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中国近现代史上最著名的女性，你会想到谁？就我个人而言，脑海里冒出来的第一个名字就是宋庆龄。
除了“孙中山妻子”这一个身份以外，宋庆龄还是著名爱国人士、新中国缔造者之一、新时代女性代表等等。她还当选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最厉害的是，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并且是至今为止的唯一一个！这样一个杰出的女性，自然是受到了万千民众的爱戴。
她一生大爱，为人民付出了很多，哪怕是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依然牵挂着他人。她向中央提出葬礼一切从简，参与的人数一降再降，最后精简到了200人。为了确保她的葬礼不会出现差错，中央提前了几个月开始筹办。
都已经到这种程度了，没想到葬礼当天还是出现了一些小插曲，为此葬礼还提前了五分钟开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事情还要从1981年初说起，这时的宋庆龄已经被白血病折磨得非常虚弱，她躺在病床上望着窗外，脑海里闪过很多画面。
人到了这个时候就会格外思念故乡，宋庆龄也有这样的念头——她想葬回到出生地上海。为此她特意请示了中央。
对于宋庆龄先生的请求，中央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从大局出发，认为她是孙中山的遗孀，又是继承了孙中山先生遗志的人，应该与孙中山合葬于南京，供后人瞻仰。
另一种则是从个人来看，国人都讲究落叶归根，宋庆龄也已明确提出自己的要求，就应该尊重她的想法。
没能达成统一意见，组织便找到了宋庆龄的秘书杜述周，希望他去询问宋庆龄先生是否选择与孙中山先生合葬。
病床上的宋庆龄听说后，摇摇头拒绝了这个提议。她说：请中央不要将我同中山先生合葬，我想葬在上海万国公墓，我的父亲和母亲在那里。
这个想法有公有私，私是她自22岁嫁给孙中山先生后，就将这一生献给了革命与爱情，她为丈夫、为国家付出过很多，唯独是亏欠了父母、未能尽到赡养的责任。这是她心中的遗憾，所以她想在另一个世界能常伴在父母身边。
于公是她在海外还有几个兄弟姐妹，这几个兄弟姐妹又牵扯到了一大批重要的人物，所以宋庆龄希望自己来做个表率，用父母、用亲情作为纽带，让家族的人早日重回祖国怀抱。
中央最终决定，遵从宋庆龄的选择。
因为宋庆龄先生的身份特殊，国家决定为她举行国葬，这样一来就不能马虎了事。
1981年3月末，时任上海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的李家炽赴京参加工作会议，他常年负责处理宋庆龄寓所以及孙中山故居的行政事务，所以在会议结束后他就接到了一个特殊的任务。
当时，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冯文彬找到了李家炽，冯文彬坦诚地说，如今宋庆龄先生已是白血病晚期，尽管中央安排了最好的医生、用上了最好的药物依然无法使她的身体好转。
如今宋庆龄先生的很多器官已近衰竭，非人力所能为，中央根据宋庆龄先生一直以来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决定为她进行国葬。
按照宋先生的意愿，葬礼地点选在了上海，那么就要在上海找出一个既得宋先生信任、又很有能力的人来负责筹办。中央领导小组在商议之后，决定宋先生的葬礼事宜由李家炽来落实。
当时地方上基本没有举行国葬的先例，为了保证到时候不出差错，李家炽当即赶回了上海向市委传达了中央的具体要求。
宋庆龄先生的葬礼筹办也就是从此刻开始，算起来准备了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
国葬的规格就是隆重宏大，但宋庆龄不止一次说过要“从简”，两者之间的冲突让李家炽非常头疼，他只能反复地与中央沟通方案。
最初拟定是500人出席葬礼，对于国家级别的领导来说，这个人数并不算多。后来考虑到宋庆龄先生的意愿就缩减到了300人，但这个数量还是被认为多了，于是最后就确定为200人。
不止是出席人员的问题，其他各个方面李家炽处理起来都不轻松，用最小的规模要办出最高的规格，这本来就是一种考验。好在中央和地方都非常配合，所以事情也在一步一步地推动下去。
1981年5月下旬，国葬的大体都已完备，只剩下一些小细节在最后阶段了，这时，李家炽收到了北京传来的消息，宋庆龄先生的身体已不容乐观，医院已下达病危通知书，所以葬礼的全部方案必须尽快给出。
虽然比较赶，李家炽还是如期完成了任务，他后来回忆说：这场国葬从筹备到顺利完成，过程极为不容易，这并非我一人的功劳，各级部门和领导都给予了很大的帮助。
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举国陷入了悲痛之中。5月31日至6月2日，中央在北京举办了公祭活动，6月3日人民大会堂为宋庆龄举行了追悼会。
紧接着的6月4日，便是上海为宋庆龄举办过葬礼的日子。
那天很早邓颖超、廖承志等中央领导人就乘专机抵达了上海，本来在计划中，他们是想去国宾馆休息，然后再去万国公墓。
不过邓颖超与宋庆龄的关系极好，为了确保葬礼万无一失，她就先联系了李家炽去到现场。
虽然规定出席葬礼的人数只有两百，但还是有很多百姓自发守在了万国公墓附近的街道上，密密麻麻的人群使交通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拥堵，等邓颖超进入葬礼地点时已是早上的九点半。
她看到名单上的两百人都已经到达了现场，同时她还发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倒不是这些人搞乱了秩序，相反他们每个人为了表达敬意都手拿鲜花站得笔直，大家都知道要维持一个姿势的很累的。当时是六月，上海的气温较高，偏偏还是梅雨季节，这样一来潮湿的空气混合着汗水，很多人的衣服都被浸湿了。
邓颖超看到此景，既感动又心疼，她在人群中发现了不少老人和学生，担心再这样下去，会有人被晒得中暑。
于是她跟李家炽商量，眼下天气太热了，老人和孩子坚持不了多久，要是都准备好了，那葬礼就马上开始吧。
李家炽回道：一切事务都已安排好，现在开始是没问题的，但国葬这么重要的事情，早前已对外宣布是十点准时开始，突然提前的话，恐怕有些不妥。
“葬礼马上开始，如果有什么问题，我来负责。”邓颖超说得斩钉截铁。
于是李家炽跑到了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国栋身边，将邓颖超的决定告知，随即葬礼就开始了，比起既定的时间提前了五分钟。
邓颖超与宋庆龄相识多年，1949年9月的第一届新政协就是邓颖超去上海邀请宋庆龄北上参会的。眼下天人永隔，邓颖超望着宋庆龄先生的遗像动情地流下了泪水。
葬礼结束后，邓颖超返回了北京，她在日记中写道：宋庆龄先生，今日颖超来送你最后一程，想起过往种种，恍若昨日，倍感思念。关于将葬礼时间提前一事，我知道，若你在场，定会同意我这样做的，先生的大爱精神，颖超永记于心。
的确，宋庆龄在生前做出过太多大爱的事迹，她在孙中山先生去世后就致力于继续团结中国共产党，哪怕是蒋介石反动派上台，她依然积极在推动这件事。有不少革命者就是在她的庇护下，躲过了屠刀。
建国后，她把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了妇女与儿童的文化、教育、卫生与福利事业之中，帮助到了很多需要帮助的人。
如此一个伟大的女性，又怎么会在意那五分钟呢？
老一辈的革命者们都是全心全意在为人民考虑，宋庆龄先生如此，邓颖超也是这样，历史永远会记住她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