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没有想过，远古时代的人们是如何庆祝重大节日和祭祀活动的呢?
自从年代久远的商朝时期起，音乐就扮演着一种独特的角色，不仅是声振沉静的艺术表达，更是与神灵沟通的媒介。
当震撼人心的鼓点响起，配合着嘹亮的钟鼓之音，整个祭祀仪式便进入了高潮。
在这种虔诚敬畏的氛围中，人们的内心得到了超拔和升华，同时也向神明传达了虔诚的祈愿。
这些神奇的音乐,究竟蕴含着怎样深不可测的奥秘？
商朝是继夏代之后大陆的第二个世袭制王朝时代。从商汤武力灭夏到商纣暴政灭亡，共经历了将近600年。从商朝开始奴隶制社会进入发展时期，同时历史上开始出现了确切的文字记载。《诗经·玄鸟》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意思是相传契是商人的始祖，而契因其母亲娀氏简狄吞食了玄鸟卵而生。
商汤消灭了夏王朝并汲取了夏代灭亡教训，废除了夏朝最后一王夏桀的对于人民暴政的压迫，采取了比较宽和的政策，人民内部关系缓和，政治局面相对稳定，这种“宽以治民”政策也使得国家国力日益强盛，人民安居乐业，一部分百姓可以专门从事音乐工作，使得音乐得到大力扶持与发展。
《诗经·商颂·玄鸟》曰：“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商王朝不仅建立了强大的国家和较为完整的分封制度，同时甲骨文等记事方式的出现，为后来的考古工作中研究音乐及相关内容提供了确切文字记载支撑，对于了解商朝的音乐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商朝延续了远古和夏代的音乐职能，其中为宗教和鬼神等占卜活动占据了很大服务范围。人民和朝政事无巨细地依靠占卜，巫师精通天文、历法、艺术、宗教等，这种风气对音乐教育和音乐职能有着深远影响。同时供奉神明依旧是商朝的重要活动，音乐辅助祭祀活动的开展也为音乐的发展带动了新的变化。
商朝音乐文化与职能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商朝的社会制度和阶级成分不断分化，加快了社会分工，音乐专门从事者开始得以发展而形成专有职业。同时商朝社会活动区域较夏代的版图更大并覆盖了夏代的区域，所以应该说商朝音乐是在继承了夏代音乐的基础上不断发展的成果。
商人善用巫术且崇尚神灵，音乐的职能范畴涉及祭祀、占卜。当人们想要得到某些事情的预兆和旨意时，崇拜神灵和祭奠祖先等庆祝活动带来了新的音乐主题。《诗经·商颂》五篇一直流传到春秋时期，其中第一篇《那》，尽管后经多次修改，却也在一定程度保留了早期商朝乐舞的大致形式。《那》表现出祭奠祖先时的音乐和舞蹈相结合的场面，歌词中表达了对先祖的崇拜以求获得先祖神灵的庇护。
《商颂·那》曰：“猗与那与，置我鞉鼓。奏鼓简简，衎我列祖。汤孙奏假，绥思我成。鞉鼓渊渊，嘒嘒管声……庸鼓有斁，万舞有奕。我有嘉宾，亦不夷怿。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执事有恪。顾予烝尝，汤孙之将。”
根据歌词意思，汤孙祭奠先祖的乐舞形式大致画面就展现了：首先赞美先祖一番，然后开始击鼓（鞉鼓），鼓声咚咚响，汤孙开始向先祖祷告，这时鼓声、吹奏管乐齐声响，曲调和谐，磬声和美有起伏，接着钟鼓宏声齐鸣，场面盛大，末了是齐声高唱“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来表明对先祖的诚心和衷心，请先祖纳祭品，辅佐商汤子子孙孙。
《商颂·那》不仅表现了商朝时期的乐舞场面，也凸显了随着手工业的发达，乐器的材料以及种类的丰富。巫术等活动在商朝的频繁和复杂程度是远远超过夏代的，史学家们对殷商文化也有“巫文化”之称，而祭祀活动中的主题，必首先突出“礼”，同时伴随音乐结合舞蹈的形式来呈现。
这种从远古时期和夏代以来的传统，被古人称为“礼没有乐伴便不能施行”。春秋孔子之言：“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中“殷礼”是指殷商的礼乐制度，“所损益可知也”是说历朝历代在礼乐制度上并非照搬套用，而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正因为这种方式的存在，在商朝时期建立起完整的礼乐思想体系。根据《春秋左传》曰：“宋公享晋侯于楚丘，请以《桑林》……晋侯惧而退入于房。”大致意思是宋襄公为晋侯们所举办的一个盛大活动中，晋侯们想要观看宋国祖先商朝时期的传统乐舞《桑林》，这个乐舞描绘了商的始祖契因其母简狄吞食玄鸟卵而将其生下的具体过程，而观看并讲究礼法的晋侯们看后因恐惧而躲入房中的故事。由此可见商代乐舞的原始而粗犷的形象风格，显得淫秽而又荒诞。
