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2月6日，廣州市警察局監獄中，反動派對被單獨關押在一個單人牢房中的周文雍說：“馬上就要上刑場了，你還有什麼要求嗎？”
反動派還是想要從周文雍口中得到一些關于我黨的事情，但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周文雍又怎麼會讓反動派如願？
不過，他在臨終之前确實有事情要做，他坦然地對反動派說：“我和陳鐵軍同志相愛有年，但沒有結婚，隻要求和陳鐵軍同志一起照張相。”
反動派覺得有些奇怪，因為根據他們擷取的情報，周文雍和陳鐵軍明明就是一對夫妻，不過，這不重要了，反正都是要上刑場的人，這點心願還是可以滿足的，而且可以用這樣的合照做些文章。
基于這樣的考量，反動派還真就出去找了個攝影師，帶到了監獄中，給周文雍和陳鐵軍拍下了一張合照。
這是一張很特别的合照，是周文雍和陳鐵軍在牢房的鐵窗前的合照，是周文雍和陳鐵軍的結婚照。
這張沒有婚紗的結婚照，是革命年代最美的結婚照。
照片中，周文雍和陳鐵軍沒有什麼多餘的表情，但他們眼中的堅定與莊重、自信與從容就那樣無所保留地釋放了出來。
沒有悲傷、沒有怯懦，如果不是周文雍微微蜷曲的手、兩人背後的鐵窗以及等待着兩人的刑場，很難讓人想到，照片中的兩人即将走向刑場。
尤其是照片中的陳鐵軍，她身上有那個時代大家閨秀的溫柔與優雅，有那個年代革命者的堅定和從容，她微微仰着頭，與周文雍并肩靠在一起。
心中有信仰，身邊有你，如此，足矣。
畫面定格，一張照片，是兩個年輕革命者的一生。
陳鐵軍于1904年出生于廣東佛山的一個歸僑富商家庭，陳鐵軍這個名字并不是她原本的名字，她原名叫陳燮君，她還有一個胞妹叫陳燮元，她們上面還有哥哥。
陳家是一個比較開明的家庭， 也是以，陳燮君和妹妹能夠在少年時期選擇去學校讀書。陳燮元自小就很有主見，她不願意和大部分女子那樣大門不出二門不邁，裹個小腳在家中等待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然後嫁入夫家相夫教子。
她很小的時候就說服父親去私塾讀書，盡管佛山并不是一個大地方，但廣州卻是各種文化和思想碰撞的地方，也連帶着佛山并不閉塞。
尤其是五四運動的浪潮席卷全國，佛山怎能置身事外？那段時間，15歲的陳燮君帶着11歲的陳燮元經常到街頭去聽演講、看傳單。
那些青年學生慷慨激昂的演講深深打動了陳燮君的心，尤其是有一支廣東省立女子師範學校學生組成的宣傳隊，給陳燮君的震動很強烈，她從來不知道女子也可以這樣鮮活、熱烈、有力量。
15歲的陳燮君想要成為她們中的一員，想要做一個對國家對人民有用的人，而這需要她迅速成長起來，需要她讀更多的書，顯然私塾已經不能滿足她對知識的追求。
第二年，佛山市出現了第一間新學制的女子國小，即季華高等女子國小（後來改名為鐵軍國小），該國小是一個新式國小，既然是新，自然是與舊的有很大不同，新舊碰撞之間，總有很多的聲音。
這個國小，有人高看一眼，也有人看不慣，而陳燮君知道後立刻回家要求和妹妹一起轉學到該校讀書，陳燮君的父親倒是對子女很開明，女兒願意讀，他就答應了下來。于是姐妹倆就進了這所國小。
在這所國小裡，陳燮君學習很是認真，什麼課程都能認認真真學習，她像海綿一樣吸收着新知識，而對于外界的不看好絲毫不以為意。
不過就在陳燮君快畢業的時候發生了一件事，當時陳燮君已經到了結婚的年紀，家裡給她定了一門婚事，是典型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陳燮君曾經反抗，但最終還是沒有熬過家人。
而且她曾将這件事告訴了自己的老師，老師給她的建議是，回家見一見，如果思想一緻，可以慢慢培養感情。這未嘗不是一種好方法，于是她被叫回家中與男方成婚。
