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文明已有6000餘年的時間，從春秋戰國到如今，朝代更疊、曆久彌新，是文明推動着曆史的前進。“我們時代最卓越的曆史戰争學家”約翰·基根曾在《戰争史》寫過：“一切文明都（部分地）植根于其戰争締造。”
人們想到“戰争”二字，腦海中浮現出的是燒殺搶掠。其實，是戰争推動了社會的發展，創造了新的文明，開闊了新的曆史。
牧野之戰又稱武王伐纣，從一定程度上來說這是一場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戰争，它是商朝衰敗周朝興盛的關鍵一戰，是我國曆史上鮮有的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一次戰役，對古代軍事思想發展有着重大的意義，同時周朝開始實行了新的制度——分封制，成為禮樂文明的起源。
一、牧野之戰的開始與結束
商朝從公元前1600年開始，曆經544年。商王朝經曆了初興、中落、重振到覆滅，到商纣王時期國家已不複以往，出現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的現象。而此時，周在公劉、王季的帶領下，國家實力發展迅速，其勢力滲入商朝流域内。周國以戰略包圍的形式向西北和西南用兵，相繼征服周邊小國家。周國在商朝派發間諜，打聽朝廷内部的情況、收取機密情報。
此時、商朝已有三分之二落到周文王的手裡，商朝已是苟延殘喘、掌中之物。
天下三分，其二歸周。
——《史記》
最終這場戰役随着商纣王帝辛斬首的結局落下帷幕，帝辛逃出戰場傳回朝歌城内，最終自焚于鹿台，商朝的最後一位君王生命結束，一代王朝消失在在曆史的長河裡。
（一）對待戰争的态度
牧野之戰中，周國軍隊的勢力十分浩大，全國上下同仇敵忾。随着戰争的進步，人們對待戰争的态度會發生很多改變，其中作戰方式與用兵戰略的基礎便是對待戰争的态度，态度往往決定着思想。
軍事思想萌生于公元前8世紀，人們開始對一些戰争軍事上的事情感到好奇，軍隊開始被建立指導、正規化。這個時候戰争方陣、軍用武器、進攻戰略、作戰樣式都開始有了最初形成的基礎。
中國古代軍事思想發展最重要的形成時期，位于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的過渡時期。這期間社會動亂較多、革命發展激烈，在用兵、武器上有極大進展。
其中對待戰争的态度随着時間的流逝發生了很大變化，中國古代奴隸社會前期，出現了以仁為本，到奴隸社會後期這一思想基本成熟。
戰争支柱便是以仁為本，《司馬法仁本第一》中曾指出這一思想，仁義才是戰鬥力的凝聚力、赢得戰争勝利的基礎。戰争準則便是師出有名，《禮記》主張“師必有名”，認為師出無名，一定會遭到衆人的反對，結局必定是失敗的。
随着古代軍事思想的逐漸成熟，戰争思想也得到了完善，《孫子兵法》中指出了重戰思想、慎戰思想、備戰思想、善戰思想。《孫子兵法》開明宗義，認為戰争是關系到國家群眾生死的一等大事，認為不可懷有懈怠之心，即慎重對待戰争，不可輕言戰，孫子提出了必須重視備戰的思想，戰争前要做好準備、未雨綢缪，人們思想上不能忘記戰備。
（二）作戰原則與軍事戰略
1、“車戰”等多種戰鬥形式的出現
武王伐纣為中國軍事戰争開辟新的戰略，所總結的戰略要點、作戰方式都為後世學習，在決戰前夜，以車戰為主占據朝歌，以出其不意的辦法，搶奪其馬匹，使朝歌城裡無一馬匹，這種高度重視戰争政策，有主有輔。
在此之後，車戰這一戰争方式出現在曆史的長河中。周人的車戰技術，用兵思想，方位進攻都開創了一個新的戰争體系，延古至今為後人所贊歎。
戰車是西周這一時期的主要戰争工具，車戰也成為西周時期的戰鬥特征。據周代史料記載，車戰以二十二人為編制及四人共乘之法“驷乘”，車上随帶兵器供兵士在戰鬥中使用。
