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五年，年僅十九歲的姚鼐得中江南鄉試，真是少年壯志，一舉成名。乾隆二十八年，姚鼐考中進士，從此正式走上仕途。兵部、禮部、刑部，幾年時間，他轉了三個部，可是對于一個有志于學問的人，六部這樣純粹的辦事機構并不适合于他。
終于，機會來了，乾隆三十八年，朝廷開設《四庫全書》館，遴選博學之士入館，姚鼐被選為纂修官。這一下他本可以一展抱負，大施拳腳了。可誰知《四庫》館也不是淨土，入館的都是飽學宿儒，人人都有一套自己的主張，學術上的派别和門戶之見甚至比官場更甚。
姚鼐其時雖年已四十，可在館中還算後學，他本該跟在長輩們身後唯唯諾諾的，可他偏要提出自己的意見和主張，尤其不該的是他的意見和主張還與總纂官也就是館長紀曉岚相左。
紀氏在學術觀點上崇漢抑宋，姚鼐則認為“儒者生程、朱之後，由程、朱而明孔、孟之旨，程、朱猶吾父師也。”言下之意，後來者若抹殺宋儒在學術上的貢獻，無疑是數典忘祖。
如此一來，他在《四庫》館中的日子便不太好過，他標明的篇目常常會遭到紀館長的挑剔和删削。道不同不相為謀，五柳先生不為五鬥米折腰，青蓮居士“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文人氣節在姚鼐身上得到了充分展現。乾隆三十九年臘月，姚鼐毅然辭官南歸。從此，步其師劉大櫆後塵，走上了教書育人之路。
南歸途中，他順道看望時任泰安知府的摯友朱子穎。臘月二十八，兩人踏雪登山，在五嶽之尊的泰山極頂，姚鼐俯視群峰小如棋子，天下隻不過是一隻棋盤，人生也不過是走了幾步棋而已。他的心情豁然開朗，欣然命筆，寫下了那篇著名的《登泰山記》。
在這篇散文裡，他關于散文創作“義理、辭章、考據”的三要素得到了很好的展現。此三要素正是他總結戴名世、方苞、劉大櫆等一大批桐城文人的創作實踐和理論依據而提出的較為完整的創作理論。也正是這個理論的提出，使桐城文風獨成一派，那就是終清之世，統領文壇二百餘年的千古文派――桐城派。
南歸之後，姚鼐在桐城閑居了兩年，除了讀書寫作之外，便是去看望他的恩師劉大櫆。此時的劉大櫆已是年近八旬的老人了，身體依然康健。他一生沒有争得一官半職，卻教授了一大批高足弟子，且寫下了無數堪稱經典的詩文。
他的弟子們在全國各地做官，也就把他的文風帶向了全國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