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 class="pgc-h-center-line" data-track="2">前言</h1>
图|1962年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与保健护士郑淑云的儿子合影
作为周总理、邓颖超的秘书，赵炜在西花厅工作了40多年。
在赵炜的一生中，周总理和邓颖超是对她一生影响最多的两个人，回忆起在两位老人身边的点点滴滴，赵炜深有感触：
“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同志是我心目中的两位伟人，同时又是我的直接领导和长辈，在同这对夫妇相处的几十年里，他们一直关心着我的工作和生活，关心着我的成长和进步，关心着我的家庭、父辈、子女……”
“我之所以能有今天，完全是党和两位老人家培养教育的结果。”
<h1 class="pgc-h-center-line" data-track="142">结婚当天，周总理亲自到场祝贺</h1>
赵炜被调入西花厅工作，纯属偶然。
五十年代初，抗美援朝运动蓬勃展开，赵炜也随之参军入伍，成为一名光荣的女兵。
就连她也没有想到，就是因为这个简单的决定，她的命运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当兵时因为是初中学历，赵炜没有被分配到连队里，而是留在总部机关当了一名办事员。
1953年，赵炜转业后进入长春中国人民解放军机要干部学校。毕业后恰好赶上了国务院调任。
于是赵炜又被选到了国务院，在机要处任译电员。
可在国务院工作也没多长时间，党组织又告诉她：“总理办公室要选一个工作人员，他们选中了你。”
图|秘书赵炜与邓颖超合影
这一切的经历令赵炜猝不及防。调到总理身边工作，她心里忍不住打鼓：“我这水平和能力行吗？”
事实上也由不得她多想。
1955年1月，年仅23岁的赵炜调到了西花厅工作。
即便是时隔多年，对于这段经历，赵炜仍然是印象深刻。
周总理对秘书工作要求十分严格，也让赵炜学习了不少，周总理虽然偶尔有批评人的时候，却很少严厉的批评她，也使得赵炜心里感受到了许多的温暖。
赵炜被选入西花厅工作之前，就已经谈了对象，是国务院秘书厅机要处第三组组长赵茂峰。
巧的是1956年初，赵茂峰也被调到总理办公室工作，于是两人决定结婚。
赵茂峰、赵炜作为总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结婚自然是要通知一下大家。
周总理、邓颖超还专程派人送去礼物，不过在赵炜心目中，周总理、邓颖超工作繁忙，大概率是不会来。
而且结婚前，邓颖超派人送礼物表达祝福时，就说了自己身体不好，晚上就不来了的事儿。
只是令赵炜没想到的是，邓颖超大姐虽然没有来，周总理居然亲自赶到了。
晚上八点来钟的时候，有人急匆匆地从门外跑进来通知：“周总理来祝贺你们啦。”
赵炜和丈夫赶紧往外跑，跑到门口时，正好赶上周总理要进门。
一见两位新人跑了出来，周总理笑了笑，慈祥地说：“听说你们今晚结婚，我外出见客回来，也来祝贺你们新婚之喜。”
周总理离开以后，周围的朋友一下子都围了过来：
“你们结婚就连周总理也来祝贺，你们真幸福呀。”
图|1970年邓颖超与赵炜、赵茂峰夫妇合影
也许是受到祝福的关系，赵炜第二年便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
这个孩子的出身，也带给了西花厅很多的欢乐。
早年为中国革命操劳的缘故，周总理与邓大姐没有孩子，可即便如此，也挡不住两位老人对孩子的喜爱。
周总理对侄子侄女一直都视若己出，虽然不允许他们凭自己的关系享受一定的待遇，却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十分关心。
