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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崇信鬼神是出了名的，这在方方面面都有所反映，尤其在代表商文化的甲骨文和青铜器上更加突出。
首先是甲骨文。迄今出土的甲骨已经超过15万片，上面刻的文字，多为卜辞。商人凡事祈问鬼神，从日常生活到国家大事，诸如出门、生育、做梦、病患、收成、田猎、祭祀、气候、征伐，无不卜问，预测吉凶祸福以决定行止，祈求神明保佑。
商人最崇敬的是“帝”，相信自然界有诸多神灵存在，人们必须祭祀鬼神，顺从神意。《礼记·表记》中孔子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国王处理国务要占卜，朝廷为此设置了专门机构和卜官。司马迁讲到其先祖从颛顼以来，历夏商都是负责问天地神明的卜官。卜问的内容及应验与否皆刻于甲骨之上，保存下来，从而积累了丰富的文字记载，成为研究商朝社会历史最重要的第一手材料。
刻辞卜骨，河南安阳小屯村南出土
其次是青铜器。青铜器到商朝铸造技术已经相当发达，而且，商朝人的艺术想象力非常丰富，夸张而超脱，不似周朝农业文明那样注重写实。
青铜器重要者为祭祀礼器，商朝贵族用于祭神。这里介绍一尊具有代表性的青铜器——妇好鸮尊，1976 年从妇好墓出土一对，是迄今发现最早的鸟形酒尊，现在一件收藏于国家博物馆，另一件收藏于河南博物院。尊是大型容酒器。鸮，俗称“猫头鹰”，在商文化中，鸮鸟充满神秘感，是顶礼膜拜的对象，故商朝青铜器中有不少鸮鸟形象的器物，例如鸮方斝、鸮方彝、鸮纹卣、鸮纹觯等。殷墟王陵还出土了鸮形玉石器。鸮形器具出土自商朝高级贵族墓葬，颇受瞩目。
河南博物院收藏的妇好鸮尊，通高46厘米，重16.7千克，竖耳圆目，高冠宽喙，颇为夸张。头部略扬，敛翅挺胸，双足粗壮，与宽尾构成三个支撑点，使尊沉稳站立。盖子前端站立一只小鸮鸟，小鸮鸟后面跟随着一条小夔龙。鸮尊颈部还有一只弯曲变形的鸮鸟，巧妙地构成了把手，使整件器物集完美艺术和实用于一身，浑然天成。鸮尊的噱部和胸部的纹饰为蝉纹，颈部两侧装饰了夔龙纹，两边翅膀对称装饰了盘绕的蛇纹，尾部还有一只展翅欲飞的鸮鸟纹样，整个铜尊的花纹布局可以说是平面线条和立体纹饰的精妙结合。在通高仅有46 厘米的鸮尊之上，布满了饕餮纹、云雷纹、蟠蛇纹、羽纹、蝉纹、夔龙纹等八种纹样，每一种纹饰既可以独立表现，也可以相互勾连缠绕，将这个神秘的夜的使者装扮得肃穆凝重，同时还透露出几分稚气。商代以后鸮鸟器形物就十分少见了，它无疑属于商代青铜器的代表作品。
妇好青铜鸮尊，商王武丁时期，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商人喜爱鸮鸟器形物，当与商朝始祖有关，所谓“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这个传说令商人对飞禽有特殊亲近之感，塑造出各种形象， 用以通神。
商朝文化处处透露出鬼神崇拜的气息。人们应对自然界的能力越低，越对超自然力量产生畏惧和崇拜。在社会组织方面也是如此，控制力越低，越难以令人信服，这时候自然要请出上帝和鬼神，以不容置疑的权威来增强凝聚力。商汤用“上帝”号召部众推翻夏，在此过程中，鬼神崇拜的新文化建立起来了。孔子曾经比较过夏和商文明的不同之处：“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殷人尊神。
