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2月6日，广州市公安局监狱中，反动派对被单独关押在一个单人牢房中的周文雍说：“马上就要上刑场了，你还有什么要求吗？”
反动派还是想要从周文雍口中得到一些关于我党的事情，但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周文雍又怎么会让反动派如愿？
不过，他在临终之前确实有事情要做，他坦然地对反动派说：“我和陈铁军同志相爱有年，但没有结婚，只要求和陈铁军同志一起照张相。”
反动派觉得有些奇怪，因为根据他们获取的情报，周文雍和陈铁军明明就是一对夫妻，不过，这不重要了，反正都是要上刑场的人，这点心愿还是可以满足的，而且可以用这样的合照做些文章。
基于这样的考量，反动派还真就出去找了个摄影师，带到了监狱中，给周文雍和陈铁军拍下了一张合照。
这是一张很特别的合照，是周文雍和陈铁军在牢房的铁窗前的合照，是周文雍和陈铁军的结婚照。
这张没有婚纱的结婚照，是革命年代最美的结婚照。
照片中，周文雍和陈铁军没有什么多余的表情，但他们眼中的坚定与庄重、自信与从容就那样无所保留地释放了出来。
没有悲伤、没有怯懦，如果不是周文雍微微蜷曲的手、两人背后的铁窗以及等待着两人的刑场，很难让人想到，照片中的两人即将走向刑场。
尤其是照片中的陈铁军，她身上有那个时代大家闺秀的温柔与优雅，有那个年代革命者的坚定和从容，她微微仰着头，与周文雍并肩靠在一起。
心中有信仰，身边有你，如此，足矣。
画面定格，一张照片，是两个年轻革命者的一生。
陈铁军于1904年出生于广东佛山的一个归侨富商家庭，陈铁军这个名字并不是她原本的名字，她原名叫陈燮君，她还有一个胞妹叫陈燮元，她们上面还有哥哥。
陈家是一个比较开明的家庭， 也因此，陈燮君和妹妹能够在少年时期选择去学校读书。陈燮元自小就很有主见，她不愿意和大部分女子那样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裹个小脚在家中等待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然后嫁入夫家相夫教子。
她很小的时候就说服父亲去私塾读书，尽管佛山并不是一个大地方，但广州却是各种文化和思想碰撞的地方，也连带着佛山并不闭塞。
尤其是五四运动的浪潮席卷全国，佛山怎能置身事外？那段时间，15岁的陈燮君带着11岁的陈燮元经常到街头去听演讲、看传单。
那些青年学生慷慨激昂的演讲深深打动了陈燮君的心，尤其是有一支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学生组成的宣传队，给陈燮君的震动很强烈，她从来不知道女子也可以这样鲜活、热烈、有力量。
15岁的陈燮君想要成为她们中的一员，想要做一个对国家对人民有用的人，而这需要她迅速成长起来，需要她读更多的书，显然私塾已经不能满足她对知识的追求。
第二年，佛山市出现了第一间新学制的女子小学，即季华高等女子小学（后来改名为铁军小学），该小学是一个新式小学，既然是新，自然是与旧的有很大不同，新旧碰撞之间，总有很多的声音。
这个小学，有人高看一眼，也有人看不惯，而陈燮君知道后立刻回家要求和妹妹一起转学到该校读书，陈燮君的父亲倒是对子女很开明，女儿愿意读，他就答应了下来。于是姐妹俩就进了这所小学。
在这所小学里，陈燮君学习很是认真，什么课程都能认认真真学习，她像海绵一样吸收着新知识，而对于外界的不看好丝毫不以为意。
不过就在陈燮君快毕业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当时陈燮君已经到了结婚的年纪，家里给她定了一门婚事，是典型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陈燮君曾经反抗，但最终还是没有熬过家人。
而且她曾将这件事告诉了自己的老师，老师给她的建议是，回家见一见，如果思想一致，可以慢慢培养感情。这未尝不是一种好方法，于是她被叫回家中与男方成婚。