还有就是身边工作人员的子女。
1965年2月，周总理、邓颖超在西花厅宴请工作人员吃饭。
当时赵炜的儿子赵珂也跟随在身边，赵炜安顿好儿子后，就去了前厅，周总理安排她坐在了身边。
吃完饭后，由于几个工作人员即将被调离，周总理同邓颖超要与工作人员一起合影，凑巧7岁的小赵珂也跑来。
赵炜小心翼翼的做了个手势，想让儿子站到一边去，没想到这个举动让周总理看见了。
“不要让孩子走嘛，就一起照。”
“就站在你妈妈前面。”
图|1965年周恩来与邓颖超同工作人员合影（最前站立着为赵炜的儿子赵珂）
一听周爷爷这么说，小赵珂十分高兴地站在赵炜身边。
周总理夫妇总是对孩子特别地关爱。
<h1 class="pgc-h-center-line" data-track="143">赵炜不想要二胎，邓颖超批评她：你太自私了</h1>
1968年夏，赵炜身体有些不舒服，到医院一查才发现，自己又怀孕了。
赵炜回家后，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丈夫。
赵炜和丈夫赵茂峰两人都是在总理办公室工作，有些时候忙起来根本顾不上照顾家里，赵炜也不想因为怀孕的事儿耽误工作。
作为丈夫，赵茂峰也很支持妻子的决定，两人的态度都很坚决，那就是不要这个“不请自来”的小生命。
为此，赵炜先后两次到医院打算流产，但都因些许变故，没能成行。
只是令赵炜也没想到，邓颖超不知道从哪儿听说了赵炜怀了二胎的消息，几次委婉的劝说她把这个孩子留下来：
“你正好没有女儿，万一这次是个女儿呢？”
当时国内尚未制定计划生育的政策，怀二胎也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可赵炜还是有些犹豫。
看到赵炜整日里犹犹豫豫，邓颖超更着急了，有一次，她把赵炜叫过去，当面批评：
“赵炜，我再说你一次，你太自私了，为个人想得多，万一是个女儿呢？你现在只有一个孩子，生了这个再不要了嘛，至于我的工作，我会想办法解决，我告诉你，这次说完后我就不会再说了，你拿定注意。”
图|周总理抱着孩子一块儿打乒乓球
不仅如此，邓颖超还把这件事儿告诉了周总理。
有一次，周总理回到家，与邓颖超谈起了即将制定的计划生育政策，说着说着就聊到了办公室里几个工作人员孩子的情况。
谈到赵炜两口子，周总理还很专门表扬的说了一句：“这两口子的生育计划作得好。只生了一个珂珂，十多年也没有再要孩子，听说他们已经决定不再生孩子啦？”
周总理兴致勃勃的谈论，邓颖超上前赶紧拦住，并告诉他：
“快别提了，赵炜最近发现自己怀孕了，正准备打掉，还哭鼻子呢？”
周总理也笑了笑说道：
“好嘛，正夸他们呢，就迎来了一条新的生命。”
可以说，为了这个孩子的去留，邓颖超不知道费了多少唇舌，令赵炜又是惊讶又是感动，回去以后，赵炜同丈夫商量后，最终决定，还是尊重邓大姐的意见，将孩子生下来。
或许也真是命中注定，赵炜的第二胎还真如邓颖超所说，是一个女儿
1969年2月7日清晨，赵炜生下一个肥嘟嘟的女儿，刚生下孩子，赵炜就让家里人给邓颖超打电话。
邓颖超听说这件事后，立即让厨师杀鸡炖汤。不仅如此，她和周总理两口子下午就乘车直奔医院。
一群人其乐融融地围着这个小生命，邓颖超提议要为这个孩子取名字。
“她哥哥的名字叫珂，有一个王字旁，她的名字也得带王字旁，叫琦。”
琦又是七的谐音，因为这孩子出生当天，恰好是“二七工人大罢工“的日子，听起来就很有纪念意义。
图|邓颖超与赵炜、赵茂峰夫妇合影
当时西花厅里已经有不少的孩子，赵炜出院以后，邓颖超指着院里的小侄女说：
“咱家里已经有了个小六，再加上个小七（琦），你们有什么意见。”
这样富有意义的名字，赵炜当然没有什么意见，自此以后，“小七”的名字就在西花厅里叫开了。
<h1 class="pgc-h-center-line" data-track="144">邓颖超感慨：其实我也差点是一枝花</h1>
