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第十三位皇帝萬曆帝朱翊鈞
明神宗朱翊鈞（1563年—1620年），明朝第十三位皇帝，明穆宗朱載垕第三子。隆慶六年（1572年），穆宗駕崩，10歲的朱翊鈞即位，年号萬曆，在位48年，是明朝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八月十七日，朱翊鈞出生在裕王府，是穆宗朱載垕的第三子。穆宗有四子，長子朱翊釴、次子朱翊钤，俱早亡。四子朱翊镠與朱翊鈞同為李氏所生。朱翊鈞的誕生給裕王府帶來歡樂，王府張燈結彩，來道賀的人絡繹不絕，熱鬧非凡。然而，這種喜慶的氣氛很快就煙消雲散了，代之的是人人自危的恐怖現象。原來朱翊鈞的祖父嘉靖皇帝，對于這個皇孫的出世并不高興，而是産生一種憤恨的心理。是以，關于朱翊鈞的誕生，沒人敢報告皇帝，更不敢為之起名字，直到5歲時，這個皇孫才有了朱翊鈞這個名字。穆宗說：賜你名字，名為鈞，是說聖王制馭天下，猶如制器之轉鈞也，含義非常重大。你當念念不忘。
萬曆帝是穆宗的獨子，隆慶二年（1568）三月十一日，朱翊鈞被立為皇太子，正位東宮。萬曆的生母李太後身世卑微原是宮人，後來母以子貴才晉升為貴妃。皇太子就是未來的皇帝，将來要治國治民，必須從小接受教育，了解以往帝王承業治國的經驗教訓，熟悉朝章典故，掌握駕馭臣民的本領。萬曆帝雖然年幼，卻很懂得這個道理。穆宗任命一批大臣為教官，輔導他們讀書。朱翊鈞學習非常用功。其母李氏“教子頗嚴。帝或不讀書，即召使長跪。每禦講筵入，嘗令效講臣進講于前。遇朝期，五更至帝寝所，呼曰‘帝起’，敕左右掖帝坐，取水為盥面，摯之登辇以出”。由于講官的盡心輔導，李太後的嚴格管教，以及他本人的刻苦努力，萬曆帝年歲漸長而學愈進。他自己後來也常常十分得意地說：“朕五歲即能讀書。”
隆慶六年（1572年）五月二十二日，宮中傳出隆慶帝病危的消息。二十五日，内閣大學士高拱、張居正、高儀被召入宮中。高拱等人進入寝宮東偏室，見隆慶帝坐在禦榻上，榻邊簾後坐着皇後陳氏、皇貴妃李氏，10歲的太子朱翊鈞就立在禦榻的右邊。隆慶帝抓住高拱的手，臨危托孤，“以全國使先生勞累”。司禮監太監馮保宣讀給太子朱翊鈞的遺诏：“遺诏與皇太子。朕不行了，皇帝你做。一應禮儀自有該部題請而行。你要依三輔臣并司禮監輔導，進學修德，用賢使能，無事荒怠，保守帝業。”三位大學士受托之後，掩淚而出。第二天，隆慶帝即駕崩于乾清宮。六月初十，皇太子朱翊鈞正式即位，次年改元萬曆。
即位之後，在讀書方面，明神宗也是從一開始就堅持按照祖宗舊制，舉日講，禦經筵，讀經傳、史書。在明朝的衆皇帝中，除太祖之外，像神宗那樣确實是不多見的。萬曆朝舉人沈德符記叙，神宗即位後，就按照内閣首輔張居正的建議，每天于太陽初出時就駕幸文華殿，聽儒臣講讀經書。然後稍息片刻，複回講席，再讀史書。至午飯完畢時始傳回宮内。隻有每月逢三、六、九常朝之日，才暫免講讀。除此之外，即使是隆冬盛暑亦從不間斷。故十年之中，“聖學日新，坐緻太平之治。昔英宗禦極亦在幼沖，初不聞三楊諸公有此朝夕納誨，遂使王振得盜國柄，幾危宗社。則今上早年勵精，真可知千古矣”。
明神宗即位時，擺在他面前一個突出的問題就是“柄臣相軋，門戶漸開，而帝未能振肅朝綱，矯除積習”。這個問題，也變得更為激烈。按照隆慶帝的布置，高拱是外廷的顧命大臣中排名最前的；在宮中，朱翊鈞自然要依靠馮保。但是，馮保與高拱的關系非常惡劣。此前，司禮監掌印太監職位空缺，高拱先後推薦了陳洪、孟沖，就是不願讓馮保做掌印太監。神宗自己在登極诏中也指令他們：朕方在沖年，尚賴文武親賢，“共圖化理”，“與民更始”。
