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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史人物傳:陳垣

作者:讀史與用史

陳垣字提庵,号勵,1880年11月12日(清光緒六年十月初十)生于廣東新會一個藥材商人的家庭。五歲随父至廣州,次年入私塾。十二歲時,讀張之洞的《書目答問》,打開了眼界。越年進而反複閱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掌握了比較豐富的目錄學知識,學會按着目錄選買自己需要的書看,對曆史表現出濃厚的興趣。1897年,到北京參加順天鄉試,因不願受八股文程式的限制,放筆為文,沒有考中。回到廣東,以教蒙館為生,同時繼續自學。

1904年,陳垣參加了廣州《時事畫報》的籌辦工作。畫報有圖有文,畫者為高劍父等人,陳負責文字部分。他用“謙益"(與“滿招損”相對)、“錢罂"(儲錢罐“撲滿”的别名)等含有反清意義的筆名發表了大量文章。許多文章運用元朝曆史及清帝上谕等曆史題材,影射現實。在此期間,他參加了同盟會。

1907年,陳垣的父親患腎結石病,中醫久治無效後來經西醫手術治療得到痊愈,陳深受刺激,決心學習西醫,乃考入美國教會辦的博濟醫學堂。由于學校當局歧視中國員生,他憤而退學,與梁慎餘等人發起創辦廣東光華醫學專門學校。這是第一所私立的由中國人自己管理的西醫學校,他也是該校的第一屆畢業生。1910年畢業後,他留校任教并在課餘義務行醫。在《醫學衛生報》、《光華醫事衛生雜志》上,他發表了《孔子之衛生學》、《中國解剖學史料》等大量宣傳醫藥衛生知識和醫學史的文章。1911 年,又主編《震旦日報》兼副刊《雞鳴錄》主筆,繼續鼓吹革命。

辛亥革命後,陳垣當選為衆議員,于1913年赴北京任職,參與政治活動,結識了舊交通系首領梁士诒。翌年,他先後在梁主持的全國稅務處、國内公債局、毛革改良會等機構任職。1921年12月梁士诒任國務總理,陳垣擔任教育次長并代理部務(總長黃炎培未到職)。他在北京結交文友,閱讀圖書,研究史學。承德避暑山莊藏的文津閣《四庫全書》運到京師圖書館後,他在10年中,用相當多的時間研讀了這部8億多字的大叢書。

陳垣自1917年春開始從事中國基督教史的研究。在收集資料時,結識了兩位愛國天主教徒馬良(相伯)和英華(斂之)。當年5月,他寫成《元也裡可溫考》。這是他的第一篇史學論文,引起學術界的重視。由此他開始了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史學研究所學生涯。

1922年,陳垣在脫離了政界之後,任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導師和京師圖書館館長,1924年任清室善後委員會委員,1925年任故宮博物院圖書館館長,1926年任輔仁大學副校長、校長,1928年任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所長,1929年任北平師範大學史學系主任,1931年任北京大學史學系名譽教授,專心緻力于教育和治史。這一時期他的史學研究和教學主要集中在三個領域,即宗教史、元史和曆史文獻學。他是中國宗教史研究的開拓者之一,對在中國曆史上流傳的主要宗教,包括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道教以及摩尼教、火祆教、猶太教等,都作了深入研究。他的《元西域人華化考》,論述元代色目人的漢化,日本學者稱他為“現在中國史學者中,尤為有價值之學者也"。他對曆史文獻學的目錄學、年代學、校勘學、避諱學等學科,作了總結性的研究,《二十史朔閏表》、《中西回史月曆》、《元典章校補釋例》(後改名《校勘學釋例》)、《史諱舉例》是這些領域的重要著作。

陳垣在曆史學的教學中也有許多創新,其開設的“史學名著選讀”和“史學名著評論”課,就是今天各大學曆史系普遍開設的“曆史文選”和“中國史學要籍介紹”課的前身。他的“史源學實習”課,由于采用實習的方法,讓學生從史學名著中找出錯處,調動了學生學習的主動性,使他們終生受益。陳垣這時期的研究和教學工作,奠定了他在學術界的地位。1935年他當選為中研院評議員。

1937年“七七”事變後不久,北平淪陷。由于輔仁大學受德國教會提供經費,是以成了淪陷期間北平唯一不向日僞當局注冊的學校。陳垣留在學校盡力引導廣大青年學生保持民族氣節。他堅決拒絕擔任淪陷區最高文化團體“東亞文化協會”的會長。陳垣在抗戰中,除了教學之外,還滿懷抗日愛國熱忱寫成專著七種,即《舊五代史輯本發覆》、《釋氏疑年錄》、《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記》《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中國佛教史籍概論》《通鑒胡注表微》,寓民族氣節于著作中。他的這些著作在材料運用上有很大特色。《明季滇黔佛教考》發掘出在很多常見的書中未為人在意的佛教史料,充分運用了許多從未被人利用的材料。1939年初,他在故宮發現了部《嘉興藏》。藏書處所陰暗潮濕 ,蚊子很多,為了打開這座沉霾了300年的史料寶庫,他帶領助手,每次事先服用奎甯丸,在一年多時間裡将全藏閱讀一遍,搜集了許多清初僧人的語錄,在《明季滇黔佛教考》中充分加以運用。他在該書重印後記中說:“以語錄入史,尚是作者初次嘗試,為前此所未有。”

陳垣在撰著這些史著期間,學術思想有重大變化。他認為不僅僅要在學術上超過日本,還應當将自己的史學教學與研究直接參加到抗日鬥争中,是以以提倡經世緻用的顧炎武《日知錄》作為教材。他認為史學的經世緻用,最主要的就是要激發知識分子熱愛祖國、反對民族壓迫的民族氣節。他這一時期的所有著作都圍繞這個主題。

《通鑒胡注表微》是陳垣的最後一部專著,也是他許多學科研究成果的總結,在後記中稱之為自己“學識的記裡碑”。這部書的最後完成和出版已在抗戰勝利之後。他對國民政府的所作所為大失所望,是以在《通鑒胡注表微》中補充了一些内容,指出“民心者人民心理之向背也。人民心理之向背,大抵以政治之善惡為依歸”,“外戰猶有民族意識為之防,内戰則純視民心之向背”等等。

陳垣追求真理,向往光明。北平解放前夕,南京國民政府幾次派飛機接他及一些著名學者南下,都被他拒絕。1949年1月底,北平和平解放,陳垣學習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著作,思想發生劇變。

1950年,由于教會停發經費,輔仁大學由教育部接辦,陳垣繼續擔任校長。1952年高等院校調整,他任北京師範大學校長。1954年,任中國科學院曆史研究所所長,1955年當選為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他還是第一屆至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和常務委員。1959年,他加入了中國共産黨。他在擔任繁重的學術上司工作的同時,仍從事教學和寫作,并将舊著陸續整理出版。

1971年6月21日,陳垣病逝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