賞赉”相較之下輕重立判。期待北韓人迅速地遺忘過去，而對康熙帝感恩戴德是不現實的。粜米一事，并非清、朝關系轉向的标志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