馮保此人知書達禮，又喜愛琴棋書畫，很有涵養，是以很受隆慶帝的喜愛。馮保利用皇權更疊之間的權力真空，輕松地通過一道遺诏，就驅走了孟沖，自己做了掌印太監。但是，就高拱來說，對馮保自然是必欲除之而後快，在高拱的授意下，工科都給事中程文、吏科都給事中雒遵、禮科都給事中陸樹德都開始彈劾馮保。由此，一場政治鬥争勢必不免，鬥争中，沖突雙方是馮保和高拱，而張居正表面上是幫助高拱的。但實際上，張居正與馮保關系非常密切，早就預謀趕走高拱。
明穆宗末年，高拱為内閣首輔。高拱，“性直而傲”，“持論多偏”，說話随便，常常為此得罪人。他與徐階有沖突，在徐階謝政歸裡以後，高拱即“扼階不遺餘力”，為此又與張居正關系破裂，成為冤家對頭。高拱主閣，堅持反對宦官越權，為此觸犯了當時内廷的大紅人太監馮保。馮保遂與張居正内外串通起來，欲置高拱于死地。穆宗去世時，高拱以主幼國危，痛哭時說了一句：“十歲太子如何治天下。”神宗即位後，馮保将這句話加以歪曲，改成“高公講，十歲小孩哪能決事當皇帝”。神宗聽到這話，“專權之疑，深中帝心”。他不問高拱說此話的背景，是否屬實，即于隆慶六年（1572年）六月十六日将他免職，以張居正取代他的位置。此後神宗在位四十八年，始終堅持自操威柄。他說過“若用舍予奪，不由朝廷，朕将何以治天下！ ”高拱一走，高儀也驚得嘔血三日而亡，三位内閣顧命大臣中隻剩下張居正一人。同時，在經濟和政治方面的問題也堆積如山。面對着這些重重的困難，這個萬曆帝沒有畏縮不前，為了“皇圖永固”，他以“少年天子”的氣派，牢牢抓住“用人唯我”、生殺予奪在朝廷這根權柄，勵精圖治，推行新政，神宗在位前十年中很有所作為。
張居正為内閣首輔以後，神宗将内廷的事務托給馮保，“而大柄悉以委居正”。 對張居正不僅委以重任，而且尊禮有加，言必稱“元輔張先生”，或“張先生”，從不直呼其名。隆慶六年（1572年）六月十九日，張居正剛剛走馬上任幾天，神宗就在平台（即後左門）單獨召見他，共商大計。由于明穆宗在位從沒有召見過大臣，是以這事在當時曾引起轟動，使廷臣看到明穆宗承業治國的精神和決心，又大大提高了張居正的威信。
明神宗從思想上到行動上，全力支援張居正，合力進行改革，推行新政。政治改革的主要措施，是萬曆元年（1573年）推行的章奏“考成法”。它是針對官僚作風和文牍主義而提出的，意在“尊主權，課吏職，信賞罰，一号令”，提高朝廷機構辦事效率。按照考成法的要求，事必專任，立限完成；層層監督，各負其責。明神宗說：“事不考成，何由底績。 ”其時，因為神宗年幼，對祖制還不十分明白，不曉得個中的利害關系。後來，他意識到張居正的權力過大，“幾乎震主”，這無疑是一個重要原因。
經濟領域的改革，一是清丈全國田畝；二是推廣“一條鞭法”。這是萬曆初年整個社會改革的中心環節，也最有意義與成績。清丈田畝，又稱“清丈田糧”，目的是為了糾正田制混亂。這是繼洪武朝之後進行的又一次全國性的土地大清丈。萬曆六年（1578年）十一月，明神宗下令在福建進行試點。 中心問題是為了改變有田者不交納稅糧、無田者苦于繳納的怪現象，使田畝與稅糧挂鈎。由于明神宗态度明确，張居正指導得力，堅決排除阻力，試點工作進行得頗為順利。至萬曆八年（1580年）九月，福建“清丈田糧事竣”。 神宗與張居正因勢利導，趁熱打鐵，立即通行全國清丈。戶部奉旨就清丈範圍、職責、政策、方法、費用、期限等制定了八項規定，于同年十一月下發各地。至萬曆十年（1582年）十二月，各省均按三年期限基本完成，總計支出新增一百四十餘萬頃。 推廣“一條鞭法”，是當時經濟改革的又一出重頭戲。萬曆九年（1581年），一條鞭法已在全國各地“盡行之”。這标志着整個張居正改革已經取得了重大勝利。
