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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色女特工”王一知,三次拒絕中央的任職邀約,堅持回鄉當老師

縱觀曆史長河,英雄才人輩出,在那個到處硝煙彌漫的年代,有人投身戰場以身報國,有人指引我們走上正确的道路,也有人專注國家的建設發展,還有一些人隻願做一個基層人員,默默地奉獻......

在實作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道路上,同樣也有着很多婦女界的革命先驅,在上世紀20年代初,湖南芷江一個古老的小鎮侗鄉,就有這樣一位女性,受到中央三次任職邀約,但她卻三次婉拒。

這位女同志是誰?她有什麼傑出的貢獻可以受到中央如此的對待呢?這背後又有着怎樣的故事?讓我們一起探尋一下。

“紅色女特工”王一知,三次拒絕中央的任職邀約,堅持回鄉當老師

(王一知同志)

王一知早年經曆

王一知,原名楊代誠,1901年生于湖南一個封建家庭。提到這個名字,估計很多人都沒聽過,也并沒有什麼興趣去了解。也許她不被大衆所熟知,也不是什麼高官名将,但是她為國家作出的貢獻卻是不容忽略的。

說來也是命苦人,楊家屬書香門第,早年父親也曾出國接受過高等教育,還擔任過國務院主事,辭官之後又做了教書先生,但是一家仍是滿腦子封建禮教思想。母親譚氏20歲嫁入楊家,因打碎一隻瓷瓶,婆婆不滿,她便遭到了丈夫毒打。

直到婆婆去世,在旁人勸說下,母親在36歲時才生下王一知,父親見其是女孩,無法傳承香火,又讨了妾,對王一知和母親也極為冷淡,在她14歲的時候,母親便離開了人世,享年50歲。

“紅色女特工”王一知,三次拒絕中央的任職邀約,堅持回鄉當老師

(王一知)

目睹這一切的王一知滿腔悲憤,受新潮思想的影響,她想沖破封建思想牢籠,便毅然離開父親,考上了師範學校,在這裡求學的5年,父親沒給過她一分錢,靠着省吃儉用和同學們的幫助,她以優秀的成績順利畢業。

畢業後的她用寄放在鄰居家母親的舊物變賣了一些錢财,想繼續報考女師大,但是被父親發現,決定讓她嫁人,躲藏起來的王一知想和同學坐船去求學,誰知又被土匪搶走了财物,幸運的是她怕被父親發現沒有上船,不然連人也被擄了去。

報考女師大的夢就這樣破滅,但在同學幫助下她當起了國小教員,教了半年,從好友王劍虹那裡得知上海有一個很好的求學機會,1922年,二人成功進入這所學校求學。

“紅色女特工”王一知,三次拒絕中央的任職邀約,堅持回鄉當老師

當時的平民女校是中國共産黨以“提倡平民教育”為民開設的黨團活動機關,李達為校長,并有陳獨秀、陳望道、沈雁冰給她們講課。

1922年,劉少奇同志從蘇聯回國,常來到該學校,同學們向他提問,他一個個記下來并耐心回答。

之後,加入馬列主義研究會,經少奇同志介紹加入了共産黨,1922年冬,随黨中央、團中央一起遷到了北京,并安排其在李大钊家中寄居了一個月。

這期間李大钊的每一次講話都讓她的眼界開闊一次,讓她深刻的意識到婦女運動的重要性,如李大钊所說:

婦女不光要争女權,還要争人權和工作的權利,要把婦女運動和勞工運動結合在一起,引導更多女同學關心政治争鬥。

王一知的革命婚姻

她把李大钊的話牢牢地記在了心裡,并暗暗的決定一定要把黨的工作做好。1923年下半年,王一知進入中共上司下的上海大學讀書,她一邊讀書一邊做女學生的說服,還在婦女協會工作。

巧的是,她遇到在這裡擔任教員的張太雷,還在同一個小組過組織生活,王一知在之前就知道張太雷這個人,對他很有好感,并且還得到過他的幫助。

那是在她還在平民學校讀書的時候,雖然半工半讀,但女同學們還是為湊不足學費擔憂,一天她們收到一個放在宿舍地闆上的包,裡面還裝着一套衣服,附着一張紙條,寫道:這衣服你們拿去當了吧。