中國古代軍事中有許多以車戰為主的戰鬥形式——城濮之戰，迂回、長途追擊等各種形式開始實行，兩線配置改為了環形配置，車戰進一步發展。
車戰的基本原則是：輿側接敵，左右旋轉。其中“車戰”創新了中國古代戰争的形式，并且中國古代軍事發展有着來自各方面因素的影響。
五代時期，封建制度從開始到破裂的過程中，經濟、文化、創造力都在快速的發展，兵器種類的多樣性、作戰方式的統一性，制度、能力基本成型，此時開始有大範圍地區的戰争，水上流域的戰争、水陸配合或水上交戰等多種戰争形式開始出現。
2、“以進為退”“伐謀”“伐交”三者并用
周氏父子二人的戰略思想成功實作标志着中國古代軍事思想的進一步發展，二人長期運用“伐謀”“伐交”的戰略思想，它起到麻痹迷惑對方、建立統一戰線的積極效果。
做出正确決策的時機尤為重要，在商朝城内動亂之際、周武王果斷帶兵大舉向前，進而将敵人陷于劣勢地位。
注重趨利避害，從整體上全面看待戰争，從軍事理論上看待對方的性質、範圍和内容，同時對軍事理論中的諸多沖突關系，軍事與政治、軍事與經濟的關系認識更加廣泛。
孫子認為有對方十倍的軍力便将其包圍，有對方五倍的軍力就進攻他們，有對方兩倍的軍力就将其分散開，要巧用技巧，不能硬拼。
了解對方、了解自己方可成功，不了解敵人也不了解自己便會失敗。孫子的這一思想對于資訊化戰争産生了巨大價值與啟發。
3、鼓舞士氣，“同盟”作戰
隋唐時期，隋便先從北方和南方進攻，手段與政治共同運用，利用陳軍意志低下、疲軟困乏之際，一舉奪得勝利，這些都展現了戰争中的靈活性。周氏父子最初的戰略思想中便提出了“同盟”一思想，從周邊小國入手拉近自己的陣營，擴大範圍。諸葛亮曾在《隆中對》中提出“聯吳抗曹”這一同盟思想便是對此的延伸運用。
在古代軍事戰争中，土地糾紛最大，很多軍事戰争就基于土地分割，是以聯合作戰是十分普遍的，兩國或者多國互相配合。同時聯合作戰對政治影響巨大，從确定戰争目的到選擇戰略目标再到戰争規模都是需要與國家緊密聯系的。
百姓在政治上的支援對國家作戰極其重要，人民的齊心協力與國家互相配合，有利于軍事穩定和軍事力量的開展。聯合作戰消耗大，需兩國人民共同作戰，但是結果是雙赢的。
（三）治軍原則與用兵之法
牧野之戰中，周文王在戰場上陳訴武王帝辛的罪行，鼓舞士氣，用以穩定軍心，這也是一種治兵之道。自古以來，戰争的目的就是直接儲存自己、消滅敵人，《謀略篇》中曾指出:“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是以善于用兵的人，便可大獲全勝。“緻人而不制于人”注重于戰場上的靈活性，奪取主動權，采取具有針對性的制勝方法。武王在戰争中曾采用車戰與人力相結合，這一形式符合孫子“強調奇正”的思想，常法為正，變法為奇，分為明攻與暗攻。
在一些統一國家的曆史戰争中，出現過很多聰明有膽略、思想高超的決策者。比如，周文王暗地進取、以進為退，用手段奪取戰略主動權，周武王膽略卓識，先發制人，選賢任能不僅是用人之道、也是用将之道，重将、選将、用将。以治為勝，教誡為先；總文武者，軍之将也。
随着每個朝代的積累，中國古代軍事思想漸漸發展為一個完整的體系，戰略思想統一、戰争武器進步、行軍方式多樣、優秀的指揮者與豐富的經驗。與世界各國的軍事思想相比，我國軍事思想發展形成的時間早、形成的的體系更為完整，在曆朝曆代均有大幅發展，秦朝也是典型朝代之一。随着商朝的泯滅、周朝的崛起，戰争形式、用具都得以進步。
中國古代軍事思想是人們在戰争中得到的經驗結果，一定程度上它代表着我國古代人民的智慧與積澱。
古代軍事思想是前人留下的寶貴遺産，我國無論是在軍事典章、兵法戰略、雄才軍将都可稱作世界之最，世人緻以“兵法之國”的美稱。中國古代軍事思想是人類文明的成果，在世界範圍内有着重大影響和突出地位。
參考典獻：
《史記》
《詩經》
《古代戰争》
《硝煙中的智慧：經典戰役啟示錄》
《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