萬曆朝的前10年，在小皇帝的支援下，張居正在政治上、經濟上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政府面貌煥然一新，經濟狀況也大為改善。萬曆十年（1582年）六月，一代名臣張居正病逝，神宗從此開始親政。 這次改革，始于萬曆元年（1573年），至萬曆十年基本結束。它是明中葉以來地主階級革新自救運動的繼續和發展，也是明後期政治、經濟關系新變動的深刻反映。其範圍，覆寫政治、經濟諸方面。具體步驟是，前五年以政治改革為重點，後五年以經濟改革為主要任務。十年改革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扭轉了正德、嘉靖兩朝以來形成的頹勢。
朱翊鈞親政後，曾主持了著名的“萬曆三大征”。先後在明王朝西北、西南邊疆和北韓展開的三次大規模軍事行動；分别為李如松（李成梁長子）平定蒙古人哱拜叛變的甯夏之役、李如松，麻貴抗擊日本豐臣秀吉政權入侵的北韓之役，以及李化龍平定苗疆土司楊應龍叛變的播州之役，鞏固了漢家疆土。 後世有說明軍雖均獲勝，但軍費消耗甚钜。而三大征實際軍費則由内帑和太倉庫銀足額撥發，三大征結束後，内帑和太倉庫仍有存銀。
萬曆十四年（1586年）十一月，朱翊鈞開始沉湎于酒色之中 （一說是染上鴉片煙瘾 ）。後因立太子之事與内閣争執長達十餘年，最後索性三十年不出宮門、不理朝政、不郊、不廟、不朝、不見、不批、不講。萬曆十七年（1589年），朱翊鈞不再接見朝臣，内閣出現了“人滞于官”和“曹署多空”的現象。 萬曆十年（1582年）的三月，朱翊鈞就曾效仿他的祖父世宗的做法，在民間大選嫔妃，一天就娶了“九嫔”。而且，神宗在玩弄女色的同時，還玩弄小太監。當時宮中有10個長得很俊的太監，就是專門“給事禦前，或承恩與上同卧起”，号稱“十俊”。是以，雒于仁的奏疏中有“幸十俊以開騙門”的批評，這與當初荒唐的武宗有一點類似。 至于貪财一事，神宗在明代諸帝中可謂最有名了。他在親政以後，查抄了馮保、張居正的家産，就讓太監張誠全部搬入宮中，歸自己支配。為了掠奪錢财，他派出宦官擔任礦監稅使，四處搜括民财。
萬曆二十五年（1597年），右副都禦史謝傑批評朱翊鈞荒于政事，親政後政不如初：“陛下孝順父母、尊祖、好學、勤政、敬天、愛民、節約開支、聽取意見、親人和賢人，都不能夠像當初一樣。” 以至于朱翊鈞在位中期以後，方入内閣的廷臣不知皇帝長相如何，于慎行、趙志臯、張位和沈一貫等四位國家重臣雖對政事憂心如焚，卻無計可施，僅能以數太陽影子長短來打發值班的時間。萬曆四十年（1612年），南京各道禦史上疏：“台省空虛，那些緻力于廢除掉，皇上深居二十多年，從來沒有一個接見大臣，天下将要淪陷的憂慮。” 首輔葉向高卻說皇帝一日可接見福王兩次。萬曆四十五年（1617年）十一月，“部、寺大官十缺六、七，風憲重地空署幾年，六科隻剩下四個人，十三道隻剩下五人。”
萬曆中期後雖然不上朝，但是不上朝之後并沒有宦官之亂，也沒有外戚幹政，也沒有嚴嵩這樣的奸臣，朝内黨争也有所控制，萬曆對于日軍攻打北韓、女真入侵和梃擊案都有反應，表示雖然忽略一般朝政，還是關心國家大事，并透過一定的方式控制朝局。
明神宗晚年身體虛弱，身體狀況每況愈下。是以，朱翊鈞親政期間，幾乎很少上朝。他處理政事的主要方法是通過谕旨的形式向下面傳遞。“萬曆三大征”中邊疆大事的處理，都是通過谕旨的形式，而不是大臣們所希望的“召對”形式。在三大征結束之後，朱翊鈞對于大臣們的奏章的批複，似乎更不感興趣了。