王一知認識這是張太雷在參加蘇聯第三次國際代表大會時,在地攤上買的兩套西裝中的一套,這一舉動讓同學們感受到了革命間的真摯情誼,她也對張太雷産生了欽佩之情。

“紅色女特工”王一知,三次拒絕中央的任職邀約,堅持回鄉當老師

(王一知與她和張太雷的兒子)

随後兩人便經常見面,共同讨論問題,也漸漸産生了愛慕之情。但是不久後,張太雷便随代表團到蘇聯考察軍事、政治、黨務,又先後參加了幾次國際代表大會,一年多兩人都斷絕了聯系。

1924年底歸來後,二人交往也更加頻繁,1925年,張太雷當選為共産主義青年團中央書記,忙碌的工作着,王一知默默地關心着他,幫他分擔。

同年,黨派張太雷同志去廣州任命國民政府蘇聯顧問鮑羅廷的助手,她也一同前往,兩人生活在了一起,既是革命戰友也是夫妻,二人互相鼓勵,共同進步。

張太雷常鼓勵她:

筆杆和舌頭是我們革命鬥争的武器,不寫不講是不對的,要不斷運用。

在他的鼓勵下,王一知大着膽子在群衆大會上講話。

随後還在鄧穎超上司的廣州婦女協會任宣傳部主任,她和鄧穎超、蔡暢等同志都在《光明》周刊上發表了宣傳革命以及鼓舞婦女加入革命運動等的文章。

“紅色女特工”王一知,三次拒絕中央的任職邀約,堅持回鄉當老師

(鄧穎超同志)

1927年,上海發生“四一二事變”,長沙也發生了“馬日事變”,張太雷因工作需要被調離,7月15日汪精衛公開反共,大革命就這樣失敗了。此時王一知臨産,張太雷讓王一知設法到上海生孩子。

産後第二天張太雷突然回家,王一知十分開心,精心照料了20天之後,一天早上,張太雷匆匆離别,王一知沒想到這竟是永别,張太雷在廣州起義時在前往指揮戰鬥的途中遭敵人伏擊,不幸犧牲,當時的他隻有29歲。

革命戰鬥中的“紅色女特工”

“紅色女特工”王一知,三次拒絕中央的任職邀約,堅持回鄉當老師

丈夫犧牲後,王一知受到了極大的打擊,黨中央對她進行了親切的關懷和照料,翟秋白、周恩來、劉少奇等上司常常來看望她,這使得王一知更加堅定了革命的信念,于是化悲痛為力量,堅持在白區地下争鬥長達十年的時間。

王一知為革命事業作出的努力,讓所有人都不得不對這個女同志肅然起敬,稱她為“女特工”并不擡舉,因為她實實在在為抗日戰争的勝利貢獻出了自己的力量......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後,她與十幾位女同學剪發明志組成救國團,是以也成為了此次運動中的學生領袖,積極響應一切愛國運動。1925年五卅運動發生,她在陳獨秀派遣下從事勞工運動,并參加了日本槍殺顧正紅的擡屍遊行。

“紅色女特工”王一知,三次拒絕中央的任職邀約,堅持回鄉當老師

(五卅運動)

1937年抗日戰争爆發後,王一知回到老家開了書店,開拓後方抗日工作,傳播抗戰和新文化知識。

1938年,抗日戰争全面爆發後,王一知奉周恩來之命假扮婦女的身份,負責掩護在上海設立的三個秘密電台——李白台、楊健生台和鄭執中台,定期與延安的黨傳遞消息,保證黨可以及時了解敵人的動向并做出下一步的應對政策。

1942年9月,李白台暴露,負責人李白也被捕,王一知不顧個人安危,保護好機密要件,及時轉移了另外兩部電台,并作了财産的善後處理,讓黨減少了損失,之後又機智地救出了李白。

這段工作被傳為佳話,王一知的聰明才智也被許多人知曉,包括毛澤東在内的一些上司,但她仍十分低調,不居功自高,在國民黨的白色恐怖下,王一知依舊堅持黨的工作,移居重慶,為組織繼續傳遞情報。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永不消逝的電波》這個老電影,劇中女主人公,也就是那個地下女交通員,她的原型就是王一知。

“紅色女特工”王一知,三次拒絕中央的任職邀約,堅持回鄉當老師

(影視資料)

三次拒絕中央任職,她表示:願為教育事業奉獻!