由于早年积极从事革命运动，周总理与邓大姐没有自己的孩子，所以一直以来就是把身边侄子侄女当自己亲生的照顾。
对于赵炜的孩子，邓颖超也倾注了无限的关爱。
西花厅里的工作人员也都知道，周总理与邓大姐都特别喜欢孩子，所以经常把家里的孩子带来，让周总理、邓大姐感受天伦之乐。
一次很偶然的机会，邓颖超与赵炜谈到了孩子的事儿：
“老百姓中流传的一句老话，一儿一女一枝花，无儿无女赛仙家，你看你一儿一女多好呀。”
赵炜也不知道该如何宽慰，于是说了一句：“大姐，那您不是赛仙家吗？”
邓颖超笑了笑，回答道：“仙家虚无缥缈，还是一枝花实在呀。”
“其实呀，我也差点是一枝花呢。”
邓颖超无不感慨地说道：
“我们当年也曾有过两个孩子，如果都活着，比你还大几岁呢。”
图|周恩来与邓颖超年轻时候合影
那天，邓颖超的心情似乎很好，赵炜缠着她，让她讲了讲孩子的故事。
邓颖超思绪回到40年前，她和周总理结婚，是在1925年8月8日。
当年正值大革命如火如荼的展开，党组织为了他们成婚方便，专门将邓颖超从天津调到了广州工作。
两人婚后虽然聚少离多，但也度过了一段相当愉快的日子，这年10月的一天，邓颖超忽然感觉有些恶心呕吐。
邓颖超笑着对赵炜说：“那阵儿我上班总是恶心呕吐，刚结婚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去医院检查，结果医生说是怀孕了。”
怀孕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可以说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
当时周恩来率领东征军前往汕头，母亲也不在身边，偏巧的是，当时邓颖超协助何香凝做妇女工作，才刚打开一点局面，根本就没有时间带孩子。
思来想去，邓颖超最终决定，不要这个孩子。
因为身边也没有个出主意的，邓颖超自己到街上买了一副打胎的中成药给吃了，想着悄悄拿掉，好继续工作。
没想到那服药药性非常强，邓颖超吃了以后，疼得在床上打滚，即便是心里有些害怕，邓颖超也没对别人说，只是请了一个星期的假。
图|邓颖超与母亲杨振德合影
母亲杨振德广州看女儿，当得知自己女儿私自做主打了胎，忍不住心疼的责备：
“这么大的事儿也不同恩来商量。”
幸运的是，杨妈妈粗通医术，在广州停留期间，小心翼翼的照顾了女儿一阵，又在日常饮食上进行了调理，邓颖超的身体这才逐渐的恢复。
这年11月，邓颖超被派往汕头做妇女工作，虽然这时邓颖超的身体已经差不多好转，可周恩来还是看出了她脸色上的不对劲儿，邓颖超也没办法，只能把怀孕的事儿告诉丈夫。
周恩来一听顿时大发雷霆，即便是时隔多年，邓颖超依然记忆犹新：“我从来没见恩来发那么大的火。”
“你怎么能把生孩子和革命工作对立起来。”
“孩子不是个人的，私有财产，他属于国家属于社会，你有什么权力把他随随便便地扼杀？”
“为了革命，我们随时要有流血牺牲，但是绝不允许糟蹋自己的身体，这么大的事儿，也该事先和我商量一下，听听我的意见嘛，怎么能这样自作主张。”
面对丈夫的责备，邓颖超也觉得是自己错了，在承认错误后，周恩来气也消的差不多了，反过来安慰妻子要多注意身体。
“现在想起来我那时也是太轻率，太幼稚了。”
邓颖超的话语里满是懊悔，赵炜也不知道该如何劝说。
图|周恩来与邓颖超一起散步
紧接着，邓颖超有说起自己第二次怀孕的经历。
“我第二次怀孕快生产的时候恩来又不在。”
1927年3月，邓颖超预产期将近，可周恩来前年便已经被调往上海工作，身边就只有母亲一个人在照顾。
时隔多年，邓颖超仍然清楚的记得，分娩的日子是在3月21日，这一天正好是周恩来在上海领导工人进行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的日子。
没想到的是，由于胎儿过大，邓颖超生孩子时难产，生了三天三夜也没生出来，医生与家属商量后，用了产钳，结果用力过大，孩子头颅受了伤害，生下没几天就夭折了。