朱翊鈞荒怠的情形，還真有前後兩個階段：前一階段是不願意上朝聽政；後一階段是連大臣們的奏章也不批複，直接“留中”不發。但是，按照明朝的制度，皇帝是政府的惟一決策者。一旦皇帝不願處置但又不輕易授權于太監或大臣，整個文官政府的運轉就可能陷于停頓。時朱翊鈞委頓于上，百官黨争于下，這就是萬曆朝後期的官場大勢。官僚隊伍中黨派林立，門戶之争日盛一日，互相傾軋。東林黨、宣黨、昆黨、齊黨、浙黨，名目衆多。正如梁啟超說，明末的黨争，就好像兩群冬烘先生打架，打到明朝亡了，便一起拉倒。這樣的惡果，未嘗不是由朱翊鈞的荒怠造成的。
在東林黨争無休無止之時，由于明神宗私愛貴妃鄭氏之子、福王朱常洵，堅持其王府莊田“務足四萬頃之數”，才肯讓其出京之國，于是在朝廷又掀起了一場長達七八年之久的福王莊田之争。福王之國洛陽剛剛過了一年，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日酉時，又發生了晚明曆史上著名的梃擊案，作案的是一個名叫張差的薊州男子，史稱“梃擊案”。它是明末三大案（梃擊案、紅丸案、移宮案）的第一案，也是最重要的一案。外人闖入宮廷，這類事在明代多有發生，光是萬曆朝就有好幾次，結果都是不了了之。對這次“梃擊案”，當時有兩種截然相反的看法。一種以為張差是一個瘋人，是一次偶然事件；另一種則認為張差非瘋子，是明神宗愛妃鄭氏使人有意加害皇太子朱常洛的陰謀活動。起初，皇太子也以為“必有主使”。是時，鄭貴妃一再指天發誓，自明無他。明神宗見事涉鄭氏，加上多年來人們一直議論他不善待皇太子，感到事情重大，怕火燒自己，很快就親自定張差為“瘋癫奸徒”，并命“毋得株連無辜，緻傷天和”，隻處決張差及與之有關的太監龐保、劉成二人。并特地為此于同月二十八日，一反常态，二十五年來第一次召見大臣，宣布他的指令，将此案草草收場。
就在明神宗晏處深宮，“萬事不理”，導緻從内廷到外廷鬧得不可開交之際，遼東後金迅速崛起，不斷出兵南犯，向明軍發動進攻，遼東戰争爆發。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正月初一日，後金政權正式建國，終于成為明朝的主要威脅。自此明朝遼東的形勢也随之每況愈下。尤其是經過東征援朝戰争和礦稅使高淮亂遼以後，遼東邊防空虛，軍民困甚，供應艱難，加上明神宗用人不當，明軍屢屢敗北。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三月，薩爾浒之戰，明軍四路大軍，三路全軍覆沒，喪師九萬，敗局遂成。遼東戰争每年約需銀四百餘萬兩， 明神宗為了應付這筆龐大的軍費，自萬曆四十六年九月起，先後三次下令加派全國田賦，時稱“遼饷”。明末三饷（遼饷、剿饷、練饷）加派開始。加派非但無濟于事，反而激起了全國人民的強烈不滿，紛紛投入反對明皇朝的革命洪流。明神宗自己也是以情緒低落，愁眉不展。
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萬曆皇帝朱翊鈞駕崩，傳位皇太子朱常洛。朱翊鈞是明代曆史中在位最久的皇帝。明代曆史中以萬曆紀元的時間，持續将近48年之久。實際上，如果不是因為朱翊鈞的兒子朱常洛在即位一月之後即去世，萬曆一朝應當足足是48年，即從公元1573年至1620年。朱常洛在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八月即位，九月駕崩。大臣們當時建議以萬曆四十八年八月以後為泰昌元年，以紀念這位短命的皇帝。是以萬曆紀元未滿48年。
明定陵位于北京昌平區，地面建築的總布局，呈前方後圓形，含有中國古代哲學觀念“天圓地方”的象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