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勘學在中國傳統學術中占有重要地位，曆代以校勘成名家者頗不乏人。迨至清乾嘉時期，樸學大興，校勘之學趨于鼎盛，校勘大家疊出，校勘名著衆多，成就斐然。就校勘方法而言，前代學者在校勘古籍的實踐過程中，自覺或不自覺地遵循一些基本原則，嘗試使用多種不同的方法，但缺乏對這些基本原則和方法進行系統歸納和概括。是以，當1931年陳垣《元典章校補釋例》後改稱《校勘學釋例》——以下簡稱《釋例》。出版後，學界為之震驚。孫楷第評論說：“《元典章釋例》捧閱再三，體大思精，蓋為絕學，讀之忻驚無似!清儒校勘最精，從無開示體例如公之此書所為者。”[1]而胡适則稱之為“中國校勘學的一部最重要的方法論”，認為“是新的中國校勘學的最大成功”。[2]
《校勘學釋例》的問世，使古籍校勘結束了自然、随意的狀态，有了準确的理論指導，特别是校勘方法論，貫通古今，具有很強的操作性。
陳垣的校勘方法論主要展現在《校勘學釋例》卷6之《校法四例》和《通鑒胡注表微·校勘篇》中。《校法四例》包括對校法、本校法、他校法和理校法四種，雖然是校勘《元典章》一書所用的方法，但基本上是對曆代校勘方法的歸納和總結，是以一經提出，很快為學術界所接受和認可。在這四種方法之外，又有集校、彙校等提法，但集校和彙校不是獨立的校勘方法，而是出校的一種方式。
“校法四例”堪稱是中國古籍校勘方法論的科學概括，是陳垣校勘學的精義所在。
一、對校法的方法和原則
在校勘實踐中，這四種校勘方法不是孤立使用的，在不同條件下，在不同工作階段，可以使用其中一種，也可以同時使用其中幾種，對此陳垣有詳細的分析和說明。
對校是要校出底本、祖本或别本的異同，是一個獲得異文資料、發現錯誤的過程。陳垣解釋說：“對校法，即以同書之祖本或别本對讀，遇不同之處，則注于其旁。劉向《别錄》所謂‘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者’，即此法也。此法最簡便，最穩當，純屬機械法。其主旨在校異同，不校是非，故其短處在不負責任，雖祖本或别本有訛，亦照錄之;而其長處則在不參己見，得此校本，可知祖本或别本之本來面目。故凡校一書，必須先用對校法，然後再用其他校法。有非對校決不知其誤者，以其文義表面上無誤可疑也”，“有知其誤，非對校無以知為何誤者”。[3]
陳垣強調：“凡校一書，必須先用對校法。”[3]他認為在校勘四法中，對校法是第一位的，這是他在校勘實踐中的深切體會。在“校法四例”中，陳垣指出有兩種情況非用對校不可。第一種：“有非對校決不知其誤者，以其文義表面上無可疑也。”如沈刻《元典章》之“刑部”卷1頁5“延祐四年正月”，元刻本作“閏正月”。又如同一頁“大德三年三月”，元刻本作“五月”。[3]隻看字句表面，沒有版本之間的對校，不可能知道錯誤在哪裡。
第二種：“有知其誤，非對校無以知為何誤者。”如沈刻《元典章》之“戶部”卷7頁12“每月五十五日”，元刻本作“每五月十五日”。又如“兵部”卷3頁7“該六十二日奏”，元刻本作“六月二十日奏”。[3]文中的錯誤很容易發現，但如果沒有版本之間的對校，則無法知道錯在何處，搞不清是五日還是十五日，是六日還是十二日。由此可以看出對校的重要性。對校是校勘過程中必須經過的步驟，必須使用的方法。
《釋例》中強調對校的地方很多。如“誤連上下文例”說：“又有兩段或兩段之間，中有脫文，遂至兩條混為一條，非發現脫文，不知其症結何在”。[3]發現脫文隻能靠對校。又如卷5：“所誤為元時所有之地名，而未指明隸屬，則非用對校法，莫知其誤。”還有：“地名誤作非地名，有時亦非對校不可。”涉及書籍内容的具體方面，也隻有靠對校才能發現并解決問題。[3]
