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 class="pgc-h-center-line" data-track="2">前言</h1>
圖|1962年周恩來、鄧穎超夫婦與保健護士鄭淑雲的兒子合影
作為周總理、鄧穎超的秘書，趙炜在西花廳工作了40多年。
在趙炜的一生中，周總理和鄧穎超是對她一生影響最多的兩個人，回憶起在兩位老人身邊的點點滴滴，趙炜深有感觸：
“周恩來總理和鄧穎超同志是我心目中的兩位偉人，同時又是我的直接上司和長輩，在同這對夫婦相處的幾十年裡，他們一直關心着我的工作和生活，關心着我的成長和進步，關心着我的家庭、父輩、子女……”
“我之是以能有今天，完全是黨和兩位老人家培養教育的結果。”
<h1 class="pgc-h-center-line" data-track="142">結婚當天，周總理親自到場祝賀</h1>
趙炜被調入西花廳工作，純屬偶然。
五十年代初，抗美援朝運動蓬勃展開，趙炜也随之參軍入伍，成為一名光榮的女兵。
就連她也沒有想到，就是因為這個簡單的決定，她的命運也随之發生了變化。
當兵時因為是國中學曆，趙炜沒有被配置設定到連隊裡，而是留在總部機關當了一名辦事員。
1953年，趙炜轉業後進入長春中國人民解放軍機要幹部學校。畢業後恰好趕上了國務院調任。
于是趙炜又被選到了國務院，在機要處任譯電員。
可在國務院工作也沒多長時間，黨組織又告訴她：“總理辦公室要選一個從業人員，他們選中了你。”
圖|秘書趙炜與鄧穎超合影
這一切的經曆令趙炜猝不及防。調到總理身邊工作，她心裡忍不住打鼓：“我這水準和能力行嗎？”
事實上也由不得她多想。
1955年1月，年僅23歲的趙炜調到了西花廳工作。
即便是時隔多年，對于這段經曆，趙炜仍然是印象深刻。
周總理對秘書工作要求十分嚴格，也讓趙炜學習了不少，周總理雖然偶爾有批評人的時候，卻很少嚴厲的批評她，也使得趙炜心裡感受到了許多的溫暖。
趙炜被選入西花廳工作之前，就已經談了對象，是國務院秘書廳機要處第三組組長趙茂峰。
巧的是1956年初，趙茂峰也被調到總理辦公室工作，于是兩人決定結婚。
趙茂峰、趙炜作為總理辦公室的從業人員，結婚自然是要通知一下大家。
周總理、鄧穎超還專程派人送去禮物，不過在趙炜心目中，周總理、鄧穎超工作繁忙，大機率是不會來。
而且結婚前，鄧穎超派人送禮物表達祝福時，就說了自己身體不好，晚上就不來了的事兒。
隻是令趙炜沒想到的是，鄧穎超大姐雖然沒有來，周總理居然親自趕到了。
晚上八點來鐘的時候，有人急匆匆地從門外跑進來通知：“周總理來祝賀你們啦。”
趙炜和丈夫趕緊往外跑，跑到門口時，正好趕上周總理要進門。
一見兩位新人跑了出來，周總理笑了笑，慈祥地說：“聽說你們今晚結婚，我外出見客回來，也來祝賀你們新婚之喜。”
周總理離開以後，周圍的朋友一下子都圍了過來：
“你們結婚就連周總理也來祝賀，你們真幸福呀。”
圖|1970年鄧穎超與趙炜、趙茂峰夫婦合影
也許是受到祝福的關系，趙炜第二年便有了一個可愛的兒子。
這個孩子的出身，也帶給了西花廳很多的歡樂。
早年為中國革命操勞的緣故，周總理與鄧大姐沒有孩子，可即便如此，也擋不住兩位老人對孩子的喜愛。
周總理對侄子侄女一直都視若己出，雖然不允許他們憑自己的關系享受一定的待遇，卻對他們的工作和生活十分關心。
還有就是身邊從業人員的子女。
1965年2月，周總理、鄧穎超在西花廳宴請從業人員吃飯。
當時趙炜的兒子趙珂也跟随在身邊，趙炜安頓好兒子後，就去了前廳，周總理安排她坐在了身邊。
吃完飯後，由于幾個從業人員即将被調離，周總理同鄧穎超要與從業人員一起合影，湊巧7歲的小趙珂也跑來。