“那是一个男孩儿，近10斤重，他如果活着比你还大几岁呢。”
邓颖超拍了拍赵炜的肩膀，接着又说道。
也因为生这个孩子，邓颖超的身体一直很虚弱，本来应该在医院将养，可就在这时，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和革命群众。
图|邓颖超
邓颖超居住的地方，也有三人被捕，好在当时一名工友悄悄的把周恩来给邓颖超的电报藏了起来，后来送到医院。邓颖超知道，在如此形势下，医院是没办法呆了，否则军警很快就会过来搜捕。
好在当时医院有一名叫王德馨的护士，将邓颖超藏在医院，藏了两天，后来将邓颖超化妆成医院的护士，乘德国大使馆的船离开了广州，临行前，张治中给了陈赓一些钱，要他想办法转给邓颖超当路费。
几经辗转，邓颖超才到了上海，由于刚生产完的缘故，邓颖超的身体十分虚弱，风波过后，邓颖超在一家日本医院检查，结果发现因为劳累过度，她的身体没有养好，自此以后再也没有做母亲的机会了。
<h1 class="pgc-h-center-line" data-track="145">祖孙情</h1>
赵炜生下小七后，邓颖超就将许多的心血全都灌注到了这个孩子身上。
坐月子的时候，邓颖超隔三差五就要去看望，顺道也是去看看孩子，看着这个刚刚出身的，粉嫩嫩的婴儿，邓颖超十分高兴。
“她把自己的母爱最大限度地倾注到了这个被他亲自保下来的女孩儿身上了。”
赵炜上班以后，邓颖超时常提醒她，要她把孩子抱到西花厅去，有事儿没事儿还老念叨。
“从会爬到会走，小七一直都是在邓大姐的爱抚下长大的。”
邓颖超不止一次地对人说：
“小七就是我的小玩意儿，看她爬，同他玩，就是我的一种休息方式。”
图|邓颖超与赵炜女儿赵琦合影
随着小七的年龄增长，邓颖超有一次还打趣地说：
“是我把你保下来的，我最喜欢女孩子了。”
“咱俩可是很早就相识，你还没出世，我和你妈一天两次散步就都有你陪着，你还陪我办公，我是一天天看着你长大的。”
邓颖超是把小七当亲孙女一样看待，后来小七会说话了，就一直喊邓颖超“邓奶奶”，可邓颖超觉得“咱们两家人都变成一家人了，还这么叫”，于是小七后来干脆就把姓去掉了。直接喊奶奶。
可孩子小时候终究还是有调皮的时候，为此也不知道挨了多少打。
邓颖超总是耐心细致的教育孩子，然后回过头就数说大人：
“孩子终归还是孩子，不能总按大人的想法去要求孩子。对孩子要教育，讲道理，千万不能打孩子，打孩子是无能的表现，这是中国人的坏习惯。”
周总理去世以后，邓颖超晚年愈发有些孤独，于是告诉赵炜，带小七一起搬进西花厅住下。
图|1983年夏，邓颖超与全国快乐小队夏令营的孩子们一起合影
虽然对孩子总是十分宠溺，可邓颖超有时也会对孩子进行严厉的教育。
“晚上电灯点多了，她就让小七关上，看到水管的水开大了，他就让小七关小，看到小七吃饭时掉下饭菜，，就让小七捡起来吃了，不能浪费一粒粮食。”
赵炜一家在中南海居住了很多年，一直到1984年，单位分了新房子，这才搬了出来。
终究还是到了要离别的时候，邓颖超虽然心里很不舍，却也并没有过多的挽留。
离开中南海前，邓颖超执意要给小七买张新床：“孩子大了，自己要有一间屋子了，也一定要有一张新床。”
赵炜执意不肯，可是邓颖超坚决不许。
“小七是我保下来的，搬了家，床一定要买张新床。”
图|周恩来与邓颖超
小七对于邓奶奶的感情，也一直很深，家里的墙上也一直挂着邓奶奶给她的题字：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书赠我们的孩子赵琦留念。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七日”
至于那张床，后来也一直在家里放着，即便是多年以后，小七回到家里，还会时不时的躺上去，缅怀那段在邓奶奶身边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