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2月，希特勒秘密制定了一份絕密的突襲計劃“巴巴羅莎計劃”，準備像“紅胡子”一樣，以閃電戰突襲蘇聯。為什麼是像“紅胡子”一樣？那是因為巴巴羅莎意思指的就是“紅胡子”，而“紅胡子”是神聖羅馬帝國好戰的皇帝腓特烈一世的綽号。
1941年，這份絕密計劃進入實施階段，希特勒開始制造謠言和假象，佯裝要進軍英國，另一方面卻在每24個小時之内開出100列軍車，在短短兩個星期内就向德蘇邊境集結了47個師。6月21日，“巴巴羅莎計劃”進入突襲階段，希特勒總計投入了190個師、3700輛坦克、4900架飛機、4.7萬門大炮和190艘戰艦，兵分三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向蘇聯發起全面進攻。猝然臨敵的蘇聯此時才如夢初醒，在受到了重創之後，開始了偉大的衛國戰争。
希特勒的“巴巴羅莎計劃”可以說未能完全達到預期目标，因為雖然蘇聯紅軍損失了250多萬人，但是德軍在進攻莫斯科時遭到慘敗，蘇聯人民集全國之力開始了莫斯科保衛戰。而實際上最早在1940年8月的時候蘇聯間諜就已經獲悉德國将要偷襲蘇聯，并将情報傳回了莫斯科。遺憾的是這份情報并未引起蘇聯方面的注意，如果莫斯科重視這位蘇聯間諜的情報，興許蘇聯紅軍也不會損失那麼多人。這位間諜是誰呢？他就是有着二戰“間諜之王”之稱的蘇聯間諜理查德·佐爾格。
理查德·佐爾格
佐爾格，父親是德國人，母親是俄國人，三歲時随父母遷居德國柏林。1914年，一戰爆發，高中還沒畢業的佐爾格應征加入了德國陸軍，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1916年，佐爾格在醫院養傷時與左翼社會黨人有很多的接觸。大學畢業後，從事教育和新聞工作。1917年，成為獨立社會民主黨黨員。1919年，加入德國共産黨，因從事政治活動屢遭迫害。
1924年，佐爾格來到了蘇聯，在蘇聯機關工作，撰寫了許多有關國際關系方面的著作。受共産國際的委托，佐爾格來到莫斯科共産國際總部，籌備成立了諜報局，同時自己也秘密加入了蘇聯國籍和蘇聯共産黨。
佐爾格曾在中國上海待過一段時間，之後于1933年奉命傳回莫斯科，接受了蘇軍情報部四局局長别爾津下派的重要任務，讓他以德國記者的身份去日本建立情報網，密切關注“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對蘇聯的政策，研究日本是否有進攻蘇聯的計劃。
之是以選擇佐爾格，是因為他此前已經順利取得了德國護照，并加入了納粹黨和德國記者協會，是一位具有雙重身份的進階間諜，是以這項任務除了佐爾格之外别無第二人選。佐爾格自己也知道此番前去日本的重要性，是以在1933年9月6日，他到達日本東京後，很快就以德國《法蘭克福時報》駐日本記者的身份展開了活動。
佐爾格先是住在東京的“佐野”飯店，後來考慮到那裡人員繁雜，于是就換租了東京長崎街30号一幢單門獨戶、靠近德國大使館的小屋。安定下來後，佐爾格開始将目标瞄準到德國大使館的武官尤金·奧特身上。因為奧特的本職工作就是搜集所駐國的情報。佐爾格拿着奧特曾經的密友、《每日展望》的一位編輯的介紹信前去拜訪奧特，奧特是熱情歡迎。
二戰時的蘇聯紅軍
那時這位武官業績平平，正為無法加官進爵而愁眉不展。佐爾格到來後，憑借敏銳的觀察力和判斷力，為《法蘭克福時報》撰寫了很多觀點精辟的文稿，奧特将這些文稿觀點加入到自己的情報後發往柏林，得到了上峰的大加贊賞。此後，奧特一路官運亨通，直至後來被晉升為少将。
