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文明已有6000余年的时间，从春秋战国到如今，朝代更迭、历久弥新，是文明推动着历史的前进。“我们时代最卓越的历史战争学家”约翰·基根曾在《战争史》写过：“一切文明都（部分地）植根于其战争缔造。”
人们想到“战争”二字，脑海中浮现出的是烧杀抢掠。其实，是战争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创造了新的文明，开阔了新的历史。
牧野之战又称武王伐纣，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是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战争，它是商朝衰败周朝兴盛的关键一战，是我国历史上鲜有的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一次战役，对古代军事思想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同时周朝开始实行了新的制度——分封制，成为礼乐文明的起源。
一、牧野之战的开始与结束
商朝从公元前1600年开始，历经544年。商王朝经历了初兴、中落、重振到覆灭，到商纣王时期国家已不复以往，出现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的现象。而此时，周在公刘、王季的带领下，国家实力发展迅速，其势力渗入商朝流域内。周国以战略包围的形式向西北和西南用兵，相继征服周边小国家。周国在商朝派发间谍，打听朝廷内部的情况、收取机密情报。
此时、商朝已有三分之二落到周文王的手里，商朝已是苟延残喘、掌中之物。
天下三分，其二归周。
——《史记》
最终这场战役随着商纣王帝辛斩首的结局落下帷幕，帝辛逃出战场返回朝歌城内，最终自焚于鹿台，商朝的最后一位君王生命结束，一代王朝消失在在历史的长河里。
（一）对待战争的态度
牧野之战中，周国军队的势力十分浩大，全国上下同仇敌忾。随着战争的进步，人们对待战争的态度会发生很多改变，其中作战方式与用兵战略的基础便是对待战争的态度，态度往往决定着思想。
军事思想萌生于公元前8世纪，人们开始对一些战争军事上的事情感到好奇，军队开始被建立指导、正规化。这个时候战争方阵、军用武器、进攻战略、作战样式都开始有了最初形成的基础。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发展最重要的形成时期，位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过渡时期。这期间社会动乱较多、革命发展激烈，在用兵、武器上有极大进展。
其中对待战争的态度随着时间的流逝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古代奴隶社会前期，出现了以仁为本，到奴隶社会后期这一思想基本成熟。
战争支柱便是以仁为本，《司马法仁本第一》中曾指出这一思想，仁义才是战斗力的凝聚力、赢得战争胜利的基础。战争准则便是师出有名，《礼记》主张“师必有名”，认为师出无名，一定会遭到众人的反对，结局必定是失败的。
随着古代军事思想的逐步成熟，战争思想也得到了完善，《孙子兵法》中指出了重战思想、慎战思想、备战思想、善战思想。《孙子兵法》开明宗义，认为战争是关系到国家民众生死的一等大事，认为不可怀有懈怠之心，即慎重对待战争，不可轻言战，孙子提出了必须重视备战的思想，战争前要做好准备、未雨绸缪，人们思想上不能忘记战备。
（二）作战原则与军事战略
1、“车战”等多种战斗形式的出现
武王伐纣为中国军事战争开辟新的战略，所总结的战略要点、作战方式都为后世学习，在决战前夜，以车战为主占据朝歌，以出其不意的办法，抢夺其马匹，使朝歌城里无一马匹，这种高度重视战争策略，有主有辅。
在此之后，车战这一战争方式出现在历史的长河中。周人的车战技术，用兵思想，方位进攻都开创了一个新的战争体系，延古至今为后人所赞叹。
战车是西周这一时期的主要战争工具，车战也成为西周时期的战斗特征。据周代史料记载，车战以二十二人为编制及四人共乘之法“驷乘”，车上随带兵器供兵士在战斗中使用。