按照门第来说，他们之间也算是门当户对，但对方富则富矣，却对陈燮君所说的那些国家和人民的大事丝毫不感兴趣，他在意的只是手中的一亩三分地，然后娶一个能干的妻子，在家相夫教子。
很显然，这不是陈燮君想要的，她的心中既已经有了国家和人民，又如何愿意困于一室？等到从季华高等女子小学毕业之后，陈燮君就离开了家，独自到了广州寻找未来。
在广州，她先是进了坤维女子中学，这是当时广州一所著名的女子中学，但它的教育并非完全是新式教育，很大程度上，它也是在着重培养大家闺秀。
很快，陈燮元就对这所学校失望，但她一时之间也不能离开，好在当时有一个名叫谭天度的老师很关心陈燮君，他自己就是一名党员，对进步学生很是关心。
在他的介绍下，陈燮君开始接触《新青年》、《向导》等进步刊物，这极大地丰富了陈燮君的思想，她开始在学校里和同学们组织读书会和时事研究社，结合时事学习理论知识。
之后陈燮君考进了广东大学（后来的中山大学）文学院，这学校里，她接触到了更多的进步思想和进步青年。
陈燮君很有心，她不止是自己进步，还带领身边的人进步，在假期里，她经常会将进步的老师和学生带到佛山，在佛山宣传革命真理，也会将自己从前的好姐妹带到广州，去吸收新思想。
陈燮元就是陈燮君的忠实追随者，她几乎是跟着姐姐的每一步走过来的，陈燮君在哪个学校读书，她就跟到哪个学校读书。还有他们的大嫂李淑媛，也是一起进步的女子。
自从进入中山大学读书，陈燮君逐渐开始不满足于理论知识，她和同学举起了反帝反封建的大旗，走上街头演讲，走入工人、群众中去，不仅接受锻炼，还去劳工子弟学校教书，和罢工工人家属一起工作。
她脱下学生装，穿上工人服装，和普通女工一样工作，打草鞋、缝衣服，支援北伐大军，她在用实际行动参加革命，尽管不能去战场，但她愿意做所有自己能做的事情。
在这个过程中，她确立了自己的信仰，1926年4月，陈燮君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然后改名字，从陈燮君变成了陈铁军，她铁了心要跟着党走，将自己的一切奉献给革命事业。
有意思的是，几个月之后，陈燮元也加入中国共产党，跟着姐姐改名为陈铁儿，姐妹俩是要一路扶持，在革命的道路上绝不退缩，甚至献出生命的。
陈铁军很快成为中山大学中共党支部委员，后来又被选为广东妇女解放协会秘书长兼第三届委员，也是中共广东区委妇女运动委员会委员。
而当时邓颖超也在广州，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兼妇女部部长。
邓颖超在广州曾两度怀孕，第一次是刚到广州不久，工作刚刚展开，而周恩来则到汕头工作。独自一人在广州，邓颖超对这个孩子的到来充满了不确定，后来她自己买了药打掉了孩子。
第二次怀孕是在1926年，预产期是在1927年的三月底，当时的周恩来也不在广州，而是到了上海领导工人运动。
临近生产，邓颖超只得在母亲的陪伴下化名到了广州德国教会办的医院待产，没想到，邓颖超遇到了难产，胎儿太大，生了三天三夜也没有生下来，最后动用产钳，孩子刚出来就夭折了，那是一个重约十斤的男孩。
产子带来的虚弱加上孩子夭折的打击，邓颖超处于极度疲惫的昏迷状态，必须要在医院里待久一点。然而正在这个时候，白色恐怖突然降临，反动派开始逮捕、追杀共产党员。我党不得不开始撤退、隐蔽，而在医院里的邓颖超处境很是危险。
中央向周恩来传达了让邓颖超撤离广州而到上海的决定，周恩来随后给邓颖超发了一份电报，电报到了广州，辗转到了陈铁军的手上。
当时中山大学的情况并不好，已经被反动派包围，陈铁军知道这份电报很重要，遂在一个晚上翻墙离开了中山大学，然后乔装打扮成一个富家小姐，才躲过了反动派的搜捕，然后到了医院找到了邓颖超，将周恩来发来的电报交给邓颖超。
邓颖超看完之后，才知道广州的形势已经很不好，遂准备按照周恩来的要求离开广州到上海去，但怎么离开医院是一个难题，好在医院中有一个叫王德馨的医生，对邓颖超很是同情，她将邓颖超藏在了医院中。
等过了几天，反动派搜完医院之后，王德馨和陈铁军取得联系，表示可以利用医院定期派人到香港采购药品的机会将邓颖超送出去。
陈铁军觉得这个机会不错，遂上报了组织，组织上同意了这一方案。于是，邓颖超扮成一个护士，而其母则扮成一个女佣，被王德馨派可靠的护士送到了沙面码头，陈铁军早已等在码头，在她的掩护下，邓颖超母女登上了一艘德国领事馆开往香港的电船。