趙炜小心翼翼的做了個手勢，想讓兒子站到一邊去，沒想到這個舉動讓周總理看見了。
“不要讓孩子走嘛，就一起照。”
“就站在你媽媽前面。”
圖|1965年周恩來與鄧穎超同從業人員合影（最前站立着為趙炜的兒子趙珂）
一聽周爺爺這麼說，小趙珂十分高興地站在趙炜身邊。
周總理夫婦總是對孩子特别地關愛。
<h1 class="pgc-h-center-line" data-track="143">趙炜不想要二胎，鄧穎超批評她：你太自私了</h1>
1968年夏，趙炜身體有些不舒服，到醫院一查才發現，自己又懷孕了。
趙炜回家後，把這個消息告訴了丈夫。
趙炜和丈夫趙茂峰兩人都是在總理辦公室工作，有些時候忙起來根本顧不上照顧家裡，趙炜也不想因為懷孕的事兒耽誤工作。
作為丈夫，趙茂峰也很支援妻子的決定，兩人的态度都很堅決，那就是不要這個“不請自來”的小生命。
為此，趙炜先後兩次到醫院打算流産，但都因些許變故，沒能成行。
隻是令趙炜也沒想到，鄧穎超不知道從哪兒聽說了趙炜懷了二胎的消息，幾次委婉的勸說她把這個孩子留下來：
“你正好沒有女兒，萬一這次是個女兒呢？”
當時國内尚未制定計劃生育的政策，懷二胎也并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可趙炜還是有些猶豫。
看到趙炜整日裡猶猶豫豫，鄧穎超更着急了，有一次，她把趙炜叫過去，當面批評：
“趙炜，我再說你一次，你太自私了，為個人想得多，萬一是個女兒呢？你現在隻有一個孩子，生了這個再不要了嘛，至于我的工作，我會想辦法解決，我告訴你，這次說完後我就不會再說了，你拿定注意。”
圖|周總理抱着孩子一塊兒打乒乓球
不僅如此，鄧穎超還把這件事兒告訴了周總理。
有一次，周總理回到家，與鄧穎超談起了即将制定的計劃生育政策，說着說着就聊到了辦公室裡幾個從業人員孩子的情況。
談到趙炜兩口子，周總理還很專門表揚的說了一句：“這兩口子的生育計劃作得好。隻生了一個珂珂，十多年也沒有再要孩子，聽說他們已經決定不再生孩子啦？”
周總理興緻勃勃的談論，鄧穎超上前趕緊攔住，并告訴他：
“快别提了，趙炜最近發現自己懷孕了，正準備打掉，還哭鼻子呢？”
周總理也笑了笑說道：
“好嘛，正誇他們呢，就迎來了一條新的生命。”
可以說，為了這個孩子的去留，鄧穎超不知道費了多少唇舌，令趙炜又是驚訝又是感動，回去以後，趙炜同丈夫商量後，最終決定，還是尊重鄧大姐的意見，将孩子生下來。
或許也真是命中注定，趙炜的第二胎還真如鄧穎超所說，是一個女兒
1969年2月7日清晨，趙炜生下一個肥嘟嘟的女兒，剛生下孩子，趙炜就讓家裡人給鄧穎超打電話。
鄧穎超聽說這件事後，立即讓廚師殺雞炖湯。不僅如此，她和周總理兩口子下午就乘車直奔醫院。
一群人其樂融融地圍着這個小生命，鄧穎超提議要為這個孩子取名字。
“她哥哥的名字叫珂，有一個王字旁，她的名字也得帶王字旁，叫琦。”
琦又是七的諧音，因為這孩子出生當天，恰好是“二七勞工大罷工“的日子，聽起來就很有紀念意義。
圖|鄧穎超與趙炜、趙茂峰夫婦合影
當時西花廳裡已經有不少的孩子，趙炜出院以後，鄧穎超指着院裡的小侄女說：
“咱家裡已經有了個小六，再加上個小七（琦），你們有什麼意見。”
這樣富有意義的名字，趙炜當然沒有什麼意見，自此以後，“小七”的名字就在西花廳裡叫開了。
<h1 class="pgc-h-center-line" data-track="144">鄧穎超感慨：其實我也差點是一枝花</h1>
由于早年積極從事革命運動，周總理與鄧大姐沒有自己的孩子，是以一直以來就是把身邊侄子侄女當自己親生的照顧。