1933年底，德國新任駐日本大使迪克森的到來，更是為佐爾格鋪平了通往大使館的大道。這位大使曾在《每日展望》上見識過佐爾格的才華，對他印象深刻。到任後迪克森又獲悉，德國外交部對日本的政治狀況作出的判斷并非完全源自大使館的例行報告，于是便有意的與佐爾格進行了多次的溝通。
就這樣，佐爾格借助奧特與迪克森的特殊照顧，可以公開出入德國大使館，佐爾格俨然已經成為德國外交官的進階顧問。
1936年2月26日，日本發生了震動朝野的“二·二六”兵變事件。當時迪克森對此事毫無頭緒，無法向德國彙報，而佐爾格卻以記者身份很快摸清了事情的來龍去脈，向《法蘭克福時報》口述了題為《東京發生軍事政變》的文章。這篇文章幫了迪克森的大忙，解了燃眉之急。
佐爾格後來也在一份書面報告中稱：“對于我這個想超過中等水準的德國記者來說，研究日本具有重要意義，它使我成為在德國被認為是了解日本問題最深入透徹的記者。《法蘭克福時報》編輯部一再對我表示感謝，說我的文章提高了他們的聲譽。也正是由于我的新聞記者聲望，德國外交部才讓我擔任新聞專員的正式職務。”
莫斯科保衛戰中蘇軍部署在劇院旁的高射炮
這無疑是一次能夠接觸到日本和德國機密檔案的良好契機，但佐爾格并未忽略自己的使命，他急需建立一支潛伏在敵人心髒的情報小組。莫斯科為配合他的工作，派來了第一位前來接頭的成員——化名永吉美芳的與得宮樹。他的公開身份是位畫家，在小組裡的主要任務是保持和擴大與軍界的接觸，同時注意收集、分析和研究日本國内的情況。
情報小組的第三位成員叫尾崎秀實，他是日本的進步記者，曾長期随父親居住在台灣，從小就對中國問題感興趣。1922年，尾崎秀實進入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政治學科，開始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并成為一名真誠的共産主義者。1926年，尾崎秀實離開校園到朝日新聞社工作。
從1928年11月到1932年2月，尾崎秀實任《朝日新聞》駐上海的特派員。在上海三年多的時間裡，他除了正常的新聞報道之外，還撰寫了大量同情中國人民的新聞報道。尾崎秀實在中國時與佐爾格建立了濃厚的友誼。是以當佐爾格派與得宮樹找尾崎秀實尋求幫助時，這位雖然不是共産黨員但是忠實擁護馬克思主義的老朋友一口應承下來。尾崎秀實的主要任務是獲得有關日本政府、總參謀部和軍務大臣計劃的情報。
情報小組第四位成員叫布朗科·伍蓋利奇，他的公開身份是法國《生活》和保加利亞《政治報》的特派記者，同時還是法國哈瓦斯通訊社駐日本東京的代表。佐爾格分給他的任務是從各國駐東京的外國記者那裡搜集有關日蘇關系和遠東問題前景的情報，并進行加工整理。
情報小組起初還有一位發報員叫貝恩哈德，但是這位發報員不但技術一般，而且還經常酗酒，貪戀美色，在東京待了沒多久就被退回了莫斯科，由一位叫馬克斯·克拉烏岑的德國人來接替發報。馬克斯·克拉烏岑指法熟練、技藝精湛，在上海時就曾與佐爾格共過事，這次他帶着夫人一起加入，使得情報小組如虎添翼。
佐爾格
佐爾格本人的主要任務是博得德國外交官的高度信任，通過大使館擷取各類絕密情報。在成功組建情報小組後，佐爾格将其命名為“拉姆澤依”，此後他上司這支隊伍在日本展開了一系列驚心動魄的間諜行動。