邓颖超母女经香港又乘船去往上海，在海上折腾了数天，本就还在月子里的邓颖超身心疲惫，以至于到了上海进医院检查后，才发现再难怀孕了。
送走邓颖超之后，陈铁军仍旧留在广州工作，尽管白色笼罩，但他们也只是改变了工作形式而已，开始转为以隐蔽的形势开展工作。
经过组织的决定，陈铁军奉命和周文雍假扮夫妻开展工作。
周文雍比陈铁军还小一岁，但他参加革命的时间比陈铁军要长。
周文雍出生于广东开平县茅岗乡宝顶村的一个贫苦知识分子家庭，刚开始在家乡读了几年私塾，后来受五四运动的影响到了广州，考进了广东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机械科就读。
在该校就读期间，周文雍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还担任了学校的团支部书记，并开始加入革命，1925年周文雍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工委委员兼青年团广东区委员会经济斗争委员会书记。
1927年随着白色恐怖的降临，已经成为中共广州市委组织部长兼工委书记并兼广州工人代表大会特别委员会主席的周文雍成为反动派通缉的对象，只能秘密工作，隐蔽起来战斗，也是在这个时候，周文雍和陈铁军在组织的安排下以夫妻的身份开展工作。
他们租了一个房子，准备在广州建立中共地下市委机关，不久之后，陈铁军的胞妹陈铁儿以女佣的身份也住了进来，掩护两人，并担任交通员，还有陈铁军和陈铁儿的嫂嫂李淑媛也住在此地。
他们的任务是继续领导广州工人革命斗争，营救被捕同志，同时以工人纠察队为骨干迅速发展工人秘密武装，为武装斗争做准备。
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之后，广州起义也在紧张的准备中，期间周文雍曾被捕，但很快就被陈铁军等人营救出来。12月11日，广州起义爆发，周文雍是起义的领导者之一，而陈铁军和陈铁儿等都参与了广州起义。
虽然后来广州起义失败了，但它是对国民党反对派的又一次反击，给了中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
随后起义军撤离广州，有一部分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师，转战海丰、陆丰，加入到了东江地区的革命斗争，有一部分转移到了广西右江地区参加战斗，还有一部分向北江撤退，与朱德、陈毅领导的南昌起义军余部会合，去往井冈山等。
周文雍原本是跟着部队到了东江地区，随后又在组织的安排下与陈铁军等人一起到香港，负责安置撤退到香港的同志。
而广州地区则遭到了反动派的极大破坏，革命组织所剩无几。广东省委在香港召开会议，研究了下一步的工作部署，为了重新恢复广州的革命工作，组织上派周文雍和陈铁军回到广州开展工作，恢复我党的地下联络点。
周文雍和陈铁军于1928年1月初回到香港，很快就恢复了我党的地下联络点，但随着工作的展开，两人也被反动派盯上了。
1月27日下午四点，反动派包围了广州荣华北街的市委机关，当时周文雍和陈铁军都在机关里，同时被捕。陈铁儿则在邻居的掩护下逃脱，到了香港，此前，李淑媛已经代替陈铁军到香港汇报工作。
就这样，陈铁军和周文雍被捕入狱，因为是我党的重要领导，两人在狱中遭到了严刑拷打，各种手段都被招呼在了身上，但两人硬是什么都不肯说，无论是威逼还是利诱，两人都不为所动。
陈铁军甚至还在狱中留下了一首《绝笔诗》：“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
还说什么呢？既然被抓了，就没准备活着离开。
死亡不可怕，没有信仰才可怕。
看着两人始终不肯开口的样子，反动派最终决定执行死刑。在上刑场之前，周文雍要求和陈铁军合照，这是结婚照，是两人此生唯一的一张合照。
1928年2月6日，农历元宵节，本该是阖家欢乐的日子，陈铁军和周文雍却在这一天被押赴刑场。
正月里的天气依旧寒冷，刺骨的寒风吹着，陈铁军和周文雍的内心却是火热的，他们在被押送刑场的路上，对着沿路的百姓大喊：“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