對于趙炜的孩子，鄧穎超也傾注了無限的關愛。
西花廳裡的從業人員也都知道，周總理與鄧大姐都特别喜歡孩子，是以經常把家裡的孩子帶來，讓周總理、鄧大姐感受天倫之樂。
一次很偶然的機會，鄧穎超與趙炜談到了孩子的事兒：
“老百姓中流傳的一句老話，一兒一女一枝花，無兒無女賽仙家，你看你一兒一女多好呀。”
趙炜也不知道該如何寬慰，于是說了一句：“大姐，那您不是賽仙家嗎？”
鄧穎超笑了笑，回答道：“仙家虛無缥缈，還是一枝花實在呀。”
“其實呀，我也差點是一枝花呢。”
鄧穎超無不感慨地說道：
“我們當年也曾有過兩個孩子，如果都活着，比你還大幾歲呢。”
圖|周恩來與鄧穎超年輕時候合影
那天，鄧穎超的心情似乎很好，趙炜纏着她，讓她講了講孩子的故事。
鄧穎超思緒回到40年前，她和周總理結婚，是在1925年8月8日。
當年正值大革命如火如荼的展開，黨組織為了他們成婚友善，專門将鄧穎超從天津調到了廣州工作。
兩人婚後雖然聚少離多，但也度過了一段相當愉快的日子，這年10月的一天，鄧穎超忽然感覺有些惡心嘔吐。
鄧穎超笑着對趙炜說：“那陣兒我上班總是惡心嘔吐，剛結婚也不知道為什麼，就去醫院檢查，結果醫生說是懷孕了。”
懷孕對于一個女人來說，可以說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
當時周恩來率領東征軍前往汕頭，母親也不在身邊，偏巧的是，當時鄧穎超協助何香凝做婦女工作，才剛打開一點局面，根本就沒有時間帶孩子。
思來想去，鄧穎超最終決定，不要這個孩子。
因為身邊也沒有個出主意的，鄧穎超自己到街上買了一副打胎的中成藥給吃了，想着悄悄拿掉，好繼續工作。
沒想到那服藥藥性非常強，鄧穎超吃了以後，疼得在床上打滾，即便是心裡有些害怕，鄧穎超也沒對别人說，隻是請了一個星期的假。
圖|鄧穎超與母親楊振德合影
母親楊振德廣州看女兒，當得知自己女兒私自做主打了胎，忍不住心疼的責備：
“這麼大的事兒也不同恩來商量。”
幸運的是，楊媽媽粗通醫術，在廣州停留期間，小心翼翼的照顧了女兒一陣，又在日常飲食上進行了調理，鄧穎超的身體這才逐漸的恢複。
這年11月，鄧穎超被派往汕頭做婦女工作，雖然這時鄧穎超的身體已經差不多好轉，可周恩來還是看出了她臉色上的不對勁兒，鄧穎超也沒辦法，隻能把懷孕的事兒告訴丈夫。
周恩來一聽頓時大發雷霆，即便是時隔多年，鄧穎超依然記憶猶新：“我從來沒見恩來發那麼大的火。”
“你怎麼能把生孩子和革命工作對立起來。”
“孩子不是個人的，私有财産，他屬于國家屬于社會，你有什麼權力把他随随便便地扼殺？”
“為了革命，我們随時要有流血犧牲，但是絕不允許糟蹋自己的身體，這麼大的事兒，也該事先和我商量一下，聽聽我的意見嘛，怎麼能這樣自作主張。”
面對丈夫的責備，鄧穎超也覺得是自己錯了，在承認錯誤後，周恩來氣也消的差不多了，反過來安慰妻子要多注意身體。
“現在想起來我那時也是太輕率，太幼稚了。”
鄧穎超的話語裡滿是懊悔，趙炜也不知道該如何勸說。
圖|周恩來與鄧穎超一起散步
緊接着，鄧穎超有說起自己第二次懷孕的經曆。
“我第二次懷孕快生産的時候恩來又不在。”
1927年3月，鄧穎超預産期将近，可周恩來前年便已經被調往上海工作，身邊就隻有母親一個人在照顧。
時隔多年，鄧穎超仍然清楚的記得，分娩的日子是在3月21日，這一天正好是周恩來在上海上司勞工進行第三次武裝起義成功的日子。
沒想到的是，由于胎兒過大，鄧穎超生孩子時難産，生了三天三夜也沒生出來，醫生與家屬商量後，用了産鉗，結果用力過大，孩子頭顱受了傷害，生下沒幾天就夭折了。
“那是一個男孩兒，近10斤重，他如果活着比你還大幾歲呢。”
鄧穎超拍了拍趙炜的肩膀，接着又說道。