在陳垣提出的校勘四法中，胡适于對校法最為贊賞，推崇備至。胡适說：“我要指出援庵先生的《元典章校補》及《釋例》有可以永久作為校勘學的模範者三事：第一，他先搜求善本，最後得了元刻本，然後用元人的刻本來校元人的書;他拚得用極笨的死功夫，是以能有絕大的成績。第二，他先用最古刻本對校，标出了所有的異文，然後用諸本互校，廣求證據，定其是非，使我們得一個最好的、最近于祖本的定本。第三，他先求得了古本的根據，然後推求今本是以緻誤之由，作為‘誤例’四十二條，是以他的‘例’都是已證明的通例：是校後歸納所得的說明，不是校前所假定的依據。”“如阙文，如錯簡，如倒葉，如不經見的人名、地名，或不經見的古字、俗字，均非對校無從猜想。故用善本對校是校勘學的靈魂。”[2]胡适認為“用善本對校是校勘學的靈魂”，陳垣也認為對校最為可靠，他曾說：“校勘當先用對校法。”又說：“他校費力而未必中，不如對校之省力而得其真。”[4]他晚年在《關于徐氏庖言》一文中，又曾說過“理校不如對校穩當”的話。[5]可見他對對校的重視，校勘古籍不能越過這個步驟。
但是，陳垣并沒有把對校的作用絕對化，這同胡适的觀點是有較大差別的對此筆者将另文讨論。由于對校法的主旨在于“校異同，不校是非”，其局限性是明顯的，因為我們不可能得到原作者的底稿，所見到的多是較早的傳本，甚至是普通的本子，是以對校雖能發現異同，但有時難以判斷正誤。古籍校勘的目的應該是改正錯誤，存真複原，還古籍本來面目，僅僅用對校一種方法是很難完成任務的。
二、對校與版本分析與選擇
對校中版本是關鍵。陳垣認為版本的種類、時代、優劣，直接關系到校勘工作能否成功。他在《通鑒胡注表微·校勘篇》中強調“校書當蓄異本”，并舉清人趙紹祖《通鑒注商》為例。《晉書》卷65《王導傳》有一句話：“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為司馬光《資治通鑒》所引用。趙紹祖認為《資治通鑒》引用錯誤，“江河之異”應作“江山之異”。趙紹祖根據的是明監本、汲古閣本和清殿本《晉書》，而時代更早的宋刻本《晉書》确實作“江河之異”。陳垣感慨地說：“趙君既誣《通鑒》，又誣胡注，皆株守一書，不講求版本之過。”[4]
陳垣強調校勘不僅要廣蓄異本，而且要充分利用古本和善本。一般而言，一種古籍的版本當然是多多益善，版本越多，可供比較的各種異文資料也越多。但校勘要講究版本品質，古本、善本對于校勘的作用更大，一部古本或善本，可能比十部普通的版本還要有價值。能否搜求到好版本，關系到校勘工作的成敗，是以陳垣說：“對校貴有佳本。”如校勘《元典章》，盡管陳垣很早就有意于此，但由于沒有得到理想的版本，遲遲未能進行。直到1925年在故宮發現元刻本之後，才得以全面展開并最終完成。如果沒有元刻本，這一校勘工作很難順利完成，更談不上取得成功了。也正因為有了元刻本，陳垣才能夠校出沈刻本的那麼多錯誤，進而完成校勘學理論體系的建構。
陳垣雖然重視古本和善本，但他從不迷信宋元舊版，從不認為宋元舊版一切都好。對于時代稍晚的版本，隻要印校俱精，他都給予足夠的重視和肯定，這和清代一些校勘學家有很大不同。他校《元典章》時，發現元刻本的一些錯誤已經沈刻本糾正，是以特寫出“元本誤字經沈刻改正不校例”一條，肯定了沈刻本的貢獻和價值。又如他在《影印明本冊府元龜序》中，指出宋本誤而明本不誤的地方多處，也即此意。總之，他既強調宋元舊版在校勘中的重要作用，又不過分迷信。
陳垣特别重視分析版本源流，依據版本系統考察版本的流傳過程，這對校勘有重要的意義。如他分析《資治通鑒》的版本源流時說：“若不論其支派，而論其單傳，則元祐杭州本為祖本，紹興初餘姚覆刻元祐本，為第一傳;元至元初燕京興文署覆刻紹興本，為第二傳;元末臨海刻胡注，即用興文署正文，為第三傳;清嘉慶末鄱陽胡氏重雕胡注，為第四傳。”[4]對版本的分析研究，就是對各種異文資料的分析研究，是校勘前的重要準備工作。沒有對版本系統、版本源流的分析，則會以孫為祖，以流為源，越校越亂，反而無所适從。異文材料的淵源和構成清楚了，才能決定取舍，判斷正誤，分析緻誤原因，得出正确結論。
三、本校、他校及理校的方法和原則
校勘四法中的另外三種校法是本校、他校和理校，這是在不同條件下采用的校勘方法。凡校勘古籍，應該首先用對校，然後依次用本校和他校，最後才能用理校，這是陳垣校勘學理論中的基本方法體系。本校、他校、理校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可以幫助判定是非，改正錯誤。