按照門第來說，他們之間也算是門當戶對，但對方富則富矣，卻對陳燮君所說的那些國家和人民的大事絲毫不感興趣，他在意的隻是手中的一畝三分地，然後娶一個能幹的妻子，在家相夫教子。
很顯然，這不是陳燮君想要的，她的心中既已經有了國家和人民，又如何願意困于一室？等到從季華高等女子國小畢業之後，陳燮君就離開了家，獨自到了廣州尋找未來。
在廣州，她先是進了坤維女子中學，這是當時廣州一所著名的女子中學，但它的教育并非完全是新式教育，很大程度上，它也是在着重培養大家閨秀。
很快，陳燮元就對這所學校失望，但她一時之間也不能離開，好在當時有一個名叫譚天度的老師很關心陳燮君，他自己就是一名黨員，對進步學生很是關心。
在他的介紹下，陳燮君開始接觸《新青年》、《向導》等進步刊物，這極大地豐富了陳燮君的思想，她開始在學校裡和同學們組織讀書會和時事研究社，結合時事學習理論知識。
之後陳燮君考進了廣東大學（後來的中山大學）文學院，這學校裡，她接觸到了更多的進步思想和進步青年。
陳燮君很有心，她不止是自己進步，還帶領身邊的人進步，在假期裡，她經常會将進步的老師和學生帶到佛山，在佛山宣傳革命真理，也會将自己從前的好姐妹帶到廣州，去吸收新思想。
陳燮元就是陳燮君的忠實追随者，她幾乎是跟着姐姐的每一步走過來的，陳燮君在哪個學校讀書，她就跟到哪個學校讀書。還有他們的大嫂李淑媛，也是一起進步的女子。
自從進入中山大學讀書，陳燮君逐漸開始不滿足于理論知識，她和同學舉起了反帝反封建的大旗，走上街頭演講，走入勞工、群衆中去，不僅接受鍛煉，還去勞工子弟學校教書，和罷工勞工家屬一起工作。
她脫下學生裝，穿上勞工服裝，和普通女工一樣工作，打草鞋、縫衣服，支援北伐大軍，她在用實際行動參加革命，盡管不能去戰場，但她願意做所有自己能做的事情。
在這個過程中，她确立了自己的信仰，1926年4月，陳燮君成為一名中國共産黨，然後改名字，從陳燮君變成了陳鐵軍，她鐵了心要跟着黨走，将自己的一切奉獻給革命事業。
有意思的是，幾個月之後，陳燮元也加入中國共産黨，跟着姐姐改名為陳鐵兒，姐妹倆是要一路扶持，在革命的道路上絕不退縮，甚至獻出生命的。
陳鐵軍很快成為中山大學中共黨支部委員，後來又被選為廣東婦女解放協會秘書長兼第三屆委員，也是中共廣東區委婦女運動委員會委員。
而當時鄧穎超也在廣州，任中共廣東區委委員兼婦女部部長。
鄧穎超在廣州曾兩度懷孕，第一次是剛到廣州不久，工作剛剛展開，而周恩來則到汕頭工作。獨自一人在廣州，鄧穎超對這個孩子的到來充滿了不确定，後來她自己買了藥打掉了孩子。
第二次懷孕是在1926年，預産期是在1927年的三月底，當時的周恩來也不在廣州，而是到了上海上司勞工運動。
臨近生産，鄧穎超隻得在母親的陪伴下化名到了廣州德國教會辦的醫院待産，沒想到，鄧穎超遇到了難産，胎兒太大，生了三天三夜也沒有生下來，最後動用産鉗，孩子剛出來就夭折了，那是一個重約十斤的男孩。
産子帶來的虛弱加上孩子夭折的打擊，鄧穎超處于極度疲憊的昏迷狀态，必須要在醫院裡待久一點。然而正在這個時候，白色恐怖突然降臨，反動派開始逮捕、追殺共産黨員。我黨不得不開始撤退、隐蔽，而在醫院裡的鄧穎超處境很是危險。
中央向周恩來傳達了讓鄧穎超撤離廣州而到上海的決定，周恩來随後給鄧穎超發了一份電報，電報到了廣州，輾轉到了陳鐵軍的手上。
當時中山大學的情況并不好，已經被反動派包圍，陳鐵軍知道這份電報很重要，遂在一個晚上翻牆離開了中山大學，然後喬裝打扮成一個富家小姐，才躲過了反動派的搜捕，然後到了醫院找到了鄧穎超，将周恩來發來的電報交給鄧穎超。
鄧穎超看完之後，才知道廣州的形勢已經很不好，遂準備按照周恩來的要求離開廣州到上海去，但怎麼離開醫院是一個難題，好在醫院中有一個叫王德馨的醫生，對鄧穎超很是同情，她将鄧穎超藏在了醫院中。
等過了幾天，反動派搜完醫院之後，王德馨和陳鐵軍取得聯系，表示可以利用醫院定期派人到香港采購藥品的機會将鄧穎超送出去。