那慷慨激昂的语言是他们内心最火热的表达，即便是反动派也不能阻止他们的这种表达。
随着他们的这种表达，反动派越来越紧张，而越来越多的群众朝着他们靠拢，并跟着他们一起去往刑场，像是一场革命，又是一场告别。
很快，他们就被押送到了红花岗刑场。
在刑场，周文雍继续向围拢而来的群众发表演讲，说着说着被反动派推搡到了一边，而陈铁军则缓步走到周文雍的身边，她对群众说：
“人们都说我和周文雍是夫妇。其实,我们是同志关系，只是由于革命工作需要，我们假扮夫妻住在一起罢了，工作上的互相帮助和生死与共的斗争，把我们的心也紧紧联系在一起，但是为了革命利益，我们顾不上谈个人爱情，因此一直保持着纯洁的同志关系。现在我向大家宣布：当我们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献给了党的时候，我们就要在这里举行婚礼了。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结婚的礼炮吧。同胞们，同志们，永别了！望你们勇敢战斗，共产主义一定会胜利。未来是属于我们的。”
在倒下之前，陈铁军要和周文雍结婚，尽管在大家眼中，两人是夫妻，但那只是为了工作便利，是对外的需要，但其实两人只是同志关系，一起战斗而已。
两人在工作中建立了很深的默契，也产生了很深的感情，但为了革命，两人都将感情放在心底，他们没有时间谈论爱情，也不能谈论爱情，早在他们决定为革命而献身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
只希望革命成功，他们或许就可以真正在一起了，然而，他们没有等来成功的那一天，当死亡降临，他们想做的就是完成婚礼，成为真正的夫妻。
不需要刻意准备，两个人都在，一切水到渠成。
陈铁军说：“开枪吧。”
周文雍说：“是呀，开枪吧。”
他们要共生死。
说完，两个人看着彼此，陈铁军替周文雍整理白衬衣的领子，温柔地拭去周文雍脸上的血迹；周文雍将口袋中的红领巾拿出来戴在陈铁军脖子上，细心地抚平陈铁军的乱发。
他们要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赴死，随后周文雍将陈铁军围巾的一端搭在自己肩上，他们就那样围着一条围巾，牵着手，唱起了国际歌。
歌起、枪响，鲜血出，人倒下。
这是一场特殊的婚礼，刑场是婚礼的礼堂，群众是婚礼的见证者，国际歌是婚礼的音乐，枪声是婚礼的礼炮，鲜血是婚礼的装饰。
这是那个时代最别致的婚礼，足以让所有人铭记。
革命到底，至死不渝。
这一年，陈铁军24岁，周文雍23岁。如此年轻，如此壮烈。
值得一提的是，陈铁军的胞妹陈铁儿牺牲的时候也是24岁，而且也是在红花岗刑场被害的。
陈铁儿在邻居的掩护之下到香港之后，继续开展革命斗争，并于1929年与共产党员林素一结婚，第二年，她还生下了一个男孩。
一家三口在那样一个时代是很难保全的，1931年，陈铁儿和林素一被港英当局逮捕，并且被移交给了国民党，关进了广州的监狱。
陈铁儿被捕的时候已经怀孕，1932年3月，她在狱中生下了一个女孩。狱中的环境自然好不到哪里去，陈铁儿又是一个坚贞不屈的革命者，没少遭到国民党的严刑拷打，很快她就肺病复发，她的女儿在出生第三天就换上了麻疹，双双染病。
如果及时用药，麻疹并非不治之症，但国民党竟然残忍地将陈铁儿治疗肺病的药喂给刚出生的婴儿。
小婴儿如何承受如此霸道的成人药物？很快，小婴儿就在狱中夭折了。而陈铁儿和林素一也没有活着离开监狱。
1932年4月11日，反动派将陈铁儿押赴红花岗刑场，将其杀害，林素一在陈铁儿之前被杀害。
四年前，陈铁军在红花岗刑场被杀害，四年后，陈铁儿也在红花岗刑场被杀害，这对姐妹花，都死在了24岁，为了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陈铁军死前才和周文雍完婚，双双被杀害，陈铁儿和林素一有了两个孩子，一家三口都被害。
革命的道路上，有很多的流血和牺牲，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记住历史，砥砺前行。