另一作品《濩》也是这一时期乐舞代表，是为歌颂商汤讨伐夏桀的乐舞。《吕氏春秋·古乐》记载曰：“殷汤即位，夏为无道，暴虐万民。侵削诸侯，不用轨度，天下患之。汤于是率六州以讨桀罪，功名大成，黔首安宁。”
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也有《濩》的记载，例如：在《甲骨文合集》载：“乙亥卜，贞：王宕大乙《濩》。亡尤。”《周礼·大司乐》中还有“舞《大浸》以享先批”的记载，由此看来《大濩》对后代深有影响。《春秋左传》中孙颖达《疏》引皇甫谧说：“《大濩》殷乐，一名《桑林》。”所以，有可能《大濩》是殷商时期的一部史诗性的大型乐舞，《桑林》应该是乐舞中的一部分。
商代甲骨文中的音乐意图
要了解商代的音乐内容和思想，既要结合文化要素和音乐内涵，商代已经进入到文字记载的文明时期，并且从甲骨文上可以获得很多重要信息，这些久远却真实的记载是切实可信的。已经发现的甲骨文以单字计算至少有4500字，后经考察核实和专业学术领域的公认约为1500字。
原始宗教和图腾上体现的祭祀崇拜除了从陶器上获得外，还有甲骨文，这些文字是研究商时期的宗教思想和音乐文化的依据。商代经济以农业为主，甲骨文中有不少体现求雨之舞的记载。例如：《甲骨文合集》记载：“丙辰卜，贞：今日奏舞，有纵雨。”“奏舞”是奏乐而舞。《甲骨文合集》记载：“……雨，庸舞。”“庸舞”是奏庸而舞以求雨。
殷商时期的乐舞，从甲骨文上可以看出，人民崇拜天地，神灵主宰一切，先民把对风、云、雨、电等大自然现象归为神灵的统治，变成一种精神支柱。宗教文化成为这个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思想枷锁。《左传·桓公六年》曰：“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卜辞文字中浓烈的殷商帝王元素创造出宗教与崇拜的思想文化体系，对后世文化影响深远，具有导向性。
商代时期的乐器
殷商时期的手工业发达，制作工艺较夏也更成熟和精妙。打击乐仍然很盛行，吹奏乐器较远古时期已有大进步，从上文提及的《诗经·商颂·那》中就有体现，其中吹奏乐器有管乐器，打击乐器有庸鞉、鼓和磬。打击乐也多种多样，有各种形状所制作的鼓、磬、青铜乐钟（主要包括铙、镈、铃类）。
从远古时期的陶土制乐器发展到商代运用更多青铜打造，并且史前的打磨技术粗糙逐渐演变到商时期的磨工精细，并伴有雕刻纹饰造型。其中河南安阳武官村出土的大理石制作的虎纹特磬是商代晚期的乐器精品，该磬发音稍高于#C1，震动数为280.7，音色浑厚，类似于铜声。另外编磬包含着大二度、小三度和纯四度的音程关系。
吹奏乐器有埙、篱、和、言等。其中篱、和吹奏乐器仅见于甲骨文，还未发现出土的实物。其中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孔埙能吹出小三度音程，由此可见商周时期逐渐形成的五声音阶和七声音阶的基础源于此。这些吹管乐器旋律性的增加，使得音乐更加丰富美妙，其代表就是编钟和编磬的使用。
商代的弦乐器，目前还未有任何考古实物，尽管通过甲骨文能找到一些线索，李纯一《先秦音乐史》中提到：“弓出现于远古时代，商代之有弦乐器很有其可能。”但就目前只能等待考古发掘来证实。这些乐器并不是当时的全部乐器，当时已经反映出商代的音乐文化已发展到相当的高度，并且出现了多种调式、音程和调性观念，半音音程的出现也为建立十二律奠定了基础和创造了必要条件。
综上所述，商王朝曾一度以音乐来治理国家，尊崇先祖，并以此巩固了商王朝至高无上的权利和统治地位，商朝占卜、祭祀、巫舞和音乐文化的关系是紧密相连的，正如前文所提及，商人推行占卜、巫术、祭祀来作为除灾、求雨、求福等统治人民的工具，并以琴瑟乐器和巫术的结合来求神降雨。
《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篇》曰：“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建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禽兽之极》。”这8首歌曲总体上都是关于农畜、生产力、春天播种等祈祷仪式的乐舞。由此可见，此时商朝的音乐已经从混沌状态中脱离出来，具备自己独有的音乐故事性或仪式性特征。
尤其是商纣王时期建的“鹿台”，设立了“肉林”“酒池”，作“新声”，已达到彻夜狂欢。说明音乐在商朝已发展到比较成熟的阶段，同时音乐形式丰富，结合了诗歌、音乐、舞蹈三位一体的艺术特色。此时的商人们随着手工业的发展，能在某种程度上掌握乐器的发音原理和材料的物理性能，所制造的乐器为周朝的音乐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