陳鐵軍覺得這個機會不錯，遂上報了組織，組織上同意了這一方案。于是，鄧穎超扮成一個護士，而其母則扮成一個女傭，被王德馨派可靠的護士送到了沙面碼頭，陳鐵軍早已等在碼頭，在她的掩護下，鄧穎超母女登上了一艘德國領事館開往香港的電船。
鄧穎超母女經香港又乘船去往上海，在海上折騰了數天，本就還在月子裡的鄧穎超身心疲憊，以至于到了上海進醫院檢查後，才發現再難懷孕了。
送走鄧穎超之後，陳鐵軍仍舊留在廣州工作，盡管白色籠罩，但他們也隻是改變了工作形式而已，開始轉為以隐蔽的形勢開展工作。
經過組織的決定，陳鐵軍奉命和周文雍假扮夫妻開展工作。
周文雍比陳鐵軍還小一歲，但他參加革命的時間比陳鐵軍要長。
周文雍出生于廣東開平縣茅崗鄉寶頂村的一個貧苦知識分子家庭，剛開始在家鄉讀了幾年私塾，後來受五四運動的影響到了廣州，考進了廣東省立甲種工業學校機械科就讀。
在該校就讀期間，周文雍加入了社會主義青年團，還擔任了學校的團支部書記，并開始加入革命，1925年周文雍加入中國共産黨，不久擔任中共廣東區委工委委員兼青年團廣東區委員會經濟鬥争委員會書記。
1927年随着白色恐怖的降臨，已經成為中共廣州市委組織部長兼工委書記并兼廣州勞工代表大會特别委員會主席的周文雍成為反動派通緝的對象，隻能秘密工作，隐蔽起來戰鬥，也是在這個時候，周文雍和陳鐵軍在組織的安排下以夫妻的身份開展工作。
他們租了一個房子，準備在廣州建立中共地下市委機關，不久之後，陳鐵軍的胞妹陳鐵兒以女傭的身份也住了進來，掩護兩人，并擔任交通員，還有陳鐵軍和陳鐵兒的嫂嫂李淑媛也住在此地。
他們的任務是繼續上司廣州勞工革命鬥争，營救被捕同志，同時以勞工糾察隊為骨幹迅速發展勞工秘密武裝，為武裝鬥争做準備。
繼南昌起義、秋收起義之後，廣州起義也在緊張的準備中，期間周文雍曾被捕，但很快就被陳鐵軍等人營救出來。12月11日，廣州起義爆發，周文雍是起義的上司者之一，而陳鐵軍和陳鐵兒等都參與了廣州起義。
雖然後來廣州起義失敗了，但它是對國民黨反對派的又一次反擊，給了中國人民以極大的鼓舞。
随後起義軍撤離廣州，有一部分改編為工農革命軍第四師，轉戰海豐、陸豐，加入到了東江地區的革命鬥争，有一部分轉移到了廣西右江地區參加戰鬥，還有一部分向北江撤退，與朱德、陳毅上司的南昌起義軍餘部會合，去往井岡山等。
周文雍原本是跟着部隊到了東江地區，随後又在組織的安排下與陳鐵軍等人一起到香港，負責安置撤退到香港的同志。
而廣州地區則遭到了反動派的極大破壞，革命組織所剩無幾。廣東省委在香港召開會議，研究了下一步的工作部署，為了重新恢複廣州的革命工作，組織上派周文雍和陳鐵軍回到廣州開展工作，恢複我黨的地下聯絡點。
周文雍和陳鐵軍于1928年1月初回到香港，很快就恢複了我黨的地下聯絡點，但随着工作的展開，兩人也被反動派盯上了。
1月27日下午四點，反動派包圍了廣州榮華北街的市委機關，當時周文雍和陳鐵軍都在機關裡，同時被捕。陳鐵兒則在鄰居的掩護下逃脫，到了香港，此前，李淑媛已經代替陳鐵軍到香港彙報工作。
就這樣，陳鐵軍和周文雍被捕入獄，因為是我黨的重要上司，兩人在獄中遭到了嚴刑拷打，各種手段都被招呼在了身上，但兩人硬是什麼都不肯說，無論是威逼還是利誘，兩人都不為所動。
陳鐵軍甚至還在獄中留下了一首《絕筆詩》：“頭可斷，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滅。壯士頭顱為黨落，好漢身軀為群裂。”
還說什麼呢？既然被抓了，就沒準備活着離開。
死亡不可怕，沒有信仰才可怕。
看着兩人始終不肯開口的樣子，反動派最終決定執行死刑。在上刑場之前，周文雍要求和陳鐵軍合照，這是結婚照，是兩人此生唯一的一張合照。
1928年2月6日，農曆元宵節，本該是阖家歡樂的日子，陳鐵軍和周文雍卻在這一天被押赴刑場。
正月裡的天氣依舊寒冷，刺骨的寒風吹着，陳鐵軍和周文雍的内心卻是火熱的，他們在被押送刑場的路上，對着沿路的百姓大喊：“打倒國民黨反動派！”“打倒帝國主義！”“中國共産黨萬歲！”
