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2月，希特勒秘密制定了一份绝密的突袭计划“巴巴罗莎计划”，准备像“红胡子”一样，以闪电战突袭苏联。为什么是像“红胡子”一样？那是因为巴巴罗莎意思指的就是“红胡子”，而“红胡子”是神圣罗马帝国好战的皇帝腓特烈一世的绰号。
1941年，这份绝密计划进入实施阶段，希特勒开始制造谣言和假象，佯装要进军英国，另一方面却在每24个小时之内开出100列军车，在短短两个星期内就向德苏边境集结了47个师。6月21日，“巴巴罗莎计划”进入突袭阶段，希特勒总计投入了190个师、3700辆坦克、4900架飞机、4.7万门大炮和190艘战舰，兵分三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苏联发起全面进攻。猝然临敌的苏联此时才如梦初醒，在受到了重创之后，开始了伟大的卫国战争。
希特勒的“巴巴罗莎计划”可以说未能完全达到预期目标，因为虽然苏联红军损失了250多万人，但是德军在进攻莫斯科时遭到惨败，苏联人民集全国之力开始了莫斯科保卫战。而实际上最早在1940年8月的时候苏联间谍就已经获悉德国将要偷袭苏联，并将情报传回了莫斯科。遗憾的是这份情报并未引起苏联方面的注意，如果莫斯科重视这位苏联间谍的情报，兴许苏联红军也不会损失那么多人。这位间谍是谁呢？他就是有着二战“间谍之王”之称的苏联间谍理查德·佐尔格。
理查德·佐尔格
佐尔格，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俄国人，三岁时随父母迁居德国柏林。1914年，一战爆发，高中还没毕业的佐尔格应征加入了德国陆军，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16年，佐尔格在医院养伤时与左翼社会党人有很多的接触。大学毕业后，从事教育和新闻工作。1917年，成为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员。1919年，加入德国共产党，因从事政治活动屡遭迫害。
1924年，佐尔格来到了苏联，在苏联机关工作，撰写了许多有关国际关系方面的著作。受共产国际的委托，佐尔格来到莫斯科共产国际总部，筹备成立了谍报局，同时自己也秘密加入了苏联国籍和苏联共产党。
佐尔格曾在中国上海待过一段时间，之后于1933年奉命返回莫斯科，接受了苏军情报部四局局长别尔津下派的重要任务，让他以德国记者的身份去日本建立情报网，密切关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苏联的政策，研究日本是否有进攻苏联的计划。
之所以选择佐尔格，是因为他此前已经顺利取得了德国护照，并加入了纳粹党和德国记者协会，是一位具有双重身份的高级间谍，所以这项任务除了佐尔格之外别无第二人选。佐尔格自己也知道此番前去日本的重要性，所以在1933年9月6日，他到达日本东京后，很快就以德国《法兰克福时报》驻日本记者的身份展开了活动。
佐尔格先是住在东京的“佐野”饭店，后来考虑到那里人员繁杂，于是就换租了东京长崎街30号一幢单门独户、靠近德国大使馆的小屋。安定下来后，佐尔格开始将目标瞄准到德国大使馆的武官尤金·奥特身上。因为奥特的本职工作就是搜集所驻国的情报。佐尔格拿着奥特曾经的密友、《每日展望》的一位编辑的介绍信前去拜访奥特，奥特是热情欢迎。
二战时的苏联红军
那时这位武官业绩平平，正为无法加官进爵而愁眉不展。佐尔格到来后，凭借敏锐的观察力和判断力，为《法兰克福时报》撰写了很多观点精辟的文稿，奥特将这些文稿观点加入到自己的情报后发往柏林，得到了上峰的大加赞赏。此后，奥特一路官运亨通，直至后来被晋升为少将。
1933年底，德国新任驻日本大使迪克森的到来，更是为佐尔格铺平了通往大使馆的大道。这位大使曾在《每日展望》上见识过佐尔格的才华，对他印象深刻。到任后迪克森又获悉，德国外交部对日本的政治状况作出的判断并非完全源自大使馆的例行报告，于是便有意的与佐尔格进行了多次的沟通。
就这样，佐尔格借助奥特与迪克森的特殊照顾，可以公开出入德国大使馆，佐尔格俨然已经成为德国外交官的高级顾问。
1936年2月26日，日本发生了震动朝野的“二·二六”兵变事件。当时迪克森对此事毫无头绪，无法向德国汇报，而佐尔格却以记者身份很快摸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向《法兰克福时报》口述了题为《东京发生军事政变》的文章。这篇文章帮了迪克森的大忙，解了燃眉之急。
佐尔格后来也在一份书面报告中称：“对于我这个想超过中等水平的德国记者来说，研究日本具有重要意义，它使我成为在德国被认为是了解日本问题最深入透彻的记者。《法兰克福时报》编辑部一再对我表示感谢，说我的文章提高了他们的声誉。也正是由于我的新闻记者声望，德国外交部才让我担任新闻专员的正式职务。”