一个新王朝建立，要想稳定且持久，必须伴随着新文化的生成。所以，改朝换代也是新文化取代旧文化的过程。夏人远鬼神而商人崇拜上帝神灵，这是一个大的文化转变。前面一再指出，华夏始祖是由人生育而来，而不是神创造的，这是中西文化的根本不同。在世俗社会，且生产力低下的时代，光靠人力建立稳固且服众的统治，绝非易事。商朝能够取代夏朝，除了在筑城、青铜铸造、经商致富等方面实现了对夏朝的超越之外，它还试图建立崇敬天帝神灵的新文化，以强化凝聚与威慑的力量。在这一点上，商意识到神灵缺失的无力，因而尝试在俗世尊神做弥补。事事问神占卜，似乎变得神神秘秘，却展现出强大的力量，给后人留下极富艺术性的青铜器瑰宝和大量的甲骨文字，商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同时性文字传世的王朝。
“侑于上甲”刻辞卜甲，商王武丁时期，其上所刻内容涉及对商先公上甲（微）的祭祀
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取得了多项重大突破，其中一项就是殷商史研究。
中国是世界古文明的起源地之一，必然引起世界的关注。关于中国远古的文明形态，留下的记述几乎都是文献中的传说，缺乏历史文物的证据。中国古代文献留存比较丰富，造成古代学者过于依赖传世文献，而长期不重视实物证据的发现。即使在文献方面，也轻视第一手材料，埋头于正史之类史家著述里。这同近代历史学有很大的差距。近代史学强调的是第一手证据或者材料，站在这个立场，国外史学家和国内的胡适、顾颉刚、钱玄同等疑古学者怀疑古史传说的真实性，商朝也在怀疑之列。
疑古学派的观点权且不论，他们的怀疑精神却是近代学术的真谛，促进了学术研究的蓬勃展开。寻找历史证据，推动着近代考古学的建立。瑞典考古学家、地质学家安特生发现“北京人”，发掘“仰韶文化遗址”，引起了古史从传说到史实的重大转变，丁文江、李济等中国学者奋起开拓，中国近代考古学科建立起来了。李济先生从1928年起主持安阳殷墟的发掘，同王懿荣、刘鹗、罗振玉等人发现并创建的“甲骨学”相互印证，让殷商史发生质变，从传说变成信史，不再单凭传世文献，而是在甲骨文和考古发掘的实证基础上，去伪存真。
王国维先生最早发现了出土甲骨中有记载商朝先祖名称的商世系卜骨，据此提出了用考古发掘和传世文献相互印证的“二重证据法”，并且取得突破性进展。《史记·殷本纪》共列出了17 世31位君王。王国维《古史新证》《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和罗振玉1915年发表的《殷墟书契考释》中，考证了18 位商先王庙号。此后，董作宾先生又在整理数万片甲骨的过程中，对商王世系做出更加缜密的考证，论证了甲骨断代学说，确定了甲骨文的十项断代标准，并将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划分为五个时期，商朝历史越发变得清晰可靠，今日商朝历史的叙述完全建立在他们及后来学者的学术贡献之上，并被国际学术界所接受。
20世纪历史学最重要的进步史料革命，让历史叙述建立在实物证据和第一手材料之上，敦煌文书、秦汉简牍的发现和利用都属于此范畴。进入21世纪，科学飞速发展，大踏步进入了社会和人文学科领域，遗传生物学、材料学同历史学、考古学的结合，将推动新一轮学术研究的突破。
安阳殷墟遗址分布图
根据司马迁的记述，商朝大约存在于公元前1600年到公元前1046年，前后传17世31王，延续500多年，代表着这个时代主流的中原文明。当然，该时期还平行存在着发达的非中原文明，诸如长江下游、三星堆等文化遗址。
商汤革命之后，曾经想变更夏朝社神，可这社神是远古共工氏之子句龙，能平水土，无人可及，所以没能换成，依然保留。1这件事情很重要，反映出商对于夏文化的态度，从最初打算彻底更换到择善而从，兼收并包。正因为如此，契才赢得诸侯的归心顺从，得以登上王位。从考古发掘来看，夏二里头遗址的宫殿，到商朝仍然沿用，与《史记·殷本纪》所述一致。
汤以后三代至太宗朝，实际权力掌握在大臣伊尹手中，他继续执行汤既定的勤政安民方针治理国家。太宗时代，贤相伊尹去世。又过四代，商朝衰落了，诸侯不至。下一代中宗修德图治，让商朝重新振起。可是好景不长，后面四代，一再迁都，商朝内部政局不稳。可知的原因是继承制度没能确立，经常是兄终弟及，嫡庶混淆，造成王族内部争夺王位，斗争激烈，国家衰落。