那慷慨激昂的語言是他們内心最火熱的表達，即便是反動派也不能阻止他們的這種表達。
随着他們的這種表達，反動派越來越緊張，而越來越多的群衆朝着他們靠攏，并跟着他們一起去往刑場，像是一場革命，又是一場告别。
很快，他們就被押送到了紅花崗刑場。
在刑場，周文雍繼續向圍攏而來的群衆發表演講，說着說着被反動派推搡到了一邊，而陳鐵軍則緩步走到周文雍的身邊，她對群衆說：
“人們都說我和周文雍是夫婦。其實,我們是同志關系，隻是由于革命工作需要，我們假扮夫妻住在一起罷了，工作上的互相幫助和生死與共的鬥争，把我們的心也緊緊聯系在一起，但是為了革命利益，我們顧不上談個人愛情，是以一直保持着純潔的同志關系。現在我向大家宣布：當我們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獻給了黨的時候，我們就要在這裡舉行婚禮了。讓反動派的槍聲，作為我們結婚的禮炮吧。同胞們，同志們，永别了！望你們勇敢戰鬥，共産主義一定會勝利。未來是屬于我們的。”
在倒下之前，陳鐵軍要和周文雍結婚，盡管在大家眼中，兩人是夫妻，但那隻是為了工作便利，是對外的需要，但其實兩人隻是同志關系，一起戰鬥而已。
兩人在工作中建立了很深的默契，也産生了很深的感情，但為了革命，兩人都将感情放在心底，他們沒有時間談論愛情，也不能談論愛情，早在他們決定為革命而獻身的時候就已經注定了。
隻希望革命成功，他們或許就可以真正在一起了，然而，他們沒有等來成功的那一天，當死亡降臨，他們想做的就是完成婚禮，成為真正的夫妻。
不需要刻意準備，兩個人都在，一切水到渠成。
陳鐵軍說：“開槍吧。”
周文雍說：“是呀，開槍吧。”
他們要共生死。
說完，兩個人看着彼此，陳鐵軍替周文雍整理白襯衣的領子，溫柔地拭去周文雍臉上的血迹；周文雍将口袋中的紅領巾拿出來戴在陳鐵軍脖子上，細心地撫平陳鐵軍的亂發。
他們要幹幹淨淨、整整齊齊的赴死，随後周文雍将陳鐵軍圍巾的一端搭在自己肩上，他們就那樣圍着一條圍巾，牽着手，唱起了國際歌。
歌起、槍響，鮮血出，人倒下。
這是一場特殊的婚禮，刑場是婚禮的禮堂，群衆是婚禮的見證者，國際歌是婚禮的音樂，槍聲是婚禮的禮炮，鮮血是婚禮的裝飾。
這是那個時代最别緻的婚禮，足以讓所有人銘記。
革命到底，至死不渝。
這一年，陳鐵軍24歲，周文雍23歲。如此年輕，如此壯烈。
值得一提的是，陳鐵軍的胞妹陳鐵兒犧牲的時候也是24歲，而且也是在紅花崗刑場被害的。
陳鐵兒在鄰居的掩護之下到香港之後，繼續開展革命鬥争，并于1929年與共産黨員林素一結婚，第二年，她還生下了一個男孩。
一家三口在那樣一個時代是很難保全的，1931年，陳鐵兒和林素一被港英當局逮捕，并且被移交給了國民黨，關進了廣州的監獄。
陳鐵兒被捕的時候已經懷孕，1932年3月，她在獄中生下了一個女孩。獄中的環境自然好不到哪裡去，陳鐵兒又是一個堅貞不屈的革命者，沒少遭到國民黨的嚴刑拷打，很快她就肺病複發，她的女兒在出生第三天就換上了麻疹，雙雙染病。
如果及時用藥，麻疹并非不治之症，但國民黨竟然殘忍地将陳鐵兒治療肺病的藥喂給剛出生的嬰兒。
小嬰兒如何承受如此霸道的成人藥物？很快，小嬰兒就在獄中夭折了。而陳鐵兒和林素一也沒有活着離開監獄。
1932年4月11日，反動派将陳鐵兒押赴紅花崗刑場，将其殺害，林素一在陳鐵兒之前被殺害。
四年前，陳鐵軍在紅花崗刑場被殺害，四年後，陳鐵兒也在紅花崗刑場被殺害，這對姐妹花，都死在了24歲，為了革命，獻出了寶貴的生命。
陳鐵軍死前才和周文雍完婚，雙雙被殺害，陳鐵兒和林素一有了兩個孩子，一家三口都被害。
革命的道路上，有很多的流血和犧牲，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記住曆史，砥砺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