莫斯科保卫战中苏军部署在剧院旁的高射炮
这无疑是一次能够接触到日本和德国机密文件的良好契机，但佐尔格并未忽略自己的使命，他急需建立一支潜伏在敌人心脏的情报小组。莫斯科为配合他的工作，派来了第一位前来接头的成员——化名永吉美芳的与得宫树。他的公开身份是位画家，在小组里的主要任务是保持和扩大与军界的接触，同时注意收集、分析和研究日本国内的情况。
情报小组的第三位成员叫尾崎秀实，他是日本的进步记者，曾长期随父亲居住在台湾，从小就对中国问题感兴趣。1922年，尾崎秀实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政治学科，开始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并成为一名真诚的共产主义者。1926年，尾崎秀实离开校园到朝日新闻社工作。
从1928年11月到1932年2月，尾崎秀实任《朝日新闻》驻上海的特派员。在上海三年多的时间里，他除了正常的新闻报道之外，还撰写了大量同情中国人民的新闻报道。尾崎秀实在中国时与佐尔格建立了浓厚的友谊。所以当佐尔格派与得宫树找尾崎秀实寻求帮助时，这位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是忠实拥护马克思主义的老朋友一口应承下来。尾崎秀实的主要任务是获得有关日本政府、总参谋部和军务大臣计划的情报。
情报小组第四位成员叫布朗科·伍盖利奇，他的公开身份是法国《生活》和保加利亚《政治报》的特派记者，同时还是法国哈瓦斯通讯社驻日本东京的代表。佐尔格分给他的任务是从各国驻东京的外国记者那里搜集有关日苏关系和远东问题前景的情报，并进行加工整理。
情报小组起初还有一位发报员叫贝恩哈德，但是这位发报员不但技术一般，而且还经常酗酒，贪恋美色，在东京待了没多久就被退回了莫斯科，由一位叫马克斯·克拉乌岑的德国人来接替发报。马克斯·克拉乌岑指法熟练、技艺精湛，在上海时就曾与佐尔格共过事，这次他带着夫人一起加入，使得情报小组如虎添翼。
佐尔格
佐尔格本人的主要任务是博得德国外交官的高度信任，通过大使馆获取各类绝密情报。在成功组建情报小组后，佐尔格将其命名为“拉姆泽依”，此后他领导这支队伍在日本展开了一系列惊心动魄的间谍行动。
1938年，“拉姆泽依”情报小组经历了一次实战考验，当年5月，苏联远东军区陆军少将留希科夫越过中苏边境投靠日军。日本关东军将其押往东京，希望能从他口中得到更重要的情报。留希科夫当时是负责苏联军事情报事务的高级官员，掌握着苏联远东谍报通信密码与大量机密。此人一旦开口，后果不堪设想，莫斯科急令佐尔格，尽一切可能掌握留希科夫的口供情况。
佐尔格接到命令后，立即前往德国大使馆打探消息。幸运的是，德国方面认为留希科夫的口供对柏林也很重要，所以建议德国政府派遣特别调查组到日本亲自审问留希科夫。日本方面为了表示德日友好，同意柏林派遣特别调查小组参加讯问。这份审讯报告长达数百页，刚刚送到德国大使馆就被佐尔格看到了。
事不宜迟，他很快就给莫斯科发回一封密码电报：“熊已被解剖，兽医掌握了他的神经脉络和五脏器官位置。”莫斯科当即明白，留希科夫已将苏军在远东的实力、编制、驻地情况及苏联远东谍报通信密码全部交给了日本人，于是马上调整兵力部署，更换苏联远东谍报网码，及时堵住了这一特大漏洞。
首战告捷，佐尔格率领的“拉姆泽依”情报小组开始最大限度地发挥着情报力量。佐尔格本人竭尽所能，用各种德国关系网取得各种情报；尾崎秀实也成功跻身于日本政治主流社会，日本政府邀请他为中国问题顾问，可以自由出入政界要地；发报员马克斯·克拉乌岑为了便于开展工作，经常变换发报手法和联络地点，多次冒着被捕的危险侥幸逃脱。
斯大林
在各路情报汇总之后，佐尔格从不相信单方面的信息，他在往外发的每一份情报中都加入了自己的判断和分析，对日本、德国局势的发展，可能采取的对策与步骤都作了详细说明，使“拉姆泽依”情报小组出手的情报全是成品。
比如，从德国外交官特派信使施密特那里了解的“第三帝国”和日本的幕后外交；从亨克尔航空公司工作人员哈克那里搜集到的关于《反共产国际条约》各个准备阶段的秘密信息；从柏林特派代表施塔玛尔、赫里弗那里探听的“日德军事联盟协议”相关信息；从德军上校尼特马尔那里获得日本对中国和东南亚军事计划的秘密情报等等。
佐尔格领导的“拉姆泽依”情报小组就像插在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源源不断地送出无数份情报，其中最出色的还要属那份德军进攻苏联确切日期的情报。当时的战争局势极为严峻，1939年9月1日，随着德军攻占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希特勒的闪电战术很奏效，英法两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被迫组织了史上有名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猖狂一时的希特勒下一个攻击目标是英国还是苏联？这个问题当时是全世界关注的焦点。斯大林也特别下令，尽快查明希特勒的真实意图以及日军的作战计划。