也因為生這個孩子，鄧穎超的身體一直很虛弱，本來應該在醫院将養，可就在這時，蔣介石在上海發動了四一二政變，大肆屠殺共産黨和革命群衆。
圖|鄧穎超
鄧穎超居住的地方，也有三人被捕，好在當時一名工友悄悄的把周恩來給鄧穎超的電報藏了起來，後來送到醫院。鄧穎超知道，在如此形勢下，醫院是沒辦法呆了，否則軍警很快就會過來搜捕。
好在當時醫院有一名叫王德馨的護士，将鄧穎超藏在醫院，藏了兩天，後來将鄧穎超化妝成醫院的護士，乘德國大使館的船離開了廣州，臨行前，張治中給了陳赓一些錢，要他想辦法轉給鄧穎超當路費。
幾經輾轉，鄧穎超才到了上海，由于剛生産完的緣故，鄧穎超的身體十分虛弱，風波過後，鄧穎超在一家日本醫院檢查，結果發現因為勞累過度，她的身體沒有養好，自此以後再也沒有做母親的機會了。
<h1 class="pgc-h-center-line" data-track="145">祖孫情</h1>
趙炜生下小七後，鄧穎超就将許多的心血全都灌注到了這個孩子身上。
坐月子的時候，鄧穎超隔三差五就要去看望，順道也是去看看孩子，看着這個剛剛出身的，粉嫩嫩的嬰兒，鄧穎超十分高興。
“她把自己的母愛最大限度地傾注到了這個被他親自保下來的女孩兒身上了。”
趙炜上班以後，鄧穎逾時常提醒她，要她把孩子抱到西花廳去，有事兒沒事兒還老念叨。
“從會爬到會走，小七一直都是在鄧大姐的愛撫下長大的。”
鄧穎超不止一次地對人說：
“小七就是我的小玩意兒，看她爬，同他玩，就是我的一種休息方式。”
圖|鄧穎超與趙炜女兒趙琦合影
随着小七的年齡增長，鄧穎超有一次還打趣地說：
“是我把你保下來的，我最喜歡女孩子了。”
“咱倆可是很早就相識，你還沒出世，我和你媽一天兩次散步就都有你陪着，你還陪我辦公，我是一天天看着你長大的。”
鄧穎超是把小七當親孫女一樣看待，後來小七會說話了，就一直喊鄧穎超“鄧奶奶”，可鄧穎超覺得“咱們兩家人都變成一家人了，還這麼叫”，于是小七後來幹脆就把姓去掉了。直接喊奶奶。
可孩子小時候終究還是有調皮的時候，為此也不知道挨了多少打。
鄧穎超總是耐心細緻的教育孩子，然後回過頭就數說大人：
“孩子終歸還是孩子，不能總按大人的想法去要求孩子。對孩子要教育，講道理，千萬不能打孩子，打孩子是無能的表現，這是中國人的壞習慣。”
周總理去世以後，鄧穎超晚年愈發有些孤獨，于是告訴趙炜，帶小七一起搬進西花廳住下。
圖|1983年夏，鄧穎超與全國快樂小隊夏令營的孩子們一起合影
雖然對孩子總是十分寵溺，可鄧穎超有時也會對孩子進行嚴厲的教育。
“晚上電燈點多了，她就讓小七關上，看到水管的水開大了，他就讓小七關小，看到小七吃飯時掉下飯菜，，就讓小七撿起來吃了，不能浪費一粒糧食。”
趙炜一家在中南海居住了很多年，一直到1984年，機關分了新房子，這才搬了出來。
終究還是到了要離别的時候，鄧穎超雖然心裡很不舍，卻也并沒有過多的挽留。
離開中南海前，鄧穎超執意要給小七買張新床：“孩子大了，自己要有一間屋子了，也一定要有一張新床。”
趙炜執意不肯，可是鄧穎超堅決不許。
“小七是我保下來的，搬了家，床一定要買張新床。”
圖|周恩來與鄧穎超
小七對于鄧奶奶的感情，也一直很深，家裡的牆上也一直挂着鄧奶奶給她的題字：
“好好學習，天天向上，書贈我們的孩子趙琦留念。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七日”
至于那張床，後來也一直在家裡放着，即便是多年以後，小七回到家裡，還會時不時的躺上去，緬懷那段在鄧奶奶身邊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