1938年，“拉姆澤依”情報小組經曆了一次實戰考驗，當年5月，蘇聯遠東軍區陸軍少将留希科夫越過中蘇邊境投靠日軍。日本關東軍将其押往東京，希望能從他口中得到更重要的情報。留希科夫當時是負責蘇聯軍事情報事務的進階官員，掌握着蘇聯遠東諜報通信密碼與大量機密。此人一旦開口，後果不堪設想，莫斯科急令佐爾格，盡一切可能掌握留希科夫的口供情況。
佐爾格接到指令後，立即前往德國大使館打探消息。幸運的是，德國方面認為留希科夫的口供對柏林也很重要，是以建議德國政府派遣特别調查組到日本親自審問留希科夫。日本方面為了表示德日友好，同意柏林派遣特别調查小組參加訊問。這份審訊報告長達數百頁，剛剛送到德國大使館就被佐爾格看到了。
事不宜遲，他很快就給莫斯科發回一封密碼電報：“熊已被解剖，獸醫掌握了他的神經脈絡和五髒器官位置。”莫斯科當即明白，留希科夫已将蘇軍在遠東的實力、編制、駐地情況及蘇聯遠東諜報通信密碼全部交給了日本人，于是馬上調整兵力部署，更換蘇聯遠東諜報網碼，及時堵住了這一特大漏洞。
首戰告捷，佐爾格率領的“拉姆澤依”情報小組開始最大限度地發揮着情報力量。佐爾格本人竭盡所能，用各種德國關系網取得各種情報；尾崎秀實也成功跻身于日本政治主流社會，日本政府邀請他為中國問題顧問，可以自由出入政界要地；發報員馬克斯·克拉烏岑為了便于開展工作，經常變換發報手法和聯絡地點，多次冒着被捕的危險僥幸逃脫。
斯大林
在各路情報彙總之後，佐爾格從不相信單方面的資訊，他在往外發的每一份情報中都加入了自己的判斷和分析，對日本、德國局勢的發展，可能采取的對策與步驟都作了詳細說明，使“拉姆澤依”情報小組出手的情報全是成品。
比如，從德國外交官特派信使施密特那裡了解的“第三帝國”和日本的幕後外交；從亨克爾航空公司從業人員哈克那裡搜集到的關于《反共産國際條約》各個準備階段的秘密資訊；從柏林特派代表施塔瑪爾、赫裡弗那裡探聽的“日德軍事聯盟協定”相關資訊；從德軍上校尼特馬爾那裡獲得日本對中國和東南亞軍事計劃的秘密情報等等。
佐爾格上司的“拉姆澤依”情報小組就像插在敵人心髒的一把尖刀，源源不斷地送出無數份情報，其中最出色的還要屬那份德軍進攻蘇聯确切日期的情報。當時的戰争局勢極為嚴峻，1939年9月1日，随着德軍攻占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希特勒的閃電戰術很奏效，英法兩軍被打了個措手不及，被迫組織了史上有名的“敦刻爾克大撤退”。
猖狂一時的希特勒下一個攻擊目标是英國還是蘇聯？這個問題當時是全世界關注的焦點。斯大林也特别下令，盡快查明希特勒的真實意圖以及日軍的作戰計劃。
接到指令後，佐爾格開始想方設法地從各種管道搜集相關資訊。1940年8月18日，他在德國大使館與人閑聊時，赫然從對方口中聽到一個令人震驚的消息：“元首在作戰會議上，已經制定了襲擊俄國的計劃！”雖然這個消息還沒有任何紙面資料能夠證明，但是佐爾格知道此事非同小可，他立即安排“拉姆澤依”小組向莫斯科發送了首次警報，提醒莫斯科，希特勒正在積極準備發動侵略蘇聯的戰争。
蘇軍在莫斯科城下與德軍激戰
令人遺憾的是，這份情報并未引起蘇聯方面的重視，佐爾格隻得再去打探更為準确的資訊。12月30日晚上，莫斯科又收到了“拉姆澤依”小組的第二份詳細情報：“希特勒已經在蘇聯邊境地區集中了80個精銳師。德軍制定了‘巴巴羅莎計劃’，預定沿哈爾科夫——莫斯科——列甯格勒一線發動進攻，計劃在6個星期到2個月内占領蘇聯！”這份寶貴的情報使得蘇聯不得不提高警惕，終于開始着手準備軍力布防。