1945年8月底,毛澤東和周恩來到達重慶,與國民黨進行了一個多月的談判,最終達成“雙十協定”。

毛澤東提出要見王一知,由此可見,她在黨内也有着一定的分量,而王一知等人從聽說毛主席來的那刻起就十分期待,心心念念想見的毛主席近在咫尺,還要與其會面,她激動的不得了,漫長的等待中這一天終于來了。

這天晚上,一輛汽車把龔飲冰,王一知及女兒接到紅岩,毛主席、周恩來分别親自接見了她們一行人,王一知希望毛澤東可以讓她去延安鍛煉改造,毛主席以關心的口吻讓她安心在白區工作。

周恩來接見王一知時,着重表揚了她在上海電台工作的突出表現,也希望她能繼續做好地下工作,于是王一知繼續留在白區,盡心盡責的做着黨的地下工作。1948年,王一知按黨的訓示去了香港繼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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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切地毛澤東)

1949年,她又聽從黨的召喚來到了河北西柏坡,再次接受到了黨中央上司人的接見,毛澤東、周恩來、朱德都十分信任她的能力,希望她能挑起婦女工作的重擔,對她說:

“解放後,可在共和國挑選一個适合自己職位的工作”。

她婉言拒絕,表示自己想從事教育工作,和孩子們待在一起。1953年,中央再次邀請王一知,希望她可以到中央教育部擔任重要職務,但她依舊表示願意繼續在基層走進群衆,為教育工作奉獻。

1977年,黨中央向王一知同志發出第三次邀請,請她到中央部委工作,毫不意外她還是堅決拒絕,堅持在教育事業紮根:

我要把時間留給孩子們,我喜歡和孩子們相處。

我們的第一位女校長!

“紅色女特工”王一知,三次拒絕中央的任職邀約,堅持回鄉當老師

王一知不願做高官,隻願做一個普通的園丁,這一做便是一生的時間。上海解放後,她奉命在吳淞中學擔任校長。當時這所學校在戰争的破壞下,面目全非。

但她并不氣餒,帶領全體師生們鬥志昂揚的開始重整校園,在大家夜以繼日的不斷努力之下,雜草叢生,斷牆殘桓的吳淞中學逐漸恢複面貌。

但是當時剛剛解放,國民黨四處破壞,經常破壞學校秩序,擾的學生無法安心上課。王一知便又帶領大家投入到護校鬥争當中,她還經常向師生宣揚愛國主義精神,讓吳淞中學度過了這一艱難時光。

“紅色女特工”王一知,三次拒絕中央的任職邀約,堅持回鄉當老師

(早期吳淞中學)

在抗敵的同時,她還對學校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造,增設教導處,完善黨團組織,還成立了教師工會和學生會,她堅定地廢除了國民黨統治下設立的一些課程,設了政治課,加強對學生的思想教育。

不久她因工作原因被調離,但是所有人都沒有忘記王校長為吳淞中學作出的貢獻。1950年她擔任進階幹部子弟——華北中學的校長。國家将其工資定為行政8級,享受部長級待遇,她一再要求降為行政12級。

1952年,華北中學與北師大附中二部合并,她擔任副校長,1953年這所幹部子弟學校改為北師大附中,她還是擔任校長。

5月,周恩來來這所學校視察時,指出高幹子弟不應做“清朝的八旗子弟”,應與勞工子弟打成一片,于是1955年,改為普通中學,劃歸北京市教育局上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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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零一中學)

一些老師和校上司想不通,王一知為激勵大家,在一番密切考慮後向北京教育局提出,希望可以把學校改名為“一〇一中學”,她說:

