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2月11日，第66屆柏林國際電影節當晚在柏林電影宮拉開帷幕，本屆評委會主席由美國影壇常青樹、兩屆奧斯卡影後得主梅麗爾•斯特裡普擔任，群星雲集，有人關注科恩兄弟《凱撒萬歲》中的好萊塢傾向，有人關注中國導演楊超的魔幻現實主義作品《長江圖》能否摘得金熊獎。然而，柏林電影節真正的魅力在哪裡呢？柏林電影節主席Dieter Kosslick表示，對難民問題的關注是柏林電影節一以貫之的主題，這也正是柏林電影節的責任和努力的方向。
如今，當德國柏林電影節展現出對難民的支援态度，這并不是因為柏林電影節出于愧疚。真正應該感到愧疚的應該是那些政客、武器交易商、股票投資者以及那些其他冷血的人。正是他們最初造成了這次難民災難并從中漁利。現在，同樣是這些人僞善地侮辱難民，将他們指控為罪犯和恐怖分子。
圖：柏林電影節主席 Dieter Kosslick
1關注難民問題：柏林電影節的“六眼原則”
自柏林電影節1951年舉辦以來，我們不僅在今天衆所周知的“歡迎文化”方面有過積極經曆。而且假如它不歡迎外國人，那麼柏林電影節将不複存在。在波茨坦廣場舉辦的為期11天的節日展示了文化多樣性是如何充滿能量和活力地慶祝一個和平集會的。
盡管很明顯，在類似巴黎恐怖襲擊這樣的事件之後，人們也想知道這些和平集會和打着“接受多樣性”或者“寬容”旗号的節日是否有效。最近，我曾在約旦、沙特阿拉伯利雅得以及德黑蘭遇到過德國外交部長 Frank-Walter Steinmeier和一個文化代表團。在德黑蘭的一所大學裡，Steinmeier為學生和政治家們做了一次演講。同樣，我在一次論壇中表明了對文化溝通和Steinmeier所謂的六眼原則的支援态度，即：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對事物的洞察，有自己的雙眼，并且以此我們應該試着去觀察别人的視角，去尋找共同的視角，通過雙方視角的轉換、觀點的分享來實作對話，實作目标的達成。
圖：Jafar Panahi的《計程車》
那裡的學生們都知道，Jafar Panahi是伊朗體制的一個批評者，曾經在2015年2月獲得過金熊獎；學生們也知道柏林電影節近年來積極支援伊朗電影。然而，在這次演講大廳的後排，一個人站了起來，并聲稱我們的文化和信仰排斥互相溝通和了解。作為回應，我指出《古蘭經》和《聖經》的部分章節事實上呈現出了相似之處，耶稣不僅是一個基督徒也是一個猶太人。随着這次讨論結束，交流變得不再可能。即便如此，我确信隻有當我們努力去尋求共同的目标時，我們才更有可能去接受彼此的文化。例如，怎樣才能使我們有尊嚴的活着？我們需要什麼？我們如何才能找到幸福？每個人的經曆可能不同，然後當人們有共同的目标時，大多數人會在這一點上達成共識，即：我們希望活在充滿尊嚴與和平的世界裡。
在電影行業，六眼原則是理所當然的事情。我們通過熒屏就好像我們通過一扇打開的窗戶去走進另外一個世界，我們處于電影世界的中心。
2文明的碰撞：柏林電影節真正的魅力所在
每年柏林電影節會吸引來自130個國家超過2萬名的參與者，并且在這11天節日裡，柏林電影節粉絲們會走進電影超過50萬人次。在過去的65年裡，這些和平共處的外國人已經成了我們的标準慣例。當然，在電影虛幻空間以及節日保護之外，這将很難完成。同樣，相對于經濟，柏林電影節更容易通過文化來提供一個對話的機會，因為經濟方面的對話本質上更多關注的是利潤而缺乏對交流的關注。
圖：由Michael Cimino導演的《獵鹿人》裡的Robert De Niro 來源：柏林電影博物館
假如我們可以成功地不将對恐怖主義的恐懼和目前的難民湧入聯系在一起，我們會發現難民問題有助于我們在社會包容性方面實施一次重大的嘗試。與難民共處已經無疑改變了我們的社會，自從晚夏以來，難民産生了相似的影響。柏林電影節作為一個具有包容性的地帶，在這方面有過許多經曆。我們在應對國際關系問題方面有着豐富的經驗，但卻有一次例外，即：當 Michael Cimino在1970年柏林電影節競選影片中展出他的越南影片《獵鹿人》時，蘇聯以及其他來東歐集團的代表們撤回了他們的影片并且生氣的離開，據稱是因為Cimino的電影侮辱了越南人。這是在冷戰時期的一個巨大誤解。
在我看來，文明的碰撞正是柏林電影節如此充滿魅力的真正原因所在。我記得其中一個令人愉快的文化碰撞發生在老波茨坦大街的深夜。當時，柏林影展新秀研習營前身的400名參與者從紅地毯徑直走向一個臘腸站，這個臘腸站是柏林電影節僅有的一個臘腸站。我們根據宗教信仰的不同為這些有天賦的參與者分發紅色或藍色的小卡片、帶有豬肉或不帶豬肉的臘腸優惠券。在這個過程中，有兩名以色列年輕人迅速移到我的右邊。他們希望我将他們介紹給站在我左側的三個阿富汗年輕人，這三個阿富汗年輕人帶來了一個關于塔利班政權下有關他們生活的片子。這是不可能變為可能的一個時刻：一次以色列和阿富汗的合作生産。是的，我們為什麼不這樣做呢！
