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2月11日，第66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当晚在柏林电影宫拉开帷幕，本届评委会主席由美国影坛常青树、两届奥斯卡影后得主梅丽尔•斯特里普担任，群星云集，有人关注科恩兄弟《凯撒万岁》中的好莱坞倾向，有人关注中国导演杨超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长江图》能否摘得金熊奖。然而，柏林电影节真正的魅力在哪里呢？柏林电影节主席Dieter Kosslick表示，对难民问题的关注是柏林电影节一以贯之的主题，这也正是柏林电影节的责任和努力的方向。
如今，当德国柏林电影节展现出对难民的支持态度，这并不是因为柏林电影节出于愧疚。真正应该感到愧疚的应该是那些政客、武器交易商、股票投资者以及那些其他冷血的人。正是他们最初造成了这次难民灾难并从中渔利。现在，同样是这些人伪善地侮辱难民，将他们指控为罪犯和恐怖分子。
图：柏林电影节主席 Dieter Kosslick
1关注难民问题：柏林电影节的“六眼原则”
自柏林电影节1951年举办以来，我们不仅在今天众所周知的“欢迎文化”方面有过积极经历。而且假如它不欢迎外国人，那么柏林电影节将不复存在。在波茨坦广场举办的为期11天的节日展示了文化多样性是如何充满能量和活力地庆祝一个和平集会的。
尽管很明显，在类似巴黎恐怖袭击这样的事件之后，人们也想知道这些和平集会和打着“接受多样性”或者“宽容”旗号的节日是否有效。最近，我曾在约旦、沙特阿拉伯利雅得以及德黑兰遇到过德国外交部长 Frank-Walter Steinmeier和一个文化代表团。在德黑兰的一所大学里，Steinmeier为学生和政治家们做了一次演讲。同样，我在一次论坛中表明了对文化沟通和Steinmeier所谓的六眼原则的支持态度，即：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对事物的洞察，有自己的双眼，并且以此我们应该试着去观察别人的视角，去寻找共同的视角，通过双方视角的转换、观点的分享来实现对话，实现目标的达成。
图：Jafar Panahi的《出租车》
那里的学生们都知道，Jafar Panahi是伊朗体制的一个批评者，曾经在2015年2月获得过金熊奖；学生们也知道柏林电影节近年来积极支持伊朗电影。然而，在这次演讲大厅的后排，一个人站了起来，并声称我们的文化和信仰排斥互相沟通和理解。作为回应，我指出《古兰经》和《圣经》的部分章节事实上呈现出了相似之处，耶稣不仅是一个基督徒也是一个犹太人。随着这次讨论结束，交流变得不再可能。即便如此，我确信只有当我们努力去寻求共同的目标时，我们才更有可能去接受彼此的文化。例如，怎样才能使我们有尊严的活着？我们需要什么？我们如何才能找到幸福？每个人的经历可能不同，然后当人们有共同的目标时，大多数人会在这一点上达成共识，即：我们希望活在充满尊严与和平的世界里。
在电影行业，六眼原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们通过荧屏就好像我们通过一扇打开的窗户去走进另外一个世界，我们处于电影世界的中心。
2文明的碰撞：柏林电影节真正的魅力所在
每年柏林电影节会吸引来自130个国家超过2万名的参与者，并且在这11天节日里，柏林电影节粉丝们会走进电影超过50万人次。在过去的65年里，这些和平共处的外国人已经成了我们的标准惯例。当然，在电影虚幻空间以及节日保护之外，这将很难完成。同样，相对于经济，柏林电影节更容易通过文化来提供一个对话的机会，因为经济方面的对话本质上更多关注的是利润而缺乏对交流的关注。
图：由Michael Cimino导演的《猎鹿人》里的Robert De Niro 来源：柏林电影博物馆
假如我们可以成功地不将对恐怖主义的恐惧和目前的难民涌入联系在一起，我们会发现难民问题有助于我们在社会包容性方面实施一次重大的尝试。与难民共处已经无疑改变了我们的社会，自从晚夏以来，难民产生了相似的影响。柏林电影节作为一个具有包容性的地带，在这方面有过许多经历。我们在应对国际关系问题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但却有一次例外，即：当 Michael Cimino在1970年柏林电影节竞选影片中展出他的越南影片《猎鹿人》时，苏联以及其他来东欧集团的代表们撤回了他们的影片并且生气的离开，据称是因为Cimino的电影侮辱了越南人。这是在冷战时期的一个巨大误解。
在我看来，文明的碰撞正是柏林电影节如此充满魅力的真正原因所在。我记得其中一个令人愉快的文化碰撞发生在老波茨坦大街的深夜。当时，柏林影展新秀研习营前身的400名参与者从红地毯径直走向一个腊肠站，这个腊肠站是柏林电影节仅有的一个腊肠站。我们根据宗教信仰的不同为这些有天赋的参与者分发红色或蓝色的小卡片、带有猪肉或不带猪肉的腊肠优惠券。在这个过程中，有两名以色列年轻人迅速移到我的右边。他们希望我将他们介绍给站在我左侧的三个阿富汗年轻人，这三个阿富汗年轻人带来了一个关于塔利班政权下有关他们生活的片子。这是不可能变为可能的一个时刻：一次以色列和阿富汗的合作生产。是的，我们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图：由Jasmila Zbanic导演的《格巴维察》里的Luna Mijovic