關于本校法，陳垣說：“本校法者，以本書前後互證，而抉摘其異同，則知其中之缪誤。吳缜之《新唐書糾謬》，汪輝祖之《元史本證》，即用此法。此法于未得祖本或别本以前，最宜用之。”[3]本校法是在對全書内容、體例包括作者情況深入了解和研究的基礎上，在沒有别的版本可供校勘的情況下，采用本書前後互證，以發現沖突之處。陳垣最初校勘《元典章》，“曾以綱目校目錄，以目錄校書，以書校表，以《正集》校《新集》”，發現許多不一緻的地方，取得了初步成果。[3]至于全書字句前後沖突或難以疏解的地方，有時不必需要異本對校，僅依據本書就可以得出正确判斷。
關于他校法，陳垣說：“他校法者，以他書校本書。凡其書有采自前人者，可以前人之書校之，有為後人所引用者，可以後人之書校之，其史料有為同時之書所并載者，可以同時之書校之。此等校法，範圍較廣，用力較勞，而有時非此不能證明其訛誤。丁國鈞之《晉書校文》，岑刻之《<舊唐書>校勘記》，皆此法也。”[3]他校法要求搜集掌握他書有關本書的資料，作為校勘的參考。如他發現《元典章》沈刻本與元刻本都有“納尖尖”和“納失失”的字樣，不知何意，雖然懷疑有誤，但對校、本校未能發現問題。後來查對《元史》卷77《祭祀志》和卷78《輿服志》，才知道應該是“納失失”，元刻本和沈家本刻本都錯了，于是刻書、抄書過程中因字形相近而出現的錯誤才得以糾正。
陳垣還曾經用《通典》和《冊府元龜》補過《魏書》、《周書》的缺頁，這是利用他校法最精彩的案例，久為學術界驚歎。[1]P58-63不過古人引書并不一定全引原文，有時是節錄或轉引大意，這是在利用他校法時必須注意的。
關于理校法，陳垣引用段玉裁的話說：“校書之難，非照本改字不訛不漏之難，定其是非之難。”“定其是非”的過程，就是理校法。他進一步指出：“遇無古本可據，或數本互異，而無所适從之時，則須用此法。此法須通識為之，否則鹵莽滅裂，以不誤為誤，而糾紛愈甚矣。故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險者亦此法。”[3]理校法的根據是義理而不是版本等其他材料依據。陳垣認為理校法也是科學的校勘方法，但他強調要慎重，要掌握分寸。他的原則是：“非有确證，不敢藉理校而憑臆見。”[3]理校也要有确鑿的證據，不能以理校為借口而随意改動。認為隻有像錢大昕、段玉裁、王氏父子等學問淵博深厚的通識之士，才能使用理校法。
四、校勘方法與考證學
在校勘四法中，對校是非常客觀的，是校勘最基本的方法，其它三種則是分析考證的方法。在校勘實踐中，陳垣總是将兩種或兩種以上的方法結合起來，綜合運用。除了文字詞句的校勘之外，陳垣還特别重視史實的校勘。注重史實的校勘，實際已經進入考證學的範圍。
陳垣的很多精彩校勘案例實際上是通過精辟的考證來實作的。《通鑒胡注表微·校勘篇第三》中有這樣一個例子：鄱陽胡氏覆刻《通鑒音注》，其中有一條胡三省的注：“世固有知之言之而不能究于行者韓偓其人也。”斷句為：“世固有知之言之，而不能究于行者，韓偓其人也。”陳垣認為這個注不可了解，因為胡三省與韓偓有相似的遭遇，胡三省不可能這樣評價韓偓。這就是理校法，是根據自己豐富通達的學識對這段文字提出疑問。至于問題出在哪裡，還要進一步尋找證據。陳垣後來看到元刻本和明刻本，果然是胡刻意改“行”為“能”，原文應該是：“世固有知之言而不行，究于行者，韓偓其人也。”完全是胡三省稱贊韓偓的話。不用對校，隻能發現問題，而不能解決問題;利用對校，則豁然通曉。這是将校勘學和考證學完美結合起來而得出的結果。
校勘和考證的結合，将考證融入具體的校勘實踐，正是陳垣校勘學的獨到之處，是其他人難以企及的地方。
參考文獻
[1]陳垣來往書信集[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411.
[2]胡适.校勘學方法論-序陳垣先生的《元典章校補釋例》[A].胡适書評序跋集[C].長沙：嶽麓書社，1987.
[3]陳垣.校勘學釋例[M].北京：中華書局，1963.
[4]陳垣.通鑒胡注表微·校勘篇第三[A].中國現代學術經典·陳垣卷[C].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5]陳垣.關于徐氏庖言[N].光明日報，1962-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