接到命令后，佐尔格开始想方设法地从各种渠道搜集相关信息。1940年8月18日，他在德国大使馆与人闲聊时，赫然从对方口中听到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元首在作战会议上，已经制定了袭击俄国的计划！”虽然这个消息还没有任何纸面资料能够证实，但是佐尔格知道此事非同小可，他立即安排“拉姆泽依”小组向莫斯科发送了首次警报，提醒莫斯科，希特勒正在积极准备发动侵略苏联的战争。
苏军在莫斯科城下与德军激战
令人遗憾的是，这份情报并未引起苏联方面的重视，佐尔格只得再去打探更为准确的信息。12月30日晚上，莫斯科又收到了“拉姆泽依”小组的第二份详细情报：“希特勒已经在苏联边境地区集中了80个精锐师。德军制定了‘巴巴罗莎计划’，预定沿哈尔科夫——莫斯科——列宁格勒一线发动进攻，计划在6个星期到2个月内占领苏联！”这份宝贵的情报使得苏联不得不提高警惕，终于开始着手准备军力布防。
到了1941年5月底，佐尔格获得了另一个更为惊人的消息：德国驻日大使馆的陆军副武官肖尔中校晋升为德国驻泰国大使馆武官，临行前向佐尔格透露，德国准备于6月20日，或许推迟两三天进攻苏联，采取不宣而战的方式，预计在两个月内即可歼灭苏联的抵抗力量，逼苏联政府屈服。同时计划在冬季来临之前进军西伯利亚，与日军会师。
“拉姆泽依”情报小组不敢有丝毫拖延，迅速向苏联发送密电：“希特勒计划在今年6月底进攻苏联。”但是这份情报还是没有引起苏联军方的足够重视，收不到回电的佐尔格心急如焚。5月30日深夜，他又获知：两天前希特勒亲自接见了日本驻德国大使大岛浩，正式通知日本，德国将于6月22日以突然袭击的手段向苏联发动全面进攻。于是，“拉姆泽依”情报小组的另一份加急密电又随即发出：“十万火急！战争将于1941年6月22日爆发。”
时间一天天过去，6月13日，总部终于回电了，但是这份回电内容对德军突袭苏联的情报充满了怀疑。佐尔格气恼地当即再次口述电文：“再次重复，由150个师组成的德国9个集团军，将于6月22日发动进攻。”9天之后，苏德战争终于以苏军惨败拉开了序幕，近百万苏联红军命丧德国法西斯的屠刀之下。
经此一劫后，苏联政府这才对“拉姆泽依”情报小组深信不疑。为了避免腹背受敌，莫斯科再次急令：“拉姆泽依”情报小组需尽快摸清日本对苏联的态度和近期的军事计划。由于前期频繁向苏军发出警报，“拉姆泽依”情报小组已被日军纳入重点侦察范围。整个东京的反间谍机关都投入了搜索行动，安装着无线电测向定位仪的汽车到处巡逻，便衣特务布满各个角落。
德军兵临莫斯科城下
佐尔格接到苏联密令后，根本没有第二种选择，只能冒险行动。令人高兴的是，尾崎秀实借助政界名流的身份，从日本首相的私人顾问团里打探到准确消息，并转给了佐尔格：第一，御前会议已最后决定南下战略；第二，如果10月下旬美日谈判达不成协议，日本将对美宣战；第三，“大津”计划和“关特”演习将推迟，海军准备向南进发。
9月15日，在日军的严密搜索中，以佐尔格为首的“拉姆泽依”情报小组发出了最后一份密电：“今冬之前，日将暂不攻苏，将对美作战。但军队仍留满洲，若苏战败，则可能明春进兵西伯利亚。”这份难以估价的珍贵情报让苏联立即改变战略部署，斯大林得知日本近期无意侵苏，遂将远东地区半数以上的苏军调往西线的欧洲战场，遏止住长驱东进的德军。
一份情报能拯救一个国家，也能带来灭顶之灾。就在苏联紧急调兵之时，日军反间谍机关在佐尔格的日本女友石井花子身上发现了疑点，进而找到了佐尔格他们。“拉姆泽依”情报小组也终于结束了它的光荣使命。
莫斯科红场阅兵
1944年11月7日，就在成千上万的苏联人民涌向红场纪念十月革命胜利的这一天，佐尔格——这位曾经拯救国家于危急之中的间谍奇才、苏联人民的伟大英雄走向了绞刑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关键时刻，佐尔格的情报改变了苏联红军的部署，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佐尔格扭转了整个二战的进程。除此之外，佐尔格还曾在1930年1月来到了上海，建立了自己的情报小组，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佐尔格共向莫斯科发回了597封急电，其中有335封直接通报给了中国工农红军或者中华苏维埃政府，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许多帮助，堪称名副其实的“红色谍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