到了1941年5月底，佐爾格獲得了另一個更為驚人的消息：德國駐日大使館的陸軍副武官肖爾中校晉升為德國駐泰國大使館武官，臨行前向佐爾格透露，德國準備于6月20日，或許推遲兩三天進攻蘇聯，采取不宣而戰的方式，預計在兩個月内即可殲滅蘇聯的抵抗力量，逼蘇聯政府屈服。同時計劃在冬季來臨之前進軍西伯利亞，與日軍會師。
“拉姆澤依”情報小組不敢有絲毫拖延，迅速向蘇聯發送密電：“希特勒計劃在今年6月底進攻蘇聯。”但是這份情報還是沒有引起蘇聯軍方的足夠重視，收不到回電的佐爾格心急如焚。5月30日深夜，他又獲知：兩天前希特勒親自接見了日本駐德國大使大島浩，正式通知日本，德國将于6月22日以突然襲擊的手段向蘇聯發動全面進攻。于是，“拉姆澤依”情報小組的另一份加急密電又随即發出：“十萬火急！戰争将于1941年6月22日爆發。”
時間一天天過去，6月13日，總部終于回電了，但是這份回電内容對德軍突襲蘇聯的情報充滿了懷疑。佐爾格氣惱地當即再次口述電文：“再次重複，由150個師組成的德國9個集團軍，将于6月22日發動進攻。”9天之後，蘇德戰争終于以蘇軍慘敗拉開了序幕，近百萬蘇聯紅軍命喪德國法西斯的屠刀之下。
經此一劫後，蘇聯政府這才對“拉姆澤依”情報小組深信不疑。為了避免腹背受敵，莫斯科再次急令：“拉姆澤依”情報小組需盡快摸清日本對蘇聯的态度和近期的軍事計劃。由于前期頻繁向蘇軍發出警報，“拉姆澤依”情報小組已被日軍納入重點偵察範圍。整個東京的反間諜機關都投入了搜尋行動，安裝着無線電測向定位儀的汽車到處巡邏，便衣特務布滿各個角落。
德軍兵臨莫斯科城下
佐爾格接到蘇聯密令後，根本沒有第二種選擇，隻能冒險行動。令人高興的是，尾崎秀實借助政界名流的身份，從日本首相的私人顧問團裡打探到準确消息，并轉給了佐爾格：第一，禦前會議已最後決定南下戰略；第二，如果10月下旬美日談判達不成協定，日本将對美宣戰；第三，“大津”計劃和“關特”演習将推遲，海軍準備向南進發。
9月15日，在日軍的嚴密搜尋中，以佐爾格為首的“拉姆澤依”情報小組發出了最後一份密電：“今冬之前，日将暫不攻蘇，将對美作戰。但軍隊仍留滿洲，若蘇戰敗，則可能明春進兵西伯利亞。”這份難以估價的珍貴情報讓蘇聯立即改變戰略部署，斯大林得知日本近期無意侵蘇，遂将遠東地區半數以上的蘇軍調往西線的歐洲戰場，遏止住長驅東進的德軍。
一份情報能拯救一個國家，也能帶來滅頂之災。就在蘇聯緊急調兵之時，日軍反間諜機關在佐爾格的日本女友石井花子身上發現了疑點，進而找到了佐爾格他們。“拉姆澤依”情報小組也終于結束了它的光榮使命。
莫斯科紅場閱兵
1944年11月7日，就在成千上萬的蘇聯人民湧向紅場紀念十月革命勝利的這一天，佐爾格——這位曾經拯救國家于危急之中的間諜奇才、蘇聯人民的偉大英雄走向了絞刑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關鍵時刻，佐爾格的情報改變了蘇聯紅軍的部署，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佐爾格扭轉了整個二戰的程序。除此之外，佐爾格還曾在1930年1月來到了上海，建立了自己的情報小組，在不到三年的時間裡，佐爾格共向莫斯科發回了597封急電，其中有335封直接通報給了中國工農紅軍或者中華蘇維埃政府，為中國無産階級革命提供了許多幫助，堪稱名副其實的“紅色諜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