“如果過去有成績那就用‘一〇〇’來表示,‘一’是新的起點,讓我們從一開始”。

這一建議不僅得到了教育局的準許,也得到了周恩來總理的認可,給予了高度的肯定。她全面貫徹黨的教育方針,培養學生們熱愛勞動,尊敬師長,刻苦學習,她告訴同學們他們肩上的責任,一定要一代勝一代,做的比父輩的革命烈士們更好。

1964年的時候,她給劉少奇寫信,要求在全日制重點中學試行半工半讀,并決定可以由教師組織自己編寫教材。劉少奇批示後,她率先在全日制中學試行,資金不足,她便拿出自己的積蓄創辦校辦工廠,購買裝置,組織師生參加勞動。

王一知多次嘗試教育改革,既堅持理論聯系實際改革教材,又注重培養師資力量,不幾年就把學校的教學品質提高到北京市一流水準,同時還為兄弟學校輸送了一大批優秀教師。

“紅色女特工”王一知,三次拒絕中央的任職邀約,堅持回鄉當老師

(校長王一之)

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她被打成“學校的劉少奇修正主義路線代理人”,王一知遭遇冤屈,受盡折磨,直到1977年平反後,她才得以恢複校長的職務。

30年堅持,她把一生的熱情奉獻給了教育!

在王一知擔任校長的這30個年頭裡,她處處以身作則,嚴格要求自己,好幾次組織上都曾想着為他們安排條件較好的住房,但她卻堅持與師生同吃同住,不搞特殊,無一不展現着王校長不求回報的無私奉獻精神。

這些年裡王一知曾任第四、五屆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市政協委員、北京市海澱區政協副主席。1979年還榮獲北京市婦聯授予的“各行業傑出的女人”稱号。

“紅色女特工”王一知,三次拒絕中央的任職邀約,堅持回鄉當老師

直至1981年離休,她為祖國培養了一大批棟梁之材,官雖8級,工資卻一直拿的都是行政12級的工資,她努力地探索教育,提高教育品質,桃李滿天下,李鐵映、伍紹祖、施光南......等都是她當年的學生。

離休後的王一知十分懷念丈夫張太雷,想起那段美好的短暫歲月,她曾尋找丈夫的痕迹,并創作了《憶太雷》,除了這之外,早年她便寫下了《婦女解放與勞工解放》《空前的婦女大運動》等著作,晚年的時候又創作了《回憶李大钊二三事》《永不消逝的懷念——憶李白》等等作品,一生都在為革命事業的發展付出......

1991年12月17日,八寶山革命公墓的靈堂裡,全國政協、婦聯、聶榮臻、康克清......等都在向被稱之為“教育家”的校長王一知表示深切的悼念,她在90歲的時候光榮地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靈堂、哀怨、花圈......都是對她這一生的肯定,她用實際行動诠釋了為人民服務的宗旨。

“紅色女特工”王一知,三次拒絕中央的任職邀約,堅持回鄉當老師

(晚年王一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家教委主任、101中學1955年畢業生李鐵映都為王一知的辭世寫下了深情的緻詞:“......30年含辛茹苦,耕耘在學校,終至桃李芬芳......王一知校長,功不可沒......”

黑壓壓站滿了人的禮堂上,人群中能看到一些兩鬓斑白的老人,還有一些公職人員,教師,勞工等,有一些都曾是王校長的學生,師友,臨别之際,他們仍與王一知在一起,緻以最崇高的敬意,也帶着無盡的懷念......

在了解了王一知的事迹後,我不由而然的起了崇敬之意,從古至今,我們也許聽到過很多英雄轟轟烈烈的犧牲,并為之震撼感動,但是我相信,除了那些被我們熟知的故事,還有一些像王校長一樣默默奉獻的人。

他們的奉獻也許不為人知,沒有血與淚生與死的震撼,但是他們仍舊在中國發展的道路上鋪下了基石,他們所創造的價值帶給了所有人,也許微不足道,但值得讓我們緻以崇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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