对我而言，最紧张的一个时刻发生在2003年柏林电影节的最后一天，它不仅仅是一个乌托邦，同时也是一个融合现实的电影。下午2点，陪审团主席Atom Egoyan（他是一个美国人）宣布金熊奖得主为Michael Winterbottom的难民剧本《尘世之间》；于此同时，超过40万人在波茨坦广场集会反对对伊拉克的入侵。在那个时刻，柏林电影节与那部电影直白地表述了“尘世之间”。我曾在2006年感到类似的紧张感，在《格巴维察》这部影片里，Jasmila Zbanic关于波斯尼亚的剧本赢得了金熊奖。去年的金熊奖得主是《出租车》，Jafar Panahi曾使这部影片处于秘密状态。这不仅仅是一项有勇气的工作，而且它还通过一种宏大的方式表达了言论自由是一项不可剥夺的权利。
3给难民一个家：柏林电影节的责任
一个名叫Nazif Mujic的来自波斯尼亚罗马文化遗产继承者，演绎着自己的故事，《采铁人的渺生一页》，他的演出在2013年赢得了最佳演员银熊奖。NazifMujic和他的家人返回柏林并寻求避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作为柏林电影节的工作人员，有着特殊的责任。我们私下为他聘请了优秀的律师，并为他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然而，我们并无力改变法律：由于他的祖国被认为是一个安全的国家，他和他的家人不得不返回波斯尼亚。
图：由 Kim Nguyen导演的《战地巫师》里的Rachel Mwanza
尤其当涉及非专业演员时，我们对此有着更大的责任。这适用于《尘世之间》里的主人公；同样适用于Feo Aladag的阿富汗电影《世界之间》（2014年）；也适用于《战地巫师》（2012年）里的青少年演员，这是一部关于童兵的电影，凭借这部影片Rachel Mwanza赢得了最佳女演员奖。我们邀请他们来到柏林，并向对待主人一样关心他们，但是当他们要返回家乡时，我们并无法解决他们面临的所有问题，例如战争、地区冲突、贫穷。我们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让更多的人关注他们所面临的应受谴责的局面。
长远来看，解决难民问题需要通过外交手段。只有通过外交途径，才能结束迫使人们背井离乡的错乱状态。另外，我们必须与贫困作斗争，我们国家贫富之间的差距正在拉大。因为它引起了这种不规则的进程，比如在东德或者孟加拉国。电影只是提升了对这个进程的敏感性。顺便提一下，我无法理解富人。他们愚蠢的利润兜售导致了以下这些问题：例如，尼日利亚的饥饿和恐怖活动，在北极开采油沙造成了环境的巨大破坏。这最后由纳税人来买单；军队和政治来重建秩序。数十亿美元的粮食援助很有必要，而合作将产生更大的利润。
当然，2016年的柏林电影节将再次全身心致力于难民问题。可以说，它植根于柏林电影节的DNA中，它为制片人和艺术家提供了一个挖掘社会问题的平台。此刻，我们将审视我们的选择并努力与难民组织取得联系。另外，我们正在考虑采取有益的综合措施。单单针对难民的免费入场券是不够的。什么类型的论坛是合适的以及我们如何能够制作难民们能够认同的内容？我刚刚听说一个例子：在戈尔措的勃兰登堡村，难民儿童拯救学校被关闭，通过运行时间最长的纪录片（Barbara and Winfried Junge的《戈尔措的儿童》），这被柏林电影节的观众所周知。通过原民主德国纪录片制作人，到达的难民们被展出了8部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制作的老电影。通过电影，难民可以看到他们家园被破坏之前的景象，这对他们每个人而言肯定都是一次非常令人激动的经历。
九月上旬威尼斯电影节期间，我偶然遇到了作家 Donna Leon，正好在总理默克尔之后，他针对大量的难民做了现在著名的声明：“我们能够做得到”。 Donna Leon对我说，德国正在经历它历史上最好的时刻。德国正在接收大量的难民并对此持有积极的态度，并将其视为这个国家中最重要的个体。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历史的转折点，我们大多数人有幸不必去亲身经历迫害、迁徙和战争。不管怎样，我们目前正面临着同样巨大的人口迁徙。我们第一次开始真切地意识到，对于数百万背井离乡的难民而言，不知能否以及何时能够再次回到故土意味着什么。目前的局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自己历史的机遇——我们应该从中学习，做所有我们可以做的，给予他们尊重并给他们一个新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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