圖：由Jasmila Zbanic導演的《格巴維察》裡的Luna Mijovic
對我而言，最緊張的一個時刻發生在2003年柏林電影節的最後一天，它不僅僅是一個烏托邦，同時也是一個融合現實的電影。下午2點，陪審團主席Atom Egoyan（他是一個美國人）宣布金熊獎得主為Michael Winterbottom的難民劇本《塵世之間》；于此同時，超過40萬人在波茨坦廣場集會反對對伊拉克的入侵。在那個時刻，柏林電影節與那部電影直白地表述了“塵世之間”。我曾在2006年感到類似的緊張感，在《格巴維察》這部影片裡，Jasmila Zbanic關于波斯尼亞的劇本赢得了金熊獎。去年的金熊獎得主是《計程車》，Jafar Panahi曾使這部影片處于秘密狀态。這不僅僅是一項有勇氣的工作，而且它還通過一種宏大的方式表達了言論自由是一項不可剝奪的權利。
3給難民一個家：柏林電影節的責任
一個名叫Nazif Mujic的來自波斯尼亞羅馬文化遺産繼承者，演繹着自己的故事，《采鐵人的渺生一頁》，他的演出在2013年赢得了最佳演員銀熊獎。NazifMujic和他的家人傳回柏林并尋求避難。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作為柏林電影節的從業人員，有着特殊的責任。我們私下為他聘請了優秀的律師，并為他做我們力所能及的事情。然而，我們并無力改變法律：由于他的祖國被認為是一個安全的國家，他和他的家人不得不傳回波斯尼亞。
圖：由 Kim Nguyen導演的《戰地巫師》裡的Rachel Mwanza
尤其當涉及非專業演員時，我們對此有着更大的責任。這适用于《塵世之間》裡的主人公；同樣适用于Feo Aladag的阿富汗電影《世界之間》（2014年）；也适用于《戰地巫師》（2012年）裡的青少年演員，這是一部關于童兵的電影，憑借這部影片Rachel Mwanza赢得了最佳女演員獎。我們邀請他們來到柏林，并向對待主人一樣關心他們，但是當他們要傳回家鄉時，我們并無法解決他們面臨的所有問題，例如戰争、地區沖突、貧窮。我們隻能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内盡力讓更多的人關注他們所面臨的應受譴責的局面。
長遠來看，解決難民問題需要通過外交手段。隻有通過外交途徑，才能結束迫使人們背井離鄉的錯亂狀态。另外，我們必須與貧困作鬥争，我們國家貧富之間的差距正在拉大。因為它引起了這種不規則的程序，比如在東德或者孟加拉國。電影隻是提升了對這個程序的敏感性。順便提一下，我無法了解富人。他們愚蠢的利潤兜售導緻了以下這些問題：例如，奈及利亞的饑餓和恐怖活動，在北極開采油沙造成了環境的巨大破壞。這最後由納稅人來買單；軍隊和政治來重建秩序。數十億美元的糧食援助很有必要，而合作将産生更大的利潤。
當然，2016年的柏林電影節将再次全身心緻力于難民問題。可以說，它植根于柏林電影節的DNA中，它為制片人和藝術家提供了一個挖掘社會問題的平台。此刻，我們将審視我們的選擇并努力與難民組織取得聯系。另外，我們正在考慮采取有益的綜合措施。單單針對難民的免費入場券是不夠的。什麼類型的論壇是合适的以及我們如何能夠制作難民們能夠認同的内容？我剛剛聽說一個例子：在戈爾措的勃蘭登堡村，難民兒童拯救學校被關閉，通過運作時間最長的紀錄片（Barbara and Winfried Junge的《戈爾措的兒童》），這被柏林電影節的觀衆所周知。通過原民主德國紀錄片制作人，到達的難民們被展出了8部在叙利亞和伊拉克制作的老電影。通過電影，難民可以看到他們家園被破壞之前的景象，這對他們每個人而言肯定都是一次非常令人激動的經曆。
九月上旬威尼斯電影節期間，我偶然遇到了作家 Donna Leon，正好在總理默克爾之後，他針對大量的難民做了現在著名的聲明：“我們能夠做得到”。 Donna Leon對我說，德國正在經曆它曆史上最好的時刻。德國正在接收大量的難民并對此持有積極的态度，并将其視為這個國家中最重要的個體。我們正在經曆一個曆史的轉折點，我們大多數人有幸不必去親身經曆迫害、遷徙和戰争。不管怎樣，我們目前正面臨着同樣巨大的人口遷徙。我們第一次開始真切地意識到，對于數百萬背井離鄉的難民而言，不知能否以及何時能夠再次回到故土意味着什麼。目前的局面為我們提供了一個了解自己曆史的機遇——我們應該從中學習，做所有我們可以做的，給予他們尊重并給他們一個新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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