中国古代军事中有许多以车战为主的战斗形式——城濮之战，迂回、长途追击等各种形式开始实行，两线配置改为了环形配置，车战进一步发展。
车战的基本原则是：舆侧接敌，左右旋转。其中“车战”创新了中国古代战争的形式，并且中国古代军事发展有着来自各方面因素的影响。
五代时期，封建制度从开始到破裂的过程中，经济、文化、创造力都在快速的发展，兵器种类的多样性、作战方式的统一性，制度、能力基本成型，此时开始有大范围地区的战争，水上流域的战争、水陆配合或水上交战等多种战争形式开始出现。
2、“以进为退”“伐谋”“伐交”三者并用
周氏父子二人的战略思想成功实现标志着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二人长期运用“伐谋”“伐交”的战略思想，它起到麻痹迷惑对方、建立统一战线的积极效果。
做出正确决策的时机尤为重要，在商朝城内动乱之际、周武王果断带兵大举向前，从而将敌人陷于劣势地位。
注重趋利避害，从整体上全面看待战争，从军事理论上看待对方的性质、范围和内容，同时对军事理论中的诸多矛盾关系，军事与政治、军事与经济的关系认识更加广泛。
孙子认为有对方十倍的军力便将其包围，有对方五倍的军力就进攻他们，有对方两倍的军力就将其分散开，要巧用技巧，不能硬拼。
了解对方、了解自己方可成功，不了解敌人也不了解自己便会失败。孙子的这一思想对于信息化战争产生了巨大价值与启发。
3、鼓舞士气，“同盟”作战
隋唐时期，隋便先从北方和南方进攻，手段与政治共同运用，利用陈军意志低下、疲软困乏之际，一举夺得胜利，这些都体现了战争中的灵活性。周氏父子最初的战略思想中便提出了“同盟”一思想，从周边小国入手拉近自己的阵营，扩大范围。诸葛亮曾在《隆中对》中提出“联吴抗曹”这一同盟思想便是对此的延伸运用。
在古代军事战争中，土地纠纷最大，很多军事战争就基于土地分割，所以联合作战是十分普遍的，两国或者多国相互配合。同时联合作战对政治影响巨大，从确定战争目的到选择战略目标再到战争规模都是需要与国家紧密联系的。
百姓在政治上的支持对国家作战极其重要，人民的齐心协力与国家相互配合，有利于军事稳定和军事力量的开展。联合作战消耗大，需两国人民共同作战，但是结果是双赢的。
（三）治军原则与用兵之法
牧野之战中，周文王在战场上陈诉武王帝辛的罪行，鼓舞士气，用以稳定军心，这也是一种治兵之道。自古以来，战争的目的就是直接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谋略篇》中曾指出:“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因此善于用兵的人，便可大获全胜。“致人而不制于人”注重于战场上的灵活性，夺取主动权，采取具有针对性的制胜方法。武王在战争中曾采用车战与人力相结合，这一形式符合孙子“强调奇正”的思想，常法为正，变法为奇，分为明攻与暗攻。
在一些统一国家的历史战争中，出现过很多聪明有胆略、思想高超的决策者。比如，周文王暗地进取、以进为退，用手段夺取战略主动权，周武王胆略卓识，先发制人，选贤任能不仅是用人之道、也是用将之道，重将、选将、用将。以治为胜，教诫为先；总文武者，军之将也。
随着每个朝代的积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渐渐发展为一个完整的体系，战略思想统一、战争武器进步、行军方式多样、优秀的指挥者与丰富的经验。与世界各国的军事思想相比，我国军事思想发展形成的时间早、形成的的体系更为完整，在历朝历代均有大幅发展，秦朝也是典型朝代之一。随着商朝的泯灭、周朝的崛起，战争形式、用具都得以进步。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是人们在战争中得到的经验结果，一定程度上它代表着我国古代人民的智慧与积淀。
古代军事思想是前人留下的宝贵遗产，我国无论是在军事典章、兵法战略、雄才军将都可称作世界之最，世人致以“兵法之国”的美称。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是人类文明的成果，在世界范围内有着重大影响和突出地位。
参考典献：
《史记》
《诗经》
《古代战争》
《硝烟中的智慧：经典战役启示录》
《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