一直到盘庚即位，将都城从奄（今山东曲阜附近）迁回汤故地亳（今河南商丘小屯村一带），团结贵族旧臣，整顿政治，发展经济，政局才稳定下来，商朝中兴，从此历经8代12位君王，在此定都达273年之久。
盘庚之后，隔两代又出现了新的强势领袖武丁，他即位后谋划复兴商朝。他深知为政之道要言不烦，且须贤人辅佐，所以，三年不发表政见，让冢宰决定国政，自己慎重观察国家风气，暗中物色人才。三年以后，武丁王位已稳，时机成熟，他在朝廷上说，夜里做梦，有圣人前来辅佐。根据他对圣人相貌的描述，将大臣逐个比对，都对不上，便在全国寻找，最后在民间找到这个人，名叫傅说，混迹于刑徒中筑路。武丁亲自同他交谈，发现两人对于治国理政的看法完全相合。武丁大喜，任命傅说为相，委以国政，结果天下大治。这是一则传诵千古的选贤任能的经典事例，说明人才往往起自底层，只有深入社会，才能了解百姓心声，治理好国家。统治者要善于发现人才，不被社会地位、年龄资历等条件束缚。
国家能不能治理好，还取决于领导人是否心系百姓，一心为公。有一次武丁祭汤王的时候，野鸡飞来嘶鸣，颇为不祥。武丁感到恐惧，大臣祖己劝慰道：“王勿忧，先修政事。为什么不用害怕呢？祖己开导说：上天监察下民是着眼于他们的道义，您专心于民事，循礼合规，什么都不能加害于您。武丁听从劝告，修政行德，终成一代明君。
安阳殷墟发现的妇好墓，还提供了史籍无载的武丁事迹。武丁的王后是妇好。当时北方发生战事，妇好自告奋勇，带兵出征。武丁踌躇，占卜问神之后才同意。妇好不负期望，大胜而归。此后，妇好频频出征，打败20多个方国，在对羌方作战的时候，曾经统率13万大军，这是商朝用兵规模最大的记录。
“土方征于我东鄙”刻辞卜骨，商王武丁时期，内容涉及商与土方等之间的战事，是研究商代地理、方国及军事的重要参考
武丁是商朝鼎盛时代的君王，庙号高宗。他去世后，商朝一路衰败下去。末代君王纣，年少聪颖，气力过人，能徒手与猛兽格斗，俨然一位古代勇士。《史记》用大量的篇幅控诉他的邪恶，主要有以下罪行：
聪明善辩，饰非拒谏，刚愎自用。喜好吹嘘，夸耀自我，以为天下无人比得上自己。他痛恨讲真话、敢进谏的大臣。忠臣比干劝谏他，他竟然将比干剖腹掏心。正直之人要么装疯，要么逃亡。朝廷没人敢进谏，言路封闭，贤人远离，奸邪小人充斥朝廷，像费仲这种盘剥百姓的聚敛之臣，恶来这等谗言毁谤的佞幸之徒，纷纷受到重用，国家便在胡作非为和大胆狂妄中一天天衰败下去。
贪酒好色，日夜宣淫。纣王宠幸妲己，为她极尽奢靡，对她百依百顺。他以酒为池，悬肉为林，纵情声色，让男女赤身裸体，在其间追逐戏闹。九侯的美丽女儿被纳入后宫，因为不喜淫荡，被纣王杀了，他还把九侯也剁成肉酱。鄂侯看不下去，竭力劝谏，也被杀害，做成肉干。
强征暴敛，赋税沉重。鹿台钱库和巨桥粮仓堆满金钱粮食，老百姓却衣不蔽体。他大兴土木，扩建沙丘的园林楼台，四方搜集狗马飞禽、奇珍异宝，填满宫室。
国人对纣王的荒淫有怨言，他便制定严刑酷法，其中令人发指的是“炮烙之法”——让人在涂满油的铜柱上爬行，下面点燃炭火，爬不动就会掉到炭火里被烧死。他和妲己饮酒观看，受刑人的各种惨叫，引起他们的畅快大笑。
纣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荒淫暴君，司马迁对他的揭露，目的在于让后世引以为戒，并同前面通过尧舜禹树立起来的政治道德和原则构成鲜明的对照，从领导人的层面，揭示国家兴亡的正反面原因。在后面的篇章里，司马迁还将从各个层面深刻讲述国家与社会治乱的经验教训。至于纣王是否如此不堪，近代学者从各个角度做了研究。纣王似乎志向宏大，却独断专行，他不恤民生，铺张建设，穷兵黩武，耗尽国力，终于露出败象，被潜心发展的周人所推翻。
后母戊青铜方鼎，商王武丁时期，1939年河南安阳武官村出土，重832.84千克，是已知中国古代最重的青铜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