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二十四年，朝鲜请求暂停互市，在处理此事时康熙帝谈到：“抚驭外国之道，不可太严，亦不可太宽。朝鲜之人赋性狡诈。”
这段话大抵也是康熙帝处理与朝鲜关系的夫子自道。纵观康熙一朝，既有开恩减贡，也有因过罚银，对朝鲜可谓恩威并施。
在康熙二十五年，因有朝鲜人违禁越江，康熙帝对朝鲜国王肃宗李焞罚银二万两，朝鲜君臣在不得不接受处罚的情况下，认为这种侮辱是前所未有的，朝鲜国王李焞甚至说：“庚寅（指顺治七年）间敕行络绎，事机危急，而未有如今日之辱矣。”
对于处罚反应激烈，而对康熙帝的优待，朝鲜君臣也毫无感激之意，以下仅就朝鲜君臣对康熙帝明显的几项优遇的反应进行讨论。
（一）贡物减免与运米赈济
从《清实录》的记载来看，康熙帝裁减朝鲜岁贡主要有两次，一次在康熙三十二年，“顷复输应军需，捐进鸟枪三千杆，可嘉。年贡内黄金百两及蓝青红木棉，嗣后永着停止”。一次在康熙五十年，“其年例贡物内有白金一千两，红豹皮一百四十二张，犹恐艰于备办，嗣后将此二项永停贡献”。
很明显第一次减贡是因为朝鲜捐献军事器械，康熙帝对此是投桃报李，并无太多“优待”可言。况且所谓“捐进”，其实是清使强索，朝鲜国王不得已而捐进，即便是清使欲邀功而非康熙帝授意之举，朝鲜人对这样的捐进也是忍痛含辱、心怀不满。
对于第二次减贡，朝鲜人认为“彼数十年内，待我过厚，至于减贡者，必有其故”，并联想到清国派员查勘中朝边界一事，从而认定“盖百年中土，狃于锦绣、梁肉，一朝还归漠北，势必难堪。早晩败归时，缓则欲自鱼盐物产，以至土地、民人，无不取资于我，急则欲取路于我西北，故此行将预察山川隘塞、道里远近也”。
也就是说，朝鲜人认为康熙帝对朝鲜的善待无非是在留后路，并认定将来清人必有求于朝鲜。
但这次赈济的真实情况却并非是朝鲜人的感恩戴德，甚至可以说反而激起朝鲜的反清情绪。先是平粜的米价纠纷，朝鲜人不得不接受远高于时价四倍的米价；其次，清国负责运米的吏部侍郎陶岱借机要挟贩运私货，朝鲜人最后也不得不同意，加之陶岱在往来书信中与朝鲜国王称兄道弟，朝鲜人以为大辱，此后朝鲜问安使借在沈阳面见康熙帝的机会告发陶岱贩运私货一事。
面对朝鲜朝中愤愤不平的舆论，主持此次粜米事宜的右议政崔锡鼎也不得不自请引咎辞职。即便事过八年之后，即康熙四十五年，朝鲜仍有联名参劾时已经升任为领议政的崔锡鼎，称其“乞粟虏庭之事，已是忘羞忍耻之甚者”，还翻出崔的祖父崔鸣吉曾经主张与清议和诸事，崔锡鼎不敢怠慢，上长疏为自己辩解。
朝鲜人谈起清国粜米事，称其为“乞粟于虏”，对其态度可想而知。贬低清米为“无用之红腐”已经是客气的，更有甚者如朝鲜臣僚金榦将清米形容为能够散布瘟疫的毒药，“晩以若干米斗，分给饥民，而米甚陈腐，味辛臭恶，作饭殆不堪食。食辄大痛，痛必传染，数月之内，疠气遍于一国，环东土数千里之内，无处不至，无人不痛。以致入路殒命者殆过数十馀万，兵燹之惨，未足喻此。”并且咒骂主持赈济的朝鲜官员是“甘犬羊嗟来之馈。卑辞乞米。腼然无耻”。
不过金榦也提到“燕米之至，士大夫家，无不甘心争食，略无愧耻。其中有识者，亦皆以为食此，少无所害于义理，多引不当引之事，游辞周遮。间有据义不食之士，反相嘲笑，目为怪异之人”。看来“饿死不食周粟”，平时说说可以，真要身体力行，却不是人人都能办到的。成书于1834年以后的《五洲衍文长笺散稿》谈及此事，则称“其时有义不食周粟为言者，然此专不知义理者之说。清虽有丙子之嫌，伊后讲和，旧衅不留，而适当大无赒赈之策，惟此一款，不然则人将尽刘矣，何嫌于周粟耶。且夷、齐元无不食粟饿死。则说者之义理诚迂矣”。
当时的朝鲜人绝对不会忘记，五十多年前，即顺治二年，多尔衮向朝鲜强征六万石米一事，与此次康熙帝的“一万石赏赉”相较之下轻重立判。期待朝鲜人迅速地遗忘过去，而对康熙帝感恩戴德是不现实的。粜米一事，并